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类型特征还并不是很明显，许多研究者径直将其中某些受到欢迎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归入“情趣高尚、思想健康”的通俗剧类型，比如早期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乌龙山剿匪记》等。随着军事剧的高速发展，在积累了大量剧目的基础上，军事剧逐渐形成自身的类型特征。如严肃性的题材、扣人心弦的悬念、引人入胜的情节、善恶分明的人物、激荡紧张的内在韵律等。但这些所谓军事剧的类型特点，与一般类型剧（通俗剧）相比，并不特别鲜明。由于军事剧在指导思想、创作原则、社会效应上的特殊性，其美学“瓶颈”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
“当前，军事题材电视剧面临着一些需要突破创新的问题，我认为，第一个要去掉空洞化，就是当浪漫主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浪漫主义就会变得空洞，变得没有真实性，我们为了让这种浪漫主义变得真实，就是要让我们的英雄是成长起来的英雄。第二要去掉模式化，我们现在可以总结出很多军事化作品，很多模式化的东西，许多人物关系的设计，包括训练演习方式、矛盾冲突，甚至情节发展等都高度趋于一致。第三要去掉常识化，现在一些军事题材的作品，它的军事常识太浅显了，而军事迷和老百姓对军事的专业性非常高，所以我们现在的军事题材作品要想增加观众缘，就要提高它的军事专业含量，要超越观众。第四要去掉概念化，一些军事题材当中过度的张扬战争，过度张扬杀杀打打，有一个动作场面泛滥的趋势，我觉得这种东西只能是情绪点和结束点去爆发，而不能搞得太密集。第五要去掉同质化，军事题材作品有几类剧，比如说战斗剧，还有悬疑悬念剧，我们习惯跟着做大剧，但是微观剧做得不好。”[25]在我看来，除上述军事剧而外，军事剧需要突破“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的类型缺陷，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战争观念的突破问题。不可否认，近30年的军事电视剧在题材拓展、人物塑造、思想深度甚至人性探索各方面都有长足进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军事剧的核心观念——战争观的表达却鲜有进步。简单说来，所谓战争观，就是对战争的基本看法。1990年以来的军事电视剧大多未能摆脱五、六十年代战争片“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杀身成仁的道德洁癖、正义战争的不容辩驳”观念依旧是大部分军事电视剧的战争观。在现代政治文明视角下，所谓杀身成仁的道德洁癖往往是漠视人性与生命的病态反应；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下的拼死格斗，换来的往往是更大的民族内伤和族群裂痕；至于正义战争的定性，也常常沦为强者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最方便借口。炮火连天、杀声干云的军事剧不管当时多么轰动、如何流行，如果仅仅是展示强者肌肉的舞台，那么这样的作品再多，也注定会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
第二，战争中人性的表现问题。文艺作品的中心永远是人，而人性描写又是其中的重心。战争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极端环境，也是文艺作品刻画人性最好的舞台。战争有恢宏、灿烂和光彩夺目的一面，但那永远属于伟人、统帅、将领和政治团体，对于“卑微的”的个体，战争带给他们的却是血腥、残酷和生离死别。关于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黑暗孤独、成王败寇的战争伦理等命题，30年来的军事电视剧基本没有涉及。(www.xing528.com)
当然，军事剧作为战时思想动员与政治工作在和平年代的惯性延续，不可能对上述问题探讨过多、过深，但喜爱塑造主人公好战、喜战、恋战的“战争狂人”特性，再怎么讲，都与现代人性伦理有所扞格。石光荣、李云龙、姜大牙等战争强人，那种一提到“打仗”就如同食肉动物闻到血腥味的不加掩饰的兴奋，总让人联想起“一将成名千骨枯”的古训。而诸如《士兵突击》中袁朗所说，“我敬佩的一位老军人说，他费尽心血但不敢妄谈胜利，他只想部下在战争中能少死几个”的军人人道精神，在当下的军事剧中鲜有出现。《士兵突击》的反思是否可以理解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九三年》）？可惜的是，90年代以来，在具有轰动效应的多部电视剧中，如此反思几乎是凤毛麟角。
第三，“反战思想”的表达问题。美国反战影片《猎鹿人》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曾说过一句名言：“好的战争题材必须是反战的。”话虽绝对，但提供了衡量军事影视作品的另外一个角度。应该承认，“反战主题”在中国军事电视剧中更为罕见。长时期以来，军事文艺包括军事影视领域的终极评判标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以及不容置疑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理念，让“正义”对“非正义”“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使得“反战思想”极难存身。但人类的军事文艺史却说明，一部杀声震天、使人热血沸腾的军事作品，如果还能让人反思相互残杀背后的原因、悲悯人类在战争中承受的悲伤与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作品更具有永久的价值和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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