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播-狮子艺术意象成果

波斯艺术风格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最突出的是狮子文化。中国史籍明确记载最早进入中国的贡狮子来自安息，因而汉代中国关于狮子的传说或相关文化因素，主要应该也是来自这一地区。在新疆地区及丝绸之路东段，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北朝到唐朝时期的波斯萨珊风格的织锦，“对狮子纹”和“萨珊国王射狮子纹”是其主要图案。如新疆营盘M15出土的狮纹栽绒地毯，可以看出狮为卧狮，前足伸直，后足曲蹲，狮脸侧过来正视。稍迟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99号墓的方格兽纹锦中有狮子图案。“团窠联珠对狮纹”唐锦，狮子的鬃毛造型非常整齐，前腿带一翅膀，尾巴高翘。两狮头之间有一朵花，狮爪之下应有花台。

狮子作为帝王的代表和征服者的形象，自汉代之后，即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及河西走廊一带，据《北史·西域列传》记载，龟兹国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狮）子床”；疏勒国王“戴金师（狮）子冠”；而据《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可汗“以皂为帽，坐金师（狮）子床”。狮子象征着皇权或王权的意蕴，成为萨珊文化东传中国所带来的重要意象之一。

随着狮子的传入，它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艺术题材。20世纪中期，在汉元帝渭陵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西汉玉雕，其中就有玉狮。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可见到狮子，例如河南南阳画像石中的狮子鬃毛竖立，雄健有力。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有一对石狮，东西相对，“东石狮高1.26、身残长1.58米，右前爪下按一卷曲小兽，除尾巴和右后足残损外，余保存基本完好。西石狮高1.28、身残长1.48米，石狮残损较甚，尾部、左前足和右后足均残缺，嘴巴也略残”^[116]。这两头石狮子都昂首张目，雄壮威武。从武氏石阙铭中可知，这两头石狮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建造的。

在广州的汉墓中，也多次出土有关狮子的造型艺术形象。南越王墓东侧室出土的铜瑟枘上有狮形走兽，瑟枘完全是汉式的博山状。广州的西汉后期墓出土一件双狮形座陶，质松软，由两狮合成，连尾背向，狮的头部及四肢清晰，俯首，张口露齿，俯伏于地。背上各有长方形凹穴，当是插物的器座。东汉前期墓出一铜温酒樽，器盖顶刻四叶纹，四叶之间布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器下三足作狮形，体形雄健，鬣毛和尾巴均镂刻出；铜熏炉炉体的座足上面浮雕三兽，状若狮形，一人跪坐其上，双手叉腰，以头托炉身。炉腹上镂刻飞翔的翼兽；同墓还出一铜灯，只存灯座，有浮雕式三只带翼的狮子。

有翼兽的雕刻起源于古代亚述，亚述的有翼兽的原型实际上就是狮子。这种有翼兽后来传入波斯和印度，再经犍陀罗地区传入中国，东汉时期在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流行，广泛应用于各种雕塑题材。四川雅安县的高颐墓，建造于209年，墓前的石狮胸旁有一对肥短的二叠飞翼。方豪指出：“置于波斯艺术之最可代表者，为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所立高颐墓前之石狮，墓在四川雅安县（据立碑年代而假定石狮与其为同时代物）。胸之两侧，刻有翼形，为纯粹之西方艺术，乃希腊艺术之受有安息影响者。”^[117]

这种有翼狮子的形象后来在中国又有变化，头上增加了独角或双角，称呼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独角的称为麒麟，双角的称为天禄，无角的称为辟邪。南京东郊和丹阳的六朝陵墓前有不少这样的有翼兽，张口吐舌，造型十分古朴雄伟，其中最大的高、长达3米多，重达3万多斤，是六朝石刻的典型作品。此外，汉朝的铜镜也常用波斯的飞马和狮子图案作为装饰。

狮子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有不少文学作品中描写到狮子，其中不乏夸张的描写，并在造型艺术中出现多种狮子的形象。北魏洛阳城有专门关狮子的封闭式的里坊，《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罗国胡王所献，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

在《洛阳伽蓝记》卷五的《宋云行纪》中说，宋云西行入乾陀罗国，在乾陀罗国的一所寺院中看到跋提国送给乾陀罗王的两头狮子，“云等见之，观其意气雄猛，中国所画，莫参其仪”。宋云远在异域看到了真实的狮子之后才发现和在中国看到的狮子形象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于是发出了“中国所画，莫参其仪”的感叹。

到了唐代武德、天宝之间，随着狮子或狮子皮的来献，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关于狮子形貌、习性的信息，狮子成为人们歌咏描述的对象。张九龄有《狮子赞序》曰：“顷有至自南海，厥繇西域，献其方物，而狮子在焉。……其天骨雄诡，材力杰异，得金精之刚，为毛群之特。仡立不动，而九牛相去；眈视且瞋，则百兽皆伏。所以肉视犀象，孩抚熊罴。其余琐细，不置牙齿。”

