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论义和团运动舆论导向

《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

邵　雍　王惠怡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申报》则是近代中国本土刊行时间最长的报刊。从山东巨野教案引发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引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1898年开始，到义和团运动平息的1901年，《申报》共发表了近百篇议论，发表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在义和团的研究中对《申报》关注不够，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及《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1]《义和团运动史讨论选》、^[2]《义和团运动》^[3]均无相关论文收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对此也基本没有提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牟安世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则全无提及。笔者拟以义和团运动期间《申报》的报道以及评论为切入点，梳理《申报》此段时间内的舆论导向，并分析《申报》何以会产生这种不同于朝廷主张的舆论导向的原因。

一、义和团运动兴起前《申报》的舆论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传教士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断涌入中国，宣传同当时正统的儒教相悖的基督教信条，与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加之人们对于基督教了解甚少，随着洋教在中国的强力传播，百姓们对洋教的种种猜测与日俱增，各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不断升级，教案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教案不下千余起。而山东由于历史以及种种客观原因更是成为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

列强在华均势

甲午战争以后华北连年灾害，山东尤为严重，加之胶州湾为德国强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众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不断升级，教案层出不穷。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民众对此事的关注与日剧增，《申报》也给予了相当的报道与评论，从1898年1月到11月《申报》就有12篇相关的报道与评论。1898年1月6日《论胶人仇德事》、1898年1月11日《答客德人占胶州事》、1月28日《论胶州事已成和议》、2月1日《答客问议和事》等四篇文章评说了胶州湾事件的起因经过，分析了当时山东半岛民众的心态，并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表示了担忧，希望统治者能够引起重视。在《论胶人仇德事》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兵力孱弱远逊于欧西，自与日本交战而畏葸恇怯之情形不觉和盘托出，致欧西各国渐渐群起狎侮，无不欲鲸吞我疆土，瓜分我版图。”在此文中，《申报》评论指出了中国在胶州湾事件中暴露出来的积贫积弱是引发列强瓜分狂潮的重要原因。对于胶州湾事件后的中德议和，《申报》给予的评价总体上是支持多过反对。“圣天子聪明……议和之举非但以民命为重，亦屈于目前冀伸于日后耳，惟愿诸公……振作有为，一洗外侮，则今日议和之事可不以为辱而以为幸矣”。^[4]该文的主旨是希望全国人民能够抓住议和所带来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强大国力，早日走向富强，从而一洗前耻。但是当时的形势发展并没有朝着《申报》的希望的路线前行，相反由于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行径使得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民族反抗意识空前高涨，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迅速在山东、直隶一带蔓延开来。受此影响，各地教案频发。从1898年下半年开始，《申报》评论重心也由关注胶州湾事件转向各地的教案，对当时几乎覆盖全国的教案予以大量新闻报道，并针对其中某些教案发表了独特的见解，提出了一些解决教案的主张。

1898年3月1日、1899年1月27日、1899年12月12日《申报》先后发表了《报纪民教失和因推论之》、《论山东教案》、《阅本报纪贵阳教案及游员遇祸二节感而书此》三篇文章，报道了当时影响最大的山东教案和贵阳教案，并予以评论。《报纪民教失和因推论之》一文中，作者指出：“大概闹教之事由于中国乱民不知利害，煽惑乡愚”，作者对当时教案频发的评价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所导致的人民与洋教之间的水火不相容，并没有看到在民教失和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人民对西方列强日益尖锐的矛盾。1898年8月7日《申报》发表的《团练卫民说》一文表达了作者对于教案的处理意见：“江皖各省闹教又时有所闻，推其故皆事起仓促，官吏营兵急不及发……团练遏其凶锋再禀报文武各官出兵弹压则绝不至溃败决裂，以小忿而误大局矣。”在1899年发表的《论山东教案》一文中又提出：“今之计欲平教案当先惩办乱民，山东匪类如此猖獗急宜调兵前往痛剿。”由此可见，《申报》针对当时日益兴起的各地教案所提出的方案实质是组织团练进行镇压，严惩闹教起事者，保护教堂的财产以及教士的生命安全，从而不使西方列强找到理由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劫掠。《申报》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遏制住了教案频发的势头，西方列强就找不到勒索和瓜分中国的借口，中国可以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申报》所开出的这一药方治标不治本，尽管从表象上看对于教案是起到了一定的镇压作用，但是对于底层暗涌的民族矛盾反而起了催化作用，民族反抗意识不断高涨，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指日可待。

