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透视的镜像意义

笛卡尔（Descartes）说出“我思故我在”时就在陈述，“我” 要成其为主体必须展开独立的思考，他因为这一智性的陈述存在于人类哲学、占据人类文明之中。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背靠再现清澈透明的现实之传统纪录片，拍摄者的“我”只有展开对自身位置、身份、动机、行动及其效果，以及对纪录片本身的思考，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地展现“我”与身外世界的交流，才可能在画框之内展示纪录片不无选择、控制、操纵的创作过程，也才可能在最后逐帧画面的剪辑时保留那些互动的眼神、问答和身影乃至对拍摄的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杰伊·鲁比并未彻底透露事情的真相，实际上并不存在自发的、偶然的、无意识的自我反射性元素，我们需要甄别的是纪录片自我反射之有无和拍摄者自我反射意识的高低。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说纪录片拍摄者“我思”，观众才得以看到“我在”；而通过不同程度、不同面相的“我在”，观众才能受到启发，以意逆志，从迷醉在文本中醒过神来，思考“我”构建的纪录片文本，并设身处地地思考“我”的思考。

如同小说中叙述者的存在，总给读者留下“第二作者”“隐含作者”的猜想。一般来说，虚构小说中的“我”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相形之下，纪录片中露身的“我”，却毫无悬念、并无疑义地指向现实中的拍摄者（虽然还只是泄露出在形象管理机制之后的部分的“我”），以及“我”对纪录片本质的思考。在《持摄影机的人》中，拍摄者走向街头，坐上摩托，爬上高架，甚至匍匐在铁轨之上，身处来往车辆的夹缝之中……维尔托夫力图说明电影制作也是一种劳动。影片中展示的摄影师和剪辑师的劳动（有用定格的方式切换满屏的画面），也就透露出社会学家戈夫曼式自我呈现的行业“后台”。于此，叠印摄影师扛着三脚架从酒杯中站起的镜头多少还有杂耍游戏的成分，而摄影师扛着三脚架走入帘幕的镜头则可以说是隐藏/暴露影片生产过程的象征；片头，他站到硕大的摄影机上，充分阐释了维尔托夫对神奇的“电影眼睛”的礼赞；逐格拍摄形成的三脚架动画场景，是不是启发了巴赞关于摄影机自动生成的摄影本体论？摄影机镜头的开启与关闭，也喻示着纪录片在截取现实生活的片段，努力构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果说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还只是在画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不起眼的位置留下了一面映射出画家本人的镜子，那么，在《持摄影机的人》中，维尔托夫用大特写给我们展示了相机镜头中的一只能和观众直接交流的眼睛，这就宛若为我们相向对立起来两面镜子，构成人与我、看与被看、认知与反思的无限深邃的反复循环。

镜头中的眼睛，眼睛中的镜头，似乎在发出询问与召唤：谁在观察，谁在阐释，用什么态度和角度观察与阐释，被观察与阐释的对象会有什么反应，对象的反应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观察与阐释，被观察与阐释的对象是否参与观察与阐释，一向观察与阐释的主体轮到自我阐释又该如何阐释？……为避免单一视线的刻板、单调、强制，我们不应试图掩藏个人的、主观的视角并为之辩解，必须把观察、再现、研究、阐释他者的方法与理论用于对自身的研究，且勇于纳入他者的观察、研究与阐释，以此张扬反身性的思考以及民主性的共享。(www.xing528.com)

在此，我们可以尝试借鉴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倡导的“我看人看我”的多重视角：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在纪录片拍摄中，透过镜头回看自己就是一种自省，而将摄影机发给少数族群（如纳瓦霍人、莫霍克人），发给社区民众，发给弱势群体（如中国吴文光主持的“村民影像计划”），发给生于妓院的孩子（如纪录电影《生于妓院》），这无疑能够获得另外一种视点，是通向并促进双向甚至多向理解的一条路径。如此，纪录片人抵达现场，像在当代语境下脱离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人类学家一样，将田野经验当作主体间的生命互动，“我对某文化他性的认识只是众多认识中的一个认识，让不同认识、包括研究者与当地人的认识，得以并同呈显出来，这也是‘众声喧哗’。……只有放弃单声与对自身作品客观性宣称的权威，才能见到不同主体相互对话、多声并陈的缤纷”^[12]。

镜像以及互为镜像，也就从这交互的目光与审视之中生发出来。采用这种多重视角与方法，它不仅收集被拍摄者的反应，还要纳入拍摄者的目光；不仅在同时代的观众那里获得观看之后的对话，还在不同时代的受众那里获得情感的共鸣。而意义的生成，价值的认定，我们就有望收获一种主体间性的、历史主义的“透视”：“我们必须既防止虚假的相对主义又防止虚假的绝对主义。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的累积过程之中，它们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因此我们必须接受一种‘透视主义’ 的观点，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13]如此，我们也能破解互为镜像的“诠释学循环”：从自身理解他人，从他人反观自身；从局部考察整体，从整体省思局部；从当下管窥历史，从历史定位当下。就是在这种共时且历时的“透视主义”之下，我们才能真正发掘出镜像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