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国辉
《申报》原全称《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是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晚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经历了清末、民国直至上海解放，历时77年零26天，出版25599期的《申报》，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申报》的宗旨是“行业营生为计”，即办报是为了“营利”，把报馆作为企业来经营。在形式上表现出民间私营特征，使得其传播行为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系统之外，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和公共品格。《申报》从创刊之日起就强调一切可以使人耳目一新的事件、人物、文化教育都在它的登载范围之内。因此，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极其丰富，内容涉及面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思想革命波澜壮阔，预示着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与文化革命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多元文化，深刻反思，积极选择。上海由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在建立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实践中处于领先的局面，并且在这一进程中逐步确立了全国教育重镇的地位。[1]1919—1927年，为新教育运动时期，《申报》对此也做了大量的报道。透过这些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上海教育的一些特点，进而可以折射民国时期社会的一些状况。
（一）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女子教育发展迅速
上海的普通教育事业在全国是实行得最早的，1886年以后陆续有南洋公学、育才学塾、务本女校和爱国女校等第一批学校成立，在全国开风气之先。民国初年上海有公立的小学近200所，到1921年全市公立小学已达到近400所。[2]上海的教育在办学的主体上，既有公办、团体办，也有私人办，而且以私人办为主；在办学的形式上，既有正规学校，也有大量补习学校、函授学校，甚至还有工学团等。上海商科大学学生“鉴于商徒失学，亟图挽救起见，爰有平民学校之设”。[3]上海职业中学“为满足附近居民户之要求与培养学生基本学力起见，添设附属小学”。[4]因“私立中学甚多，其所授学科，是否完备，管理教授是否认真，自应加以考察”，[5]为此，上海教育界谢守恒、朱仁方、黄绍兰、张惠如等“缘特发起上海私立中小学校联合会”。[6]这一时期，为了扩大生源，教育的招生广告也逐渐增多，如“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7]“上海群治大学”、[8]“上海女子师范学校”[9]等。
与上海社会的开放和发展相适应的是，上海的女子教育发展也十分迅速。“近年来亦极提倡女子教育，如欲一过强盛，女子教育决不可忽视”。[10]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一些女校纷纷的建立。
1919—1927年上海创办的重要女子学校情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妇女志》第十篇，女子教育和妇女保健、文化事业；第一章，女子的教育。
（二）学科设置种类增多，注重学生全面培养
在新教育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各种综合性的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纷纷涌现，其学科门类非常广泛，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商业管理、金融、交通、运输、通讯、建筑、医疗卫生、外语、打字、会计、簿记、家政、戏剧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11]而且一些学科的门类也逐渐细化，如西门美专函授学校“内容分甲乙两大组：甲组为绘画实习，分第一、第二两部，每部各分五科；乙组为艺术教育理论，分第三、第四两部，总分六科”。[12]上海的中等学校特别重视教学质量，因为毕业生不受欢迎，不仅学校的名誉受到损失，并且影响到生存，所以“平日课程及实习，颇取严格主义”。[13]当然为了保证教育的质量，一些学校采取“引进人才”的做法，“美术专门女学，在内附设幼稚园，美术科分刺绣、图画、音乐三科，延聘东西洋归国高材生担任功课”。[14]
这一时期的教育，除课堂教学外，还积极提倡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陶冶和培养学生的兴趣与才能，使学生于正课之外能随个人兴趣，对于文学、科学、艺术、演说等各方面，获得充分的训练，从而贯彻学以致用的宗旨。复旦大学学生所组织的公民服务会演讲部及国语演说辩论会，“素以辅助社会教育，练就演说能力为宗旨”。[15]并且一些学生团体经常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如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北四川路横浜路中央大会堂，举行同乐大会，到会者三千余人[16]。为增长学生知识，扩大视野，学校还审时度势，内外结合，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来校讲演，如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请陈望道君到校讲演，题为‘耳目在美学上的地位’”。[17]浦东中学先后邀请陈独秀、沈雁冰、汪精卫、美国杜威博士、华尔德、恽代英、郭沫若等，深受学生们的欢迎。[18]
（三）改革的目标明确，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
随着上海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小学校课外运动研究，……理科应采用活教材，……国民学校教授国文，笔顺如何统一”。[19]对于这些问题，上海的教育一般通过集会的形式，如上海小学教育研究会在上半年“普通研究会三次，分科研究会五次内，国文科研究三次，算术科研究一次，体育研究一次，共八次”，来解决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使得各项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与上海初等教育迅猛发展的速度相比，上海中等教育的发展则显得相当稳健。这一时期，中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一、培养青年期应具之知能；二、增进身心健康；三、施行公民训练；四、施行职业准备目标之下，应以实施方法”。[20]
