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的平静被动荡所打破

1989年，保加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引发动乱的大事，使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受到直接威胁。

第一件事是这年5月底开始的从保加利亚向土耳其移民的问题。4-5月间，祖祖辈辈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人不断举行游行和集会，要求自由移居土耳其，指责政府歧视和迫害保加利亚穆斯林，侵犯人权。此时，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通过新国籍法和护照法，允许保加利亚公民可拥有双重国籍和自由出入国境。外交部部长姆拉德诺夫解释说，新的护照法体现了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的精神，是保加利亚决心实行“社会民主和人道主义”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实行同化政策，强迫他们更改穆斯林姓名，禁止在学校教授土耳其语，不准电台播放土耳其节目。因此，新护照法颁布后，许多土耳族人提出申请，要求出国。5月下旬，警方与聚居在北部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发生冲突，当场有7人死亡，28人受伤，33人以“破坏管理秩序”罪被捕。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提出强烈抗议，土耳其的宣传机器则对事件进行大肆渲染。

5月2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被迫通过广播电视宣布开放边界，土耳其族人可以自由到土耳其“旅游”，同时严厉谴责某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制造“冷战空气”，粗暴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此后，保加利亚通往土耳其的道路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每天以2000-5000人的速度举家迁移。6-7月，保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出走事件造成的结果“早有预料”，“这部分居民离开保加利亚越多越好”。结果，在短短的3个月里，已有36.2万人变卖家产去了土耳其，他们占了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人的1/3。如果不是8月底土耳其政府关闭边界，怀疑这些人中有保加利亚的“第五纵队”，事态还会进一步扩大。

大量的公民外流，不仅影响了保土两国关系和保加利亚在国外的形象，而且在国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农业和畜牧业减产，一些工矿企业停产，保加利亚族人同土耳其族人冲突加剧。党内外许多人开始批评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同化歧视政策，要求实行更多的民主和公开性。(www.xing528.com)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10月16日至11月3日，即欧洲35国在索非亚召开国际环保会议期间。此时，由部分社会名流组成的“生态公开性”等组织经过精心策划，开始公开活动，而西方国家则明确表示支持。保加利亚当局采取宽容、忍让政策，结果导致这一组织有恃无恐。会议刚刚开始，“生态公开性”组织便策划了保加利亚40多年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请愿活动，请愿者要求当局允许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公开讨论国家建设项目，反对破坏生态环境，而实际是要求允许他们参政。

10月19日，“争取人权独立协会”组织集会，宣读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当晚，“支持工会”组织的领导人特伦切夫在其寓所举行记者会，声称“支持工会”的活动是“建立在承认表达多元化和工会民主的基础上的”。10月21日，“生态公开性”又组织1000多人在一家影院举行了首次公开会议。一些西方记者和参加环保会议的西方代表纷纷行动，不仅利用会议讲坛指责保加利亚“侵犯人权”，“破坏人的平等生活环境”，而且还把一些获释的保加利亚政治犯请到会上，攻击保加利亚没有民主和人权。10月21日，保共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发表文章，揭露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借用外部势力”诽谤社会主义保加利亚，“利用人权和环境保护法去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

10月28日，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联合举行示威集会，公开提出进行波兰、匈牙利式的“政治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允许信教自由等。11月3日，“生态公开性”组织举行了第一次由官方批准的持不同政见者集会，数千名与会者高呼“民主”和“公开性”，使局势变得对当局越来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