二、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申报》舆论

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阶段，由于慈禧太后主张剿伐，山东义和团遭到镇压。但是随着义和团势力迅速壮大并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原先的强力镇压转为招抚。1900年春夏期间，义和团在直隶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直隶、河南迅速向山西、内蒙古以及东三省等地蔓延。对此《申报》的态度十分明确，强烈反对清政府招抚义和团。1900年6月2日《申报》刊登了《论中国内忧之可虑》一文，其中提出“外侮诚不可不虑，内忧则更为急务”，指出清政府应该尽早出兵镇压愈演愈烈的义和团运动。若不及时制止，极有可能会让西方列强找到借口出兵镇压，别生枝节，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慈禧太后对于洋人所带来的威胁感与日俱增，又在身边守旧大臣载漪等人的竭力怂恿下，于1900年6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招抚义和团，从而大大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进程。义和团进入京津一带后，攻击对象从原先的教会、教堂扩大到洋人、教民，拆毁铁路电线。对此《申报》又积极作出反应，在6月14日刊出《搜除伏莽策》一文，抨击统治者“全不以民生国计为心”。在6月16日刊登的《论时局之可虑亟宜设法补救》一文中，《申报》又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希望统治者能够围剿义和团，不让列强轻易找到借口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侵略。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申报》当时的判断是准确，对时局的分析也比较透彻，但慈禧太后并没有理会这些舆论。1900年6月21日慈禧对外宣战。《申报》对清政府对外宣战及时作出反应，进行批驳。在7月1日发表的《愤言二》一文中，批判了怂恿慈禧太后对外用兵的毓贤，指出“罪魁祸首舍毓贤谁与归”。

在痛陈守旧派的同时，《申报》又发表了文章《驰打门禁以解谣惑说》对“东南互保”的倡导者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表示极大的理解与赞赏：“南省各疆吏知众怒之不可犯，列强之不可御，纷纷陈奏请剿匪而又与各国筹商保守南中和局，是盖揆之于情，度之于势，有不得不如此办理者。”作者对于南省各疆吏与各国协商，共同镇压义和团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揆之于情，度之于势”的好办法。今天我们对于“东南互保”运动的评价已经十分客观，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中国江南的半壁江山免遭侵略战争的破坏和蹂躏，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使我国东南地区成长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保存和发展。张之洞等人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清政府的意志，削弱了义和团运动在江南一带的发展，引起了《申报》的喝彩叫好。

抵御夷人之术的漫画

迷信色彩十分严重的义和团在与西方列强的作战中很快败下阵来。1900年七月中旬天津陷落，八国联军直扑北京，与此同时在反对宣战无果的情况下，《申报》舆论开始全面转向对于议和停战的盼望，并对此积极出谋献策。7月28日《申报》发表《论中国宜早送各国使臣出京以冀和议速成》一文，希望统治者能够看清形势，早日将各国使臣安全的运送出京，以便将来议和。可见，此时《申报》已经看清形势，认定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早晚之事，眼下所要忙碌的是如何尽早地与西方列强达成共识，早日停战议和，务求将损失减少到最低。在山西等地集中杀传教士及教民的严峻形势下，8月4日《申报》发表《保教策》一文，希望地方官能够将各地的教士迁至安全地带，这样就可以避免团民与教士之间的冲突，为将来的议和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申报》高调倡导议和的同时，清军和义和团在同八国联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西太后挟持光绪帝出逃西安途中将所有责任推给义和团，下令镇压“团匪”。在联军与清政府的双重镇压下义和团运动不久失败，清政府与联军进入议和阶段。