唐太宗还命令阎立本对狮子作画。又据称，玄宗朝以画兽类著称的韦无忝，画过一幅外国献狮子的画像，展开他画的狮子图，“百兽见之皆惧”。不仅如此，在唐人看来，一切与狮子有关的物事，都具有神秘的力量。以狮子筋作琴弦，“鼓之，众弦皆绝”；以狮子尾作拂尘，“夏月，蚊蚋不敢集其上”。甚至狮子的粪便也可以杀百虫，点燃之后可以“去鬼气”。据称在开元末年，有西国献狮子，途中系于井侧树干上，“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狮子进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艺术想象的一个原型，并不断地被加工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南朝时，印度风格的狮子形象一度风行于中国的造型艺术中，其代表作就是吐舌石狮。梁忠武王萧憺陵墓东侧的大小石狮，一律口露长舌。平忠侯萧景墓前的石狮系列，现存为东狮，公兽，体形肥硕，胸突腰耸，首仰舌伸。帝王陵前置石狮最早出现在北魏孝庄帝静陵。

佛教以狮子为灵兽，《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说：“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景德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为佛座，《大智度论》说：“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又传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同时，佛教讲究“以像设教”，所以佛教石窟大多刻有金刚、力士与狮子护法。随着佛教的盛行，被佛教推崇的狮子在人们心目中成了高贵尊严的灵兽，与之相关的狮子信仰及狮子形象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汉朝时的雕狮身上多生有双翼，古拙神奇。其后狮子形象则多呈昂扬威猛形态，如在南京周围“六朝石刻”的石狮，线条简洁，高大威武，强劲有力。隋唐时期，雕狮渐趋写实，体魄雄伟，工艺精巧，使狮子造型艺术出神入化。唐代帝陵均有以狮子作为象生，如乾陵朱雀门前的两尊石狮底座四周均有精美的线刻蔓草、祥云、瑞兽图案。突出狮子威猛的特点，昂首挺胸，两足前伸，身躯饱满，胸部宽阔厚实，肌肉突出，筋骨强壮，前肢粗壮结实，支撑着前倾的躯体。石狮头部巨大，头部及颈项部毛发卷旋，似层层鳞披；双目圆大凸起，怒视前方，鼻子宽阔向上隆起，张开大口，露出利齿，似欲发出震撼山谷的巨吼。宋代以后，狮子造型渐趋秀丽、雅致。

在形象发生变异的同时，狮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味。早期狮子是以镇物面目出现的，人们希望以狮子“百兽之王”的威猛吓阻四面八方的邪魔妖怪，这与其“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佛教圣兽意义是一致的。此时的狮子更多出现在陵墓、庙宇之前，以发挥其驱祟避邪的镇物作用。明代后，石狮子雕刻艺术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宫殿、府第、陵寝，甚至一般市民住宅，用石狮子守门；在门楣檐角、石栏杆等建筑上也雕上石狮作为装饰。狮子还被附着了诸如官阶、权力、等级等文化象征意义。如置于达官显贵门前的狮子，门左为雄狮，其脚边踏一只绣球，绣球象征权力，俗称“狮子滚绣球”；门右为雌狮，其脚下抚一只幼狮，寓意子孙昌盛，俗称“太狮、少狮”，已成为一种习俗惯制。同时，狮子头部鬈毛疙瘩的雕刻也很有规矩，鬈毛疙瘩数量越多，则主人官位品级越高。一品官或公侯等府第前的石狮头部有13个鬈毛疙瘩，谓之“十三太保”。一品官以下石狮的鬈毛疙瘩，则要逐级递减，每减一品就要减少一个疙瘩，七品官以下门前摆石狮即为僭越了。狮子底座花纹的雕刻正面雕刻瓶、盘和三支戟，象征着“平升三级”；右面刻有牡丹和松柏，象征“富贵长春”；左面刻有“文房四宝”，象征“文采风流”；背面刻有“八卦太极图”，寓其“镇妖驱邪”。

到清代，狮子的艺术形象已基本定型。《扬州画舫录》中规定狮子的雕刻：“狮子分头、脸、身、腿、牙、胯、绣带、铃铛、旋螺纹、滚凿绣珠、出凿崽子。”关于画狮，清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写到画狮子：“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毛色有黄有青，头大尾长，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闪电，巨口须髯，蓬发冒面。尾上茸毛，斗大如球，周身毛长，松猱如狗。虞世南言其拉虎吞貔，裂犀分象，其猛悍如此。故画狮徒写其笑容而不作其威势，非善画狮者也。”

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的“狮子”，对中国民俗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民间建筑、民间造型艺术、民间表演艺术、民间娱乐、民间文学等领域，都有狮子的形象或象征。在“狮子”的民俗影响中，最具特色的是“狮舞”这一民间艺术形式。