各级各类学校令和学校规程，对学校的课程安排和教学的目的、修业年限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例如唱歌、书法科每课教授应占时间，“在国民学校修身与体操课可合成一节教授，于国文作法、书法及算术等课后，亦可练习唱歌；在国民学校唱歌科每节时间以十五分至三十分为宜，在高等小学校以三十分为宜”[21]。在教学的目的上，以上海小学算术教授为例，主要是“增进儿童解释应用题之能力；多练事实题，先讲事实，然后演式，课应用题时多令儿童自力逐层推索”。[22]另外，在教师工资的待遇问题上，上海教育委员会对此做了明文规定：“凡任职四年以上之教员，每年加薪两月，一年以上之教员，加薪一月。现在高级小学主任，每月自三十元至四十元，初级小学主任，自三十五元至二十五元，专科教员以钟点计算，每分钟自三角至五角不等”。[23]所以，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使得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而对于那些随便变更计划，改换学课的，学校依据相应的制度则给予严肃的处理，如“西门斜桥惠中中学创办以来，已有四十余载矣，……沈氏入校后，变更计划，改换学课。该校现开董事会议，宣告停办”。[24]
二
如果说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一部学习西方教育，使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逐步实现近代化，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近代新教育历史的话，那么上海近代教育史，可以说是这部恢弘历史的一个窗口和缩影。1919—1927年，上海教育的发展为其最终成为全国的教育重镇奠定了基础。上海的教育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几乎各行各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职业培训和教育，而且在数量和学科设置上是全国最多和最齐全的。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新思潮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新时代。有关西方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教育模式被大量引进，形成了波涌浪激、多元并争的教育思潮。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促使上海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壬子癸丑学制”[25]越来越暴露出许多缺点，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于是有了1922年的学制改革，其基本原则是：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四、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26]这一新的学制注重科学性和实用性，“霞飞路民生女学，……专收年长失学之女子，授以日常必须之知识”，更加适合上海教育的发展，先后出现了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实用教育、生活教育、社会教育等主张；所以新学制的实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并使上海的教育更为广泛和深入地融入世界性的现代教育发展潮流中。
1935年黄金荣与上海美专其他校董的合影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潮大变动的时代，人们敢于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挑战，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以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教育。正是受到这些新的思潮的影响，一些学校的学生纷纷要求学校进行改革，“一、废除圣道课；二、星期日绝对无宗教仪式之集会；三、每日绝对无宗教仪式之晨会；四、星期六上午时间，完全给学生团体之用；五、集会时，除国歌、校歌外，一律废止唱赞美诗歌；六、向国民政府注册；七、改善教员待遇，优加俸给；八、校长由华人担任；九、改变校历，如一切宗教上之复活节、耶稣生诞等假期，一律改除；十、课程从速改善，照新学制办理；十一、多聘专门教员”。[27]另外，由于上海特殊的统治格局，两个租界当局和华界当局对于思想文化的禁忌各有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和行动也不尽一致。这造成上海思想文化的活跃空间要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宽阔，是中外文化交流和全国进步分子汇合之地。这些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版了《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进步报纸，也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近代教育的发展。
（二）市民对教育的要求
随着西方资本的进入，上海成为国内率先脱离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商业兴盛使流动财富激增，不仅使外商增加投资，也刺激了民族资本的投资，促使新式职业的兴起，改变上海地区的居民结构，出现了新的社会成员——市民群体，如资本家、职员、产业工人等。推动上海近代教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经济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市民的职业需求。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经过培圳的、适应现代工商业的人员，正如黄炎培指出的：“夫生活程度，必与其生活能力相准；办事酬报，必与其办事能力相当。”[28]上海近代教育重视为社会进步服务，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强调与民生日用相联系。1917年5月，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上海近代的职业教育进入规范化状态。上海的社会需要，刺激了上海职业教育的蓬勃开展，而职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又促进了上海近代教育的全面展开。