三、议和阶段的《申报》舆论

在议和阶段，《申报》舆论是站在赞成的角度，希望清政府能够通过和洋人的接触，早日就议和达成共识，重获和平。

《申报》赞成议和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00年7月19日刊出的《论美利坚宜为中国调和战事》一文就表达了早日议和的希望，同时又引用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条文，“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经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寄希望于美国能够帮忙从中调停：“大清与大合众两国并其民人各皆照和平友好，勿得或异，更不得互相欺凌”，全然不顾美军参加八国联军的事实。与此同时，《申报》还发表言论，为议和造势。1900年10月30日发表《答客问议和事》一文，将此次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义和团团民的闹事，认为是团民的无理取闹，引发了中外矛盾，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而对于八国联军入京之后的暴行，《申报》同当时沪上的其他报纸一样，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并没有过多的笔墨涉及。当时上海各报，一般都采取译发新闻，做客观报道，不作表态。^[5]除外，《申报》的有些言论甚至歪曲客观事实。在1900年8月21日的《论联军入京事》一文中，《申报》竟称“西人入京之后，并未有枪炮从事……此次各国联军之往攻京城也，无非以援救使臣，剿平拳匪为宗旨”。今天我们可以详举许多历史事实来予以批驳，但是在当时民众获得新闻的渠道主要是报纸。作为上海最有资历的报纸之一，《申报》这些说法无疑会影响到不少民众，使他们对于八国联军的暴行失去清晰的判断力。而《申报》发表这样的言论，除了上海特殊的历史以及地理原因之外，就是为了议和作铺垫，希望民众不要抵制此次议和，使之能够顺利进行，以求早日获得太平。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积贫积弱的中国屈辱地从19世纪迈入了20世纪的大门。但是《申报》对此的态度却比较乐观，甚至发表言论，从积极方面评说了条约内容。在1901年1月5日的《和议条款尚无大损于中国说》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及填墓为匪所掘，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之过于要挟也。”此论歪曲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将此次战争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中国没有保护好外国使臣，完全是站在西方列强的角度来评说这场战争。这篇文章的发表误导了不少中国民众，使他们对于西方列强的仇恨心态有所缓解，为顺畅无阻地执行《辛丑条约》制造舆论。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

与此同时，《申报》还对《辛丑条约》中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一条予以赞赏。从近代化角度来看，将原先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它的成立是中国外交史也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平心而论，外务部的建立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是有利的。正如《申报》所言：“将来办理交涉必当尽惬外人之意而勿致陨越之羞，方足以为改革。”^[6]

在积极评价《辛丑条约》的同时，《申报》也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申报》批评了中国“王政不屑言富强竞杂霸功利夸作之效，是不惟可耻，抑可危之甚矣”^[7]的心态而造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指出中国必须要富强，从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屡受欺凌的局面。“今之策时务莫不曰中国弱矣……须广设学堂涵育人才以为富强之本，以收富强之效”。“且习洋操矣，器非不利也……且复内忧时作盗贼蜂拥起，岂非练兵制器之尚不足”。^[8]可见《申报》已经看到了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已不是器不如人那么简单了，归根究底，要从教育开始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培养新式人才，更新整个帝国的血液，以求富强。军队作战失败的原因，不是武器的不足，而是“中国之兵无耻已极”。清朝的八旗军自入关以来已经倦怠，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次受挫，士气大减，士兵已经丧失了励耻的心态。因此中国要富强，除了大力发展经济以及培养人才以外，整个军队也需要大改革。《申报》这种观点是对洋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众所周知，洋务运动的宗旨是洋为中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更好地为清政府的统治服务，而当下《申报》除了继续宣传向西方学习的精神以外，还提出了更高一层次的建议，那就是中国要进行改革：“中国自遭拳匪之乱，朝廷创巨痛深，然思自强之道，知前此一切典章制度相沿既久，不能不示变通。”^[9]虽然这种要求改革的呼吁仍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但是比起洋务运动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思想倾向要进步得多了。这种从下而上盼望国家富强，一洗前耻的急切心态是值得肯定的。

