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稀缺的儿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规模的发展态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当下，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带来人口生态失衡，儿童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稀缺资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4%（3.41亿）下降至1990年的28%（3.16亿），到2000年降至23%（2.9亿），2017年进一步降到16.7%（2.33亿）。根据国际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低于15%为“超少子化”。2015年10月，在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2016年出生人口有小幅度提升，然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出生人口却又出现下降：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的1786万人、12.95‰双双下降。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是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值，人口出生率从1982年的22.28‰降至10.94‰。随着二胎生育意愿的释放和育龄人口的减少，持续的低生育和少子化已经成为人口新常态。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死亡率的上升，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下降，从1987年的16.61‰，降到2015年的4.96‰，到2018年，下降到3.81‰。
低生育率和少子化所带来的人口生态失衡，首先表现在自然生态（性别）的失衡。1980年底我国一胎化政策出台后，1982年开始出现偏高，为108.5（女性为100），1990年上升为111.3，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2017年全面放开二胎第二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跌至111.9，但是整体水平依然偏高。目前我国0～19岁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性别失衡导致婚姻市场供需失衡，使得大量男性无法成婚，进一步导致低生育率，同时，研究表明中国的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上升有显著的影响，“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应增加3.03%”[50]。
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客观上也导致晚婚晚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从1978年的1.55%增加到2017年的45.7%。从2002年到2015年，全国结婚年龄构成呈现推迟趋势，20～24岁结婚的群体从47%下降到26.3%；40岁以上年龄段的比例从3.9%上升到16.2%，晚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教育发展使女性具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女性在高等教育的占比大幅度增加，而这将进一步促成晚婚晚育、少子化和家庭模式的转变。“从在校女大学生比例来看，1980年女生比例仅占23.44%，1990年达到33.7%，到2010年在校女生比例已超过一半达到50.86%，到2017年更达到52.54%，比男生（47.46%）高出5.08个百分点。”“2017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48.02%）比1980年的适龄女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1.04%）增长了46.2倍，而同期男性仅仅增加了12.8倍。”[5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将此种男女关系的变化放入“风险社会”之中。贝克认为，男女关系或性别地位是由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在工业社会中历史预定的社会形式主要指阶级、核心家庭、性别地位。这三个要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工业化的雇佣劳动预设了性别角色的分工，男性外出工作，女性操持家务，没有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就不会形成传统的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工业社会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换句话说男女不平等造就了工业社会的成功”。[53]而随着教育普及和职业参与以及避孕措施的普及等因素，女性从传统工业化的附属命运中解放出来。女性的解放带来离婚率的上升，导致传统家庭的解体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变化，进而动摇了工业社会的根基。此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构成社会风险的一部分，“风险的新特征一方面连接着个体自主、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安全和性别关系，另一方面也连接着科学与技术变化的所向披靡的影响”[54]。个体化导致传统社会标准化人生角色模式的崩溃和家庭形式的碎片化。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9.3‰降到2017年的7.7‰，离婚率从2005年的1.37‰上升到2017年的3.2‰，呈逐年增长之势。相应的，同居、非婚生育、再婚和单亲家庭的数量有所增加。儿童面临的家庭解体风险持续攀升，意味着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进出核心家庭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儿童与父母之间传统的“依赖”关系也会因此而改变。(www.xing528.com)
当下我国的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新人口危机，从民族复兴、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威胁到国家安全。[55]201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稀缺的儿童将导致我国人口战略的变化、儿童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以刑罚为核心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变革。
（二）技术的儿童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多国开始研究并在临床中使用试管婴儿技术。1988年中国首例试管婴儿诞生。目前，全球已有约600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其中中国每年人数高达20多万，成为试管婴儿诞生最多的国家。[56]试管婴儿需经过一系列烦琐的流程：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体植入前基因检测、胚胎移植、黄体支持、卵子和胚胎冷冻、第三方辅助生育等程序，生命的诞生不再是自然而然，而是包含了一系列技术的选择体。其中胚体植入前基因检测，在于排除有基因缺陷的胚胎，防止某些遗传疾病，但也被用来选择胚胎的性别。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HIV。这一消息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57]贺建奎采用的是2013年发明的“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重新编辑DNA序列或插入想要的片段，实现疾病治疗和遗传病预防的目标。但被应用于人体胚胎的基因编辑技术，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从自然的角度，反对者认为基因技术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改变，对“作为一个物种所共享的那些典型特征”构成了冲击，带来了人性的危机，[58]这些自负的行为“代表了意志对天赋、支配对敬畏、塑造对守望的绝对胜利”[59]。从风险的角度，反对者认为基因技术存在健康风险、进化风险和遗传等风险。例如脱靶风险，一旦发生在人体胚胎，可能导致基因改变的不可逆性，潜在风险是当下难以掌握的。从人的尊严的角度，反对者认为基因技术存在着将人工具化和客体化的危险。此外，社会可能会分裂成两个阶层，那就是经过基因编辑强化的精英阶层，和没有钱做基因编辑的弱化的底层，从而引发人类共同体的危机。如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写的试管定制婴儿，按照统治者阶层和被统治者阶层分为不同的等级来进行胚胎培育。
从基因筛查到基因编辑，“当人类迈步进入生命技术世纪时，我们关于自然、进化和生命意义的观念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修正”[60]。现代性所建立起来的儿童的概念，无论是生物决定论的儿童和社会建构论的儿童，都变得模糊不清，生物、技术和社会相互混杂，童年的稳定性被打破，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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