新式职业在上海的崛起，不仅刺激市民社会的产生，也诱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变。最能代表市民价值观念趋变的莫过于教育的转轨。新式商人的发迹逐渐使人们得到启示：进入商界新领域的前提是掌握一定的知识，如英语、商务等。于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英语热为起点，“北四川路美贤里广东商业中学，对于英语一科，颇为注重，每星期六下午，开英语大会以资练习”，[29]人们转向追求获得具有实用价值的近代学校教育。其实用性在于使学生获得某种技能而不仅仅是一些书本知识，使学生运用技能得以谋生并为社会服务，而不是提供一个攀登社会阶梯的台阶。由此而推动了上海初等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的发达，形成适应社会不同层次需求，循序递进的新教育体系。
（三）多方集资的办学模式
上海除了国立学校、公立学校，还有许多私立学校，其中包括教会学校，也有外侨设立的学校，还有国内各种机构和私人兴办的学校。一些学校，如“市北公学，创办五载，男女两部学生已达四百余人，惟校舍窄隘，未能扩充”，[30]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近代上海的教育在资金来源上则显示了多元化。一方面，一些学校采取社会化办学的方法。澄衷中学“由镇海故商叶澄衷捐资开办”，[31]而且“澄衷小学足球部队员，……近复注其目光于商人团体，以提起商人对于研究体育之兴味”；[32]商界许鸿翥“愿以家产之一部分预定捐助职业学校”；[33]沪商汤习斋“捐基本金二万四百元”，[34]以设立普通学校。还有一些学校依靠自己的筹款以帮助贫民教育，“不但免了他们的学费，并且供给他们书籍和用品”。[35]如民生女校在“天蟾舞台演剧筹款，除发售入场券外，并订有预定包厢办法，每厢定价二十元，所得之费，概作捐款”。[36]
另一方面，一些学校采取合作办学的方法，如中法政府商议在同济大学旧址上合办工商学校，“预算经费年需十三万元”，[37]“当年经费约需英金一万三千磅，由两国政府担任”；[38]美国煤油大王“罗基菲勒氏所捐医药基本金之管理团主任温森特博士与中国医药部驻办格林氏……今始抵沪，同来者为上海医学校教务长贺夫顿博士。……上述三人来沪调查一切医校办法”。[39]此外，还有一些大学通过合并的方法，以节省办学资本，“上海南方大学与宏才大学，因集中经济从事扩充，自本月七日起，实行合并”。[40]
三
1919—1927年，上海出现了学校教育改革的高潮，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而发展的。从政治上说，它受五四时期反封建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和鼓舞；从经济上说，它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它与教育救国的思想，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密切联系。1919—1927年上海的教育发展，在其历史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五四时期，提倡务实的教育成为共识。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对个人生活能力的培养、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适应意义，从观念上解决了改革教育机构，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到学校内部须进行全面改革，强调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强调学生主动、创造性的学习和实际能力的培养，要求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均须适应生产和生活发展需要。与各种教育思想的传播相联系，各种教育团体也纷纷成立。据初步统计，在1917—1927年的10年间，上海新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平民教育社”等教育团体有20多个。[41]这些教育社团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对推动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倡新教育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他们基本上是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为指导，未能与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密切联系，但对推动上海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贡献。
五四运动后，教会教育在中国受到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力冲击。[42]20年代中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上海开展起来了。如“约翰大学开办已有五十余年，成绩卓著，……但为美国教会所办，而去年五卅事件又发生风潮。在此收回教育权运动时代，华人应收回自办”；[43]位于杨树浦的沪江大学“自组织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以来，积极进行，不遗余力”。[44]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使中国人民对教会学校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使教会教育的发展势头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遏制，也迫使传教士们重新考虑他们所办理的学校教育事业，使教会学校的宗教色彩较以前有所淡化，而真正的教育职能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可以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教育的发展也使得爱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上海的学校声明“学校学费以后永远不收日本钞币，修身科各校宜一律加入国耻教材，编国耻歌分发各校，体操课须加国耻游戏，学校用品及儿童玩具如系日货宜一律屏弃”。[45]就连一个13岁的儿童，也在戏台上说：“今日中国既这样懦弱，我们做百姓的终要想一个极好的法子，去抵挡这个野心国”，[46]尤应指出的是，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如在“上海的闸北、南市、曹家渡、杨树浦四区设立工业补习学校，供附近工厂工徒工余之上学”，[47]视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领导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探索和创造了能使工农劳苦大众获得教育和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效形式。