在对中国提出改革建议的同时，《申报》也对后党的亲俄措施提出了一些忠告。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之后采取亲俄的政策，用以牵制和抵制英、日。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的权力从名义到实际操控在慈禧太后手中，中俄关系更加密切。而一向觊觎中国东北的俄国，自甲午战争后期直接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后，于1896年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夺取了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俄国的势力范围不断伸向东北，义和团时期还单独派遣17万余的兵力侵占东北，更加暴露了其欲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对此《申报》提出看法，“中国之所欲依附者何俄是也？俄之土地广漠无垠，俄之人民坚忍强悍，各国无不畏之忌之，且我东北之地去俄又近，俄人既建西伯利亚之铁路以接通满洲，则运饷征兵可以朝发夕至……故他日之为中国患者必俄”。^[10]可见《申报》对俄国已经有所警惕，并希望能够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如果一味依附俄国，那俄国会借此向中国索取更多的特权，而其他列强借口“一体均沾”会要求取得与俄国一样的权利，又将掀起新一轮的瓜分狂潮。届时俄国绝对不会为中国出头，中国的亡国危机将真正到临。

四、《申报》舆论导向产生的原因

《申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舆论导向都是否定的。当时绝大多数的媒体对于义和团运动大多采取支持的态度。《清议报》作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办的第一个机关报，对于义和团运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义和团之崛起也，唱灭洋之议……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11]但《申报》却从头至尾都没有给予义和团一次正面的评价。甚至在慈禧太后宣布对西方各国作战之时《申报》大唱反调，高呼停战议和。至议和阶段，《申报》对和约内容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希望民众能够接受《辛丑条约》。审视这一时期的《申报》舆论，我们可以发现《申报》有这样几条舆论值得关注：

1.呼吁停战议和，迫切希望统治者早日结束与各国的战争，进行谈判，早日议和。甚至提出“偿款不如割地说”。^[12]

2.赞许东南互保和设立外务部。(www.xing528.com)

3.正面评价议和内容。

4.希望美国能够参与调停，反对中国依附俄国。

为什么《申报》能够在当时发表一些与主流思潮背道而驰的言论呢？

首先是《申报》的所在地上海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决定的。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东临东海，南靠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为长江入海口。鸦片战争之后，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通商五口之一，1845年和1849年，英租界与法租界先后在上海建立，大批外民随之涌入，上海开始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格局。1854年华洋杂处以后，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游离出来，成为向前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13]可见，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就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租界的建立更密切了中西方之间的联系。上海已经开始从原先的封建体制中开始游离出来，西方的文化以及思想在这里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展。到19世纪末，中国大部分区域处于西方列强的欺凌之下呈现出一片衰败的同时，上海却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量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及思想在上海生根发芽，这构成了《申报》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其次是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洋务运动后，上海成为中国工业的摇篮和中心，上海的市民构成中又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时也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长期的对外贸易，使得他们同洋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害怕战争，不希望与洋人产生冲突，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东南互保运动正是他们所乐于看到的。之所以赞成割地而非赔款，是因为害怕清政府将赔款的数额转嫁到他们的身上。况且即使真的割地，列强也绝不会对早已是通商口岸拥有中国最大外国租界的上海下手，这些人照旧可以过他们的安生日子。自洋务运动官督商办的模式推行之后，上海官员与民族资产阶级与洋人的关系密切，尤其是上海的官员，他们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官员，其思想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的同化。在德国记者高德满的眼中，1898年的上海充满生机，上海的道台拥有着现代观念，住着高雅的别墅，用牛奶蛋糕以及香槟招待宾客。^[14]正是这群官员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构成了上海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与洋人关系密切，在关注时事时注重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十分不满。

