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在东方的传承和传播

1.中国王朝的文物

晋式带具是中国王朝官营作坊的产品，制作于3世纪后半至5世纪初期的两晋时代。在广义的晋式带具体系中，有玉、金、金铜合金、银等材质的带具。材质上的差异与官职等级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从现存带具来看，可以推定其主要是将军等高级武官的配饰^[3]。另外，晋式带具可以分为“西晋式带具”和“东晋式带具”两类^[4]。也就是说，两晋的带具具有标识身份，以及与高级武官相关的特征，可以基本确定晋式带具是代表晋朝的规定与样式的礼制性文物。晋式带具的样式源于东汉王朝各地的带具制作谱系，是西晋统一后，在统合了这些带具谱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图四）。其中晋式带具A系列是继承江南地区的制作机构生产而成的，很可能源于孙吴的带具（“江南系”带具）^[5]。

图四　晋式带具的形成

晋式带具还传播至晋朝的周边地区。孙吴的“江南系”带具特殊的制作工艺构成了晋式带具的主要制作谱系，而这种特殊制作工艺还见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辽宁型”晋式带具之中，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在孙吴同辽东公孙氏间的政治往来和交易的基础上形成的。继承“江南系”带具的晋式带具A系列也表现出向幽州、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传播的趋势。这一点反映出西晋的统治体制继承了《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所载孙吴的东方海域战略。

此外，作为武官冠饰的蝉纹龛形冠饰^[6]主要流行于江南地区。在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同类冠饰受到了其样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又在造型和制作方法上展现出显著的差异。作为现阶段的认识，此类冠的佩戴者仅限于两晋十六国时代的高级贵族与统治阶层，并且其与武官的爵号、官职等存在对应关系。尽管中国铜镜大量见于倭国之中，但难以认为倭国接受了中国的制度规定。而晋式带具与蝉纹龛形冠饰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

2.“鬼道”文物(www.xing528.com)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日本发现的中国文物主要局限于晋式带具、青铜镜、鱼鳞铁甲胄等。然而，与此类文物的性质不同，尽管仅有零星的发现，但日本还存在着与中国的思想、风俗相关的文物。

博多遗址群第50次调查出土的铅觚（图五：1）正是其中的一例。其造型为细长的圆筒状器身，至口沿部逐渐扩大，底部稍有凹陷。该铅器如同中国古代青铜器觚的造型，不过其高仅约3.5厘米，底径约0.8厘米，长口径约2.8厘米，短径约2.5厘米，属于袖珍型器物。该器物采用铸造的方式生产而成，两侧留有毛边，外饰雷纹。与之一起出土的有大量的土师器，推测大约与布留Ⅰ式属于同一时期^[7]。湖北武昌任家湾孙吴黄武六年墓中曾出土有一件耳杯（图五：2），很可能与上述日本出土的铅器存在一定关联。这是一件长约6厘米的模型器，杯内底部铸造有纹饰。这样的铅器在南京也有发现，从中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特征。与武昌任家湾所出相似的铅耳杯也见于乐浪，其大小在5.5厘米左右，在内侧底部与表面铸有纹饰。铅耳杯流行于东汉末期至六朝早期，是与早期道教相关的文物。此外，在南京仙鹤观东晋高氏家族墓M6号墓中出土有镀金银质的模型鼎，鼎中放置云母片（图五：3、4）。这些特殊的微型金属容器很可能是用于盛放仙药的仙器。在武昌任家湾孙吴墓出土的铅质买地券中，明确记载了墓主人是一位名叫郑丑的道士。尽管器型不同，但日本博多湾也出土了同样性质的模型铅器。这一点展现出继弥生时代之后九州的博多湾维持着与中国在文物、文化上的联系。

图五　六朝时期与道教相关的文物

1.铅觚（福冈市·博多遗迹群第50次945号遗迹）；2.铅耳杯（湖北武汉·武昌任家湾东吴黄武六年道士郑丑墓）；3.鎏金银鼎（南京市·仙鹤观东晋墓M6）；4.云母片（南京市·仙鹤观东晋墓M6）

中国江南出土有大量与道教术法相关的文物。流行于东汉末至三国六朝时代的早期道教是由张陵在蜀地创立，并由张鲁继承的天师道（五斗米道）教团所奉行的宗教。这种宗教通过仪式、术法来治愈疾病，具有很强的咒术色彩，因此《三国志》中将张鲁所奉宗教称为“鬼道”。基于天师道谱系的初期道教，与江南地方色彩浓郁的神仙鬼神信仰一起，广泛地渗透至六朝贵族阶层之中，其影响很可能也波及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