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优化方案

1.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改革初期，廉价的非熟练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工业、服务业转移，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但近年来，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平均教育程度上升，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而产业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需求则上升。这些改变意味着低素质劳动力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

曹晋文（200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会大幅度提升综合技术生产率，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增长^[8]。陈浩（2007）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也是投资主体的需求决策过程，存在着类似于马斯洛式层次结构关系，提出了基于不同投资层次下的四种人力资本结构类型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运用1992—2003年省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虽具显著意义，但作用机制并不很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结构层次低下是其直接因素，而人力资本结构因素对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更具深层解释力^[9]。

樊纲、王小鲁等人（2009）采用卢卡斯（Lucas，1988）的概念，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他们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计算显示，197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扣除在校学生）平均教育年限为3.19年，2007年为7.15年。尽管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在显著提高，但由于劳动力数量增长趋缓，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也因此在下降。它在1979—1988年平均为6.14%，在1999—2007年仅为2.15%。在未来若干年中，人力资本可能主要由于职业教育扩大和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而增长，在2008—2020年的增长率可能在1.15%—2%，取决于政府对教育支持的力度。实证模型结果均显示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增长的显著贡献（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估计值接近；也都证实人力资本对增长有正的溢出效应。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1999—2007年的贡献接近4个百分点，但人力资本对增长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在改革初期贡献较高，而近期较低，是因为改革初期恢复了“文革”时期被破坏的正规教育，导致人力资本短期内的较快上升。另外，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数量增长在早期较快，近期明显放慢了。但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教育程度上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弥补。而且劳动力数量在回归中已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正在从简单的劳动密集转向更加人力资本密集。相信今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这虽然是投入的增长，但反映了从投入数量的简单扩张向投入质量增长的转变。通过多个模型的检验还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不变，但由于人力资本额外的溢出效应，使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少数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贡献，从而说明非熟练劳动力在经济中的角色已逐渐淡出，而被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所替代^[10]。

2.人力资本对我国社会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5）》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如果上海是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UNDP，2005）。是何种因素导致了这么大的发展差距以及落后地区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鸿沟，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李亚玲、汪戎（2006）对我国29个省份1993—2004年的人力资本基尼系数进行测算，利用各年截面数据对其与人均GDP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人力资本基尼系数较高，地区间人力资本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上；人力资本不平等性和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各区域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基尼系数逐渐下降，但人力资本不平等性状况在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基本上没有改变。人力资本基尼系数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强劲的负相关关系，且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变化将引起人均GDP更大幅度地变化，区域间人力资本不平等性的差距是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基于此，经济增长政策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人力资本存量，更要重视改善人力资本分布结构^[11]。

传统的新古典模型预言地区经济有收敛趋势，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则暗示不存在这种趋势，理由主要有技术变迁的内生性、经济系统的报酬递增以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姚先国、张海峰（2008）得出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教育差异几乎不能解释人均产出差异的结论。不过，在随后的增长回归框架下，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发现教育对地区人均产出增长有积极的影响，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溢出效应。尽管如此，资本积累仍然是过去20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教育仍不足以成为解释地区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此外，他们还对增长回归的GMM 估计显示，各省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较快的条件收敛迹象，收敛速度在619%—715%^[12]。于凌云（2008）将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分为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两类，分析了均衡条件下这两类教育投入比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政府教育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而需要充分考虑非政府教育投入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当人均私人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等于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时，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据此运用1996—2005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数据进行的分类比较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主体教育投入，还是作为短期的教育消费支出，中国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但通过不同教育投入水平的三类地区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投入比最低的这类地区（除了北京和西藏），包括东北三省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是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因素，这类地区非政府教育投入的提高将对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也将有利于保持这类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性。此外，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教育投入比最高的这类地区也是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不同主体教育投入无论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还是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都不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当考虑到教育投入比、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时，政府不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来调整各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而且能够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流动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