第三，与《申报》本身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有关。《申报》是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创办的，报馆最初设在望平街197号，1882年迁至汉口路309号。美查将《申报》定位成针对华人读者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商业报纸，要求《申报》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并且将“首论”即评论放在头版。而在《上海新报》等当时上海的中文日报上，这个位置是用来刊登《京报》上的谕旨和清政府重要告示的。美查认为“《申报》就是《申报》，不是《京报》的附属物”。《申报》从它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它与其他中文报纸不同的立场。《申报》报馆的独特位置，使它不受清政府的约束。《申报》所面对的读者群多为接近西方的官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因此《申报》的舆论所代表的更多的是这些人的心声。对俄国《申报》之所以如此反感，主要是因为在上海英美外侨人数居多，俄国抢占了中国满洲的土地让他们心存不快，而上海当地商人接触最多的也正是这些英美外侨，于公于私，他们都比较偏向英美，这就是《申报》主张让英美来牵制俄日的原因。

第四，从上海精英到普通市民与外国教会的关系尚好。从明代重臣徐光启到近代著名文人王韬与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有过很好的合作与共事。在晚清时期，除了发生在1848年的青浦教案外，就没有其他类似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也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吃教”现象。总体上上海民众与外国教会之印象尚可，这与山东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别。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其原因之一在于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的默许。在这种默许的倡导之下，全国上下一时间同仇敌忾，对于义和团大多报以支持的态度。而《申报》这份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报纸并没有受朝廷的左右，毅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申报》就主张组织团练进行镇压，严惩闹教起事者。随着义和团运动的不断继续，清政府的态度开始转为招抚后，《申报》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希望清政府能够停止招抚，并坚决反对对外宣战。后来《申报》接连刊发文章，积极在中外之间斡旋，力劝朝廷停战议和。到议和阶段，《申报》则对和约内容给予正面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设想。总之，《申报》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观点是反对为主，它的立场是与义和团相对立的。今天人们回看这一百多年前的评论，不可一味地去批评当时身处租界中的作者缺乏爱国主义情怀，看不到义和团运动抵抗列强侵略瓜分的斗争精神。我们只可以说，《申报》舆论产生的原因主要同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它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有关。一方面，上海开埠之后西方思潮大量涌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崛起，而随着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的推广，上海官员的思想也开始发生改变。利益的驱使，使得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分量在他们心中发生倒置。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申报》所提出的种种建议措施，包括进行团练抵制“拳匪”、保护外侨、积极议和、与其赔款不如割地就是这些人的心声。他们不希望战争降临自己身上。平心而论，以当时的中国国力与国际环境而言，义和团这种盲目排外的活动是必然要失败的。《申报》的舆论导向有着随时代演变的鲜明个性特征。义和团运动期间《申报》对于东南互保以及外务部设立的肯定以及希望清政府改革教育、向西方学习等等，大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其中一些诸如“偿款不如割地”以割地赔款换和平的荒谬言论，则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场景中进行解读，进行必要的批判。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注释】

[1]齐鲁书社编辑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2]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

[3]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版。

[4]《论胶州事已成和议》，《申报》1898年1月28日。

[5]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20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论总署改为外部》，《申报》1901年7月28日。

[7]《富强为王政之本论》，《申报》1901年4月2日。

[8]《励耻说》，《申报》1901年4月9日。

[9]《中国变法宜以得人为先务说》，《申报》1901年5月16日。

[10]《论中国依附俄之失策》，《申报》1901年3月3日。

[11]《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清议报》第十六册。

[12]《申报》1900年10月2日。

[13]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第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参见王维江：《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