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主要是由法律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两方面组成。法律的形式因素是对立法质量本身的考察，主要是看法律规定是否完整、明确、协调。所谓“完整”一是看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考察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是不是都有相应的法律后果相匹配：能否通过肯定性的法律后果鼓励人们积极实施法律，能否通过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制裁违法行为，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二是看法律程序是否完整，主要考察法律规定是不是对人们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时间、顺序、步骤、手段、方式等方面都作了规定，不会给人们实际运用法律造成事实上的困难；所谓“明确”主要是看法律规范的概念明确与否，语言清楚与否，以及法律规则的内容和指示是否公开和清楚，不会产生歧义，给适用造成困难；所谓“协调”不仅仅是要看法律与法律之间是否协调，是否相互矛盾和抵触，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律放在更广的空间，看法律与整个社会背景、体制机制、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协调、作为子系统的法律与整个社会大系统是否融洽。法律内容方面的因素：一是考察法律规定的内容是否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致。霍布斯说：“良法就是为人民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22]法律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一旦被制定就具有普遍性，应该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人和事都具有法律效力。这就牵涉到人们能否接受约束的问题。能够反映行为主体普遍利益和需要的法律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拥护，故而，法律实效的强弱程度与行为主体的需要有关。二是考察法律规定内容是否合理，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是不是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一致，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才有被实际操作的可能，才能被人们很好地服从。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标体现了法律实效的应然状态，行政诉讼法律实效的良好状态就是《行政诉讼法》立法目标和宗旨的实现。虽然行政诉讼立法本身并不直接产生行政诉讼法律实效，但是它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法律实效。当然，包括《行政诉讼法》在内的每一部法律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规律，也不可能完全是行为主体内心的表达，所以行政诉讼的法律实效也自然不会完全等同于《行政诉讼法》的法律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目标是否能够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反映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需要，行政诉讼法律的设计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都决定了法律实效的状态。行政诉讼法律实效的呈现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对《行政诉讼法》本身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以及各个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间的关系。故而，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和目标与行政诉讼法律实效密切相关。对行政诉讼立法因素的考察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要考察《行政诉讼法》是否能够反映我国权力结构的客观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行政诉讼法》能够反映我国权力结构的客观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行政诉讼的执行障碍就会减少，行政诉讼法律实效就会提升。其次，是要考察《行政诉讼法》是否可以反映绝大多数法律关系主体的需要。《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法律必须具有抽象的普遍的约束力，而不是只调整个别关系，因此必须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个别主体的诉求只能放在社会整体诉求的范围内考虑和解决。只要《行政诉讼法》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主体的需要，那么《行政诉讼法》就更易于被法律关系主体所接纳和认同，从而愿意服从和遵守。行政诉讼的法律实效也因此更加积极。最后，是要考察《行政诉讼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即对行政诉讼立法技术的考量。主要考察《行政诉讼法》的逻辑是否严谨、意思是否明确具体、文字是否规范、内容是否清晰。当然最重要的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作为一部法律《行政诉讼法》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必须有针对违反法律规范内容的行为的相关强制措施和救济方式。如果行政诉讼容易理解、操作简单，行政诉讼法律实效的程度就更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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