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崛起：近代工业在上海的兴盛

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上海是江海交通的枢纽，地理位置优越，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对外开埠后，由于靠近江浙等传统蚕桑产区，上海成为欧美各国纺织品原料进口和舶来纺织品出口的重要集散中心，短短十年间进出口货物的总值已超越广州。一些洋行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开始在上海建立近代工厂。咸丰十一年（1861），以英商怡和洋行兴建的机器缫丝厂——怡和纺丝局（图2-20） 为契机，旗昌、瑞纶等洋行先后在上海开办机器缫丝厂，但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和输入机器才合法化，英美等西方诸国纷纷来沪设厂。另外，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示范作用，洋务派官员、民族资本家等在沪投资设厂的热潮掀起，棉纺织业、缫丝业、丝织业、毛纺织业等迅速崛起，并在竞争中产生了几个举足轻重的纺织企业集团，由此上海成为中国近代纺织业生产的中心。

图2-20　怡和纺丝局

以棉纺织业为例，上海的棉纺织业历史悠久，自元代黄道婆将棉纺技术传入松江地区后，明清时期上海已成为手工棉纺织业中心，棉产量和棉纺织技术都为全国之翘首，当时的史书称上海地区“俗务纺织，……线绫、三梭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光绪四年（1878），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杨树浦建立了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由于清廷规定海关除有特殊许可证外，不许进口棉纺织机器，在此规定庇护下19世纪90年代初期官督商办的近代棉纺织企业开始有所扩张。经过十几年的官局独织，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民营棉纺织业迎来第一个快速发展期，在沪的中外人士迅速加入到新建工厂的行列，于是纱厂逐渐开设，机器逐渐推广，往往不出一年就完成进口机器、厂房兴建，当年仅杨树浦一隅之地，已有五厂。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办，杨树浦地区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纺织工人聚居地，可以就近获得劳动力，同时这里的城市公共事业、市政设施发展较早，道路、码头设施相对完善，可以为工厂提供便捷的交通，因此新建的棉纺织企业多围绕织布局新设厂房，形成了一个沿杨树浦路和杨树浦港，延伸至周家嘴路一线的T形棉纺织工业区，以英商、华商厂家为主。民国十七年（1928），杨树浦所在的沪东地区已有棉纺厂10家、资本在5000元以上的棉织厂9家，棉纺织工人达到49033人，占上海棉纺织工人的47.32%。^[40]上海的另一个纱厂区集中在西苏州河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苏州河沿岸的首家棉纺织企业——裕源纱厂设立在叉袋角地区，之后逐渐从公共租界扩展到越界筑路区劳勃生路、极司菲而路一带，在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曹家渡、谈家渡等地也出现了新式棉纺织厂，以日商厂家为主，并且发展迅速，后来居上。^[41]民国二年（1913）时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掌握了全国纱锭的58.4%^[42]，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底，全市已有纱锭175万余枚、布机1.29万余台，其中华商为77.31万余枚、6140台，日商为71.95万余枚、3969台，英商为25.78万余枚、2800台。^[43]（图2-21）

图2-21　全国及上海纱厂、纱锭数量统计（1889—1936）

上海能成为中国棉纺织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发展中形成了几个大型企业集团，其中以外商集团起步最早，包括日资的东洋纺绩、日本棉花、上海纺绩、上海绢丝制造（即公大纱厂）和英资的怡和。华资中的棉纺织企业集团出现于民国初年，最早的是聂氏家族的恒丰纺织新局及有关联的大中华纱厂、华丰纱厂，最高峰时期有纱锭近4.5万枚。20年代中期出现的荣氏申新集团是上海棉纺织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民国四年（1915）创立，当时定名申新纺织无限公司（图2-22），资本30万元，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无暇东顾之机迅速崛起，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其他民族纺织企业。民国二十一年（1932），申新集团已发展成9个纺织厂，其中7个厂都在上海。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共有纱锭57万余枚、织布机5304台，占当时全国（除东北外）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纱锭总数的19.9%，织布机总数的20.8%。^[44]由华侨郭乐、郭顺兄弟创建于民国十年（1921）的永安纺织公司（图2-23）位于杨树浦棉纺织工业区，下设永安一至五厂及印染厂等，拥有纱锭20.36万余枚、织布机1544台、印染机236台，年产棉纱7.81万件、棉布89.18万匹、印染布93.6万匹，有职工1.1万人，在生产规模、资产和职工数等方面仅次于申新集团。^[45]

图2-22　上海申新纺织无限公司

图2-23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www.xing528.com)

上海的丝织业起步很晚，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南京、杭州等江南丝织产区陷入战争，一些丝织业人士携机避难于上海，当时在土瓜湾一带就有将近200台手工织机，以织造日本和服腰带绸为主。但恢复和平之后，这些机户大多又迁回原地，据江海关四等A级帮办E. 罗契的调查，光绪六年（1880）时上海全市只有80台织机，以生产“次等平纹缎类织物”为主。^[46]直至辛亥革命时，全市的织机也仅有105台。^[47]

但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丝织业得到空前发展，其机器化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南京、苏州和杭州等传统丝织业生产地区（图2-24），在丝织业近代化进程下若“论新式织绸业之发展，当以上海为中心”^[48]。上海机器丝织业的发展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辛亥革命后到民国十六年（1927）。辛亥革命后，丝织业的生产工具出现了革新，杭州率先从日本引入铁机，出产的产品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也比手工织机优良。随即上海丝织业也开始将铁机引入生产，民国四年（1915）新开设的肇新绸厂引入9台瑞士产电力丝织机，这不仅是上海，也是整个江南地区乃至全国第一家以电力为动力的近代丝织厂。此后，电力丝织厂在上海持续发展，原有的一些铁机工场也迅速向电力丝织厂过渡，而手工织机机户则大多转为丝织工厂工人。经过十三年的发展，到民国十六年（1927）时上海共有22家电力丝织厂，并且其中大部分是20台电力织机以上的大中型丝织厂，电力丝织机总共达1600多台，这是上海机器丝织业的开创和发展阶段。之后四年（1928—1931）则是上海机器丝织业第二个发展阶段，其间，新开设了475家小型丝织厂，共拥有3769台电力丝织机。^[49]

图2-24　1936—1937年南京、苏州、杭州和上海地区丝织机分布对比

（此图据《上海丝绸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丝绸志》第172页改制）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机器丝织业生产的新中心，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有充足的电力供应。电力丝织厂的开办需要有电力驱动的马达装置来驱动织机运转，上海在光绪八年（1882）就有电力供应，而杭州和苏州则分别要晚至民国七年（1918）和民国十五年（1926）才开始有工业用电供应。上海的供电不仅日夜不间断，而且马达电比照明电费用低一半多，政府还鼓励多消费，超过定额还有折扣。由于上海通商口岸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内外采办绸缎的客商大多集中于此，单是采办丝绸的印度洋行就有12家之多。上海在原料和先进机械的引进以及产品销售方面也较苏杭等地更为便利，如机器丝织厂创办初期时多从瑞士、美国、日本等国购买机器，而这些国家在上海都设有推销设备的洋行，后来，随着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上海本地也能制造国产电力丝织机和准备机械。此外，上海还是人造丝的起卸口岸，相比之下，杭州的机器丝织业要获得此种原料还需多交一道税款。另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因为上海没有强大的传统丝织业，因而在变革和实现近代化的进程中阻力不大，这也是上海能在民国时期迅速崛起为机器丝织业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