太空探索：人类参与的成本与效率挑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思虑清楚：一种岗位角色的弥足珍贵之处是什么。试想一下太空探险家这类角色吧。我们有理由盛赞人类太空探险家的功绩和成就，我们崇拜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以及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目前，在太空探索领域，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员必不可少，但数字革命迫使我们认真思考人类在太空探索上的价值所在。

有一种观点认为太空探索强调的是效率，因而人类太空探险家应当即刻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将数据的获得作为太空探索的唯一目的。随着人类收集并分析的数据日益增多，人类对于宇宙及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我们展开太空飞行任务以收集无法通过望远镜或其他地基技术获取的数据，然后通过分析此类数据揭示有关宇宙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新知。

长久以来，人类对于将真人送入太空或送上其他行星乐此不疲，从上述视角来看，这种经久不衰的兴致倒显得有几分令人迷惑不解。不妨思量一下将人类送上火星的愿望吧。人类在奔赴火星的旅程中遇到的环境条件以及火星上固有的环境与人类在身心进化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有天壤之别，因而人们不禁疑窦丛生：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是否能够承受在火星与地球之间的穿梭之旅？对于太空探索任务的规划者而言，人类的参与意味着异常高昂的成本。火星登陆计划中囊括的许多设备都需要专门配备，以满足维持人类生存与愉悦的需要。人类宇航员也需要其他人的陪伴，以免其在飞往火星的数月时间里精神崩溃。每增加一名宇航员便需要相应增加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以保证他们有氧气可呼吸，有水可喝，有食物可吃，并能保持愉悦的心情。我们要将这些困难放在大背景中考量——人类已多次成功地向火星发射无人探测器。

诚然，曾经有些意外险情是由人类宇航员排除的。199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派出的火星气候轨道探测器因地面人员在计算推进器动力时未能将英制单位磅转化为公制单位牛顿而在火星大气层起火燃烧。如果当时有人类宇航员在场，这一差错可能会得到及时纠正。但这种对于人类宇航员寄予的厚望将过度深化人类例外论信仰。与人类的参与相伴而来的是成本。火星气候轨道探测器的失败是一次挫折，但如果当时有人类宇航员在场而他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差错，这恐怕就是一场悲剧了。

当人类参与太空任务利大于弊时，以效率为先的理念便会自然而然地让太空任务规划者接受与载人航空计划相伴的种种负担。对于如何正确衡量究竟何时该让人类参与其中，我们有一条建议可供参考：“机器人……高度适宜需要完成精密或重复性测量、机动动作的太空任务，或者持续时间漫长的太空任务，而人类则更适合包含决策制定，或是需要科学家不断进行调整与干预的太空任务。”人类决策的重要性在1970年一项失败的登月计划——“阿波罗13号”的故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类用聪明才智拯救了一艘原本似乎在劫难逃的飞船。当时，“阿波罗13号”的氧气罐发生爆炸，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逸散到太空中。我们很难想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当时能够设计出相应的技术，使机器拥有像“阿波罗13号”飞船上三位宇航员一样的全局问题解决能力。这些宇航员运用灵活的头脑化解了此次飞行任务规划者始料未及的危机。

我们或许会震撼于“阿波罗13号”宇航员的英雄事迹，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两大相生相伴的偏见——对机器的成见以及对于“人类例外论”的深信不疑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当想到，将人类送往火星并负责收集火星相关数据的技术正在经历指数级的飞跃。现在的机器所面临的限制将不再成为未来太空探索技术的短板。我们用在驾驶无人汽车及无人机上的基础技术同样可以被轻松运用到宇宙飞船上。(www.xing528.com)

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在1995年执导的电影《阿波罗13号》另辟蹊径，体现了人们对人类太空探索的普遍关注。随着人类太空探险家周遭的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人类似乎就只能黯然出局。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这种评估结论是建立在效率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太空探险家的低效将使他们在各类技术面前失去竞争力。

但是，当我们将太空探索视为一种社会型工作时，人类就成了太空任务中真正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当我们听到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名言“个人的一小步”时，脑海中便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脚伸进了他那双超大号的太空靴中。当地球上的电视观众听到阿姆斯特朗说“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时，我们便会好奇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是一小步，而对于全人类而言那却是一大步吗？我们在间接地体验着人类中的第一人踏足异度空间时的激越昂扬。据估计，当时约有6亿电视观众在间接地体验人类踏入外星世界时的所知所感。我们幻想着阿姆斯特朗的雀跃激动，好奇地猜想第二位登上月球的人——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是否会为自己风头尽失而感到失落。有些人或许还会对废弃的火星漫游车产生同情。在光荣服役数载之后，“精神号”（Spirit）火星探测器，也称火星探测漫游车-A（MER-A，Mars Exploration Rover-A），就静静地躺在了火星表面。没有人会郑重考虑要采取措施，模仿小说及其同名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的桥段，像将其中虚构的人类宇航员马克·沃特尼（Mark Watney）营救回地球一样，将“精神号”火星探测器也救回来。虽然人们不禁对“精神号”火星探测器心生怜悯，但它却没有可与我们心意相连的情绪感受。被丢弃的探测器与为了给飞船减重而被扔掉的烤面包机相比，带给我们的感受并没有什么差别。

人类宇航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体验经历对人类而言很重要。我们将同胞送上火星，那么地球上的所有人便都可以将自己代入宇航员的角色，感觉仿佛到达火星的人就是自己。我们在观看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比赛时也能体会到这种感同身受的愉悦，而这种愉悦是我们无法从计算机“深蓝”身上获得的，即便后者的棋艺比前者还要略高一筹。我们想了解火星上是什么样的，当我们把同胞送上火星时，到达火星这件事便被赋予了社会意义。我们渴望太空探险家告诉我们，在这颗红色星球表面上行走是什么感觉。将太空探索视为社会型工作的人同样关注与人类太空探险家相伴的低效。这些人会努力开发各项技术以提高人类的效率并照顾到人类方方面面的尴尬需求。如果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人类是太空探索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这种努力的着眼点就是明智的。

当萨莉·赖德（Sally Ride）登上“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时，她就成了世界上首位成功进入太空的女性。萨莉以惊人的效率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中执行了相关任务，但除此以外，她还扮演着一种社会角色——作为一名女性进入太空。在升空之前，赖德遇到了各种诋毁她的问题——航天飞行是否会损坏她的生殖器，以及万一事情不妙，她会不会哭鼻子，等等。她迈上航天飞机的一小步，对于全体女性而言却是一大步。我们听过许许多多故事，讲述尼尔·阿姆斯特朗的首次月球漫步如何令年轻的男孩浮想联翩。那么，年轻的女孩会更容易将自己代入萨莉·赖德的角色，在遐想中遨游太空。

假设我们未来完全任由效率为先的价值观主导太空探索领域，那么随着数字技术集成包的发展，人类将在这一领域完全销声匿迹。我们会将探测器送入太空收集数据，获取的部分数据可以直接由探测器上自带的机器进行分析，另一部分则会被传输回地球，由更加强大的机器进行智能处理。这样的未来图景与好莱坞反乌托邦影片中机器反抗人类创造者的场景大同小异。让机器代表人类探索太空虽然也有几分道理可言，但人类的决策与机器的探索之间却将被完全剥离开。在讲述阿波罗计划的经典电影中，太空航行的地面指挥中心挤满了大汗淋漓、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人类，而这种场景今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效率惊人的机器智能地从接收到的海量数据中探索规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