狮舞又称“舞狮”，是一种模仿狮子形象、动作，融造型艺术与表演艺术于一体的民间舞蹈形式。我国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模仿各种兽类姿势起舞的“百兽齐舞”，汉代列为“百戏之一”。北魏时，如逢佛像出行日，均由人扮辟邪狮子在前导路，这应该是狮舞的雏形。唐代从西域传来狮子舞，最著名的舞狮是“五方狮子舞”。《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抹，谓之狮子郎。”由人扮演五头不同颜色的狮子，各立一方，在狮子郎的引逗下，表演狮子的俯仰驯狎等情态。《乐府杂录》记载，五方狮子有一丈高，身上披着各种不同颜色的画皮，耍狮子的叫狮子郎，有12个人，戴红抹额，穿彩画衣，手里拿着红拂子。在新疆阿斯塔那曾出土一个狮子舞俑，是由两人装扮而成。明清以后，狮舞之俗尤为盛行。每逢传统喜庆节日，各地民间多有舞狮表演，相沿至今。

狮子舞从西域传入中原后，很受欢迎，唐代又传入了日本，日本《信西古乐图》上就有狮子舞图，也画着狮子郎牵着人扮的狮子。日本有两种“狮子舞”，一种叫“越后狮子”，是继承中国传统由男子舞狮。另一种叫“锦狮子”，也叫“石桥舞”，则是由女人手拿狮子头而舞。

【注释】

[1]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7页。

[3]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5页。

[4]吕思勉：《中国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5]季羡林著，王树英选编：《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6]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

[7]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页。

[8]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9]［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引自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10]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11]［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4页。

[12]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13]季羡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14]［印］纳拉因著，王辉云译：《贵霜王国初探》，《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15]［英］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16]［苏］马吉多维奇著，屈瑞、云海译：《世界探险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7]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页。

[18]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19]［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2页。

[20]［英］赫德逊著，李申、王遵仲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39页。

[21]［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2]［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23]［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24]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5]［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26]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27]［法］F.B.于格、E.于格著，耿昇译：《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8]参见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7页。

[29]［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30]［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3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32]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引自李文实等著：《历史与现实的青藏》，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8页。

[3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34]引自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35]［德］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36]［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1页。

[37]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485—486页。

[39]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页。

[40]参见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41]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补考》，引自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12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1页。

[42]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3]［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44]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45]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6]［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5页。

[47]［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48]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49]［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84页。

[5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页。(www.xing528.com)

[51]［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52—53页。

[52]［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53]［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54]［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5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56]参见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第1—13页；《从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4页。

[57]李吟屏：《洛普县山普拉古墓地出土缂毛裤图案马人考》，《文物》1990年第11期，第72—74页。

[58]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6页。

[5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第16页。

[60]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第9—12页。

[61]［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62]［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63]［英］李约瑟，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64]参见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65]参见［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66]［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67]钱锺书：《管锥编（补订重排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0页。

[68]［法］参见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69]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2页。

[7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7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72]［英］吴芳思著，赵学工译：《丝绸之路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73]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74]参见龚缨晏：《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12月。

[75]参见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65页。

[76]参见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第54—65页。

[77]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第82—87页。

[78]引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79]［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80]［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81]参见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82]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83]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84]关于《摩诃兜勒》是什么曲子，有学者考证，“摩诃”是梵文Maha的汉字音译，其意为“大”，“兜勒”为“吐火罗”之译音。“摩诃兜勒”即为“大吐火罗”。因此，“摩诃兜勒” 可视为古代吐火罗地区流行的乐舞大曲。还有学者提出，“摩诃兜勒”实际上是希腊语“马其顿”的译音。而大夏从前329年被亚历山大的军队征服以后，一直被希腊人所统治。因此，张骞从大夏的希腊人那儿获得了几首“马其顿”歌曲。（杨共乐：《张骞与马其顿音乐的传入》，《光明日报》1998年6月5日）

[8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86]王小盾、孙晓晖：《论唐代乐部》，《国学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87]陈寅恪：《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4页。

[88]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8、31页。

[89]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90]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9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92]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93]李玫：《箜篌变异形态考辨——新疆诸石窑壁画中的箜篌种种》，《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

[94]参见［日］林谦三著，钱稻孙译：《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页。

[95]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96]参见沈从文：《石人为何要留胡子：谈艺论文录》，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

[97]参见谈俊琪主编：《安康文化概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2页。

[98]［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序、第254页。

[99]［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115页。

[100]［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101]［美］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引自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102]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l期。

[10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53页。

[104]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05]引自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106]［法］费琅著，耿昇、穆根史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导言第16—17页。

[107]［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5页。

[108]［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09]参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16页。

[110]仲高：《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页。

[111]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55页。

[112]参见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317页。

[113]2011年在江苏·大云山汉墓群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一件西亚风格的裂瓣纹银盒。

[114]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115]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16]参见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17]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