[48]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在上海的教育实践为以后漫长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建设道路，作了有重要意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上海教育的发展不仅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敢于突破传统的陈规旧习，勇于求新、创新，敢为天下先，表明其具有创新性；它既向国内开放，更向世界开放，成为西方教育输入窗口，中西教育交汇的前沿和融合的基地，是西方教育输入中国一个重要集散地，则显示出开放性；各种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样式，往往先在上海登陆，然后再被介绍推广到全国其他城市和乡村，因而具有兼容性；它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一个重镇，形成了包括学前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在内的较为完善教育体系。在中国教育走出中世纪，实现历史性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上海近代教育在实际上担当了一个领跑的角色，而1919—1927年上海的教育发展，为其提供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九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上海通史民国文化》第1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上海商科大学学生创办平民夜校》，《申报》1924年3月2日。
[4]《上海职业中学添设小学》，《申报》1925年2月6日。
[5]《县署定期召集教育行政人员会议》，《申报》1926年8月16日。
[6]《上海私立学校联合会之发起》，《申报》1927年3月29日。(www.xing528.com)
[7]《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招考工科预科及商科学生临时简章》，《申报》1921年2月16日。
[8]《上海群治大学》，《申报》1924年1月7日。
[9]《上海女子师范学校》，《申报》1924年1月7日。
[10]《中西女塾行建筑礼》，《申报》1921年5月30日。
[11]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001—10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美术专校扩充函授科》，《申报》1923年3月23日。
[13]《上海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记》，《申报》1921年7月8日。
[14]《美术专科女学之创办》，《申报》1923年6月11日。
[15]《复旦学生春假期间之演讲》，《申报》1919年3月13日。
[16]《上海学联会同乐大会纪》，《申报》1926年1月4日。
[17]《专科师范之美学讲演》，《申报》1922年11月8日。
[18]《解放前上海的学校》第209—2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小学教员研究会开会纪念》，《申报》1919年12月1日。
[20]《中等教育计划委员会开会纪》，《申报》1926年3月25日。
[21]《小学教员研究会纪事》，《申报》1919年12月22日。
[22]《小学教育研究会研究算术》，《申报》1919年4月14日。
[23]《市小学教员要求加薪之所闻》，《申报》1925年9月14日。
[24]《惠中中学宣告停办》，《申报》1917年7月16日。
[25]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这年是壬子年，故又称壬子学制。次年，又颁布了各种学校令。由于其中有的规定与壬子学制相左，随即又对这些规定与壬子学制加以调整、综合，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26]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14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7]《两学校学生要求学校改革》，《申报》1927年3月16日。
[28]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宣言书》，《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
[29]《学校英语辩论会纪》，《申报》1920年10月18日。
[30]《市北公学筹议自建校舍》，《申报》1921年11月29日。
[31]《叶澄衷捐资办学之荣誉》，《申报》1921年3月29日。
[32]《澄衷中学联合商人练习足球》，《申报》1919年11月16日。
[33]《许鸿翥捐产赞助职业学校》，《申报》1919年1月13日。
[34]《沪商汤习斋捐资助学》，《申报》1920年11月19日。
[35]《民生女校推广贫民教育办法》，《申报》1920年2月29日。
[36]《民生女校演剧捐款消息》，《申报》1920年8月25日。
[37]《中法合办工商学校近讯》，《申报》1921年1月21日。
[38]《中法实业学校》，《申报》1921年1月22日。
[39]《美人创办上海医校之筹备》，《申报》1919年8月13日。
[40]《南大宏才两大学合并》，《申报》1926年10月7日。
[41]金林祥：《上海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教育评论》2004年第2期。
[42]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3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3]《约翰收回自办之先》，《申报》1927年3月29日。
[44]《沪江华教员限期收回教育权》，《申报》1927年3月29日。
[45]《小学教育研究会开会纪》，《申报》J919年5月26日。
[46]《在戏剧上演讲之小学生》，《申报》1923年6月30日。
[47]《中华职教社筹设工业补习学校》，《申报》1926年11月23日。
[48]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4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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