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艾尔吉耶斯大学校友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的经历与见闻

在中国和土耳其文化文学因缘的梳理中，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是不可回避的作家。他的获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有的译为“冲突和杂糅”或“冲突和融合”，无论如何，这种译介表现出帕穆克作品中那种对东西方文明或文化之间、伊斯兰传统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矛盾的探究，那种身处混杂化生活中的种种追求与体验。

帕慕克曾多次宣称自己并不那么热衷于政治，但是他始终未能放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大是大非的判断。他不仅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而且在应邀主编一天的伊斯坦布尔自由派日报《Radikal》时，于2007年1月7日的头版头条就有文章报道，土耳其知识界缺乏言论自由，并哀叹知识分子命运。尤为注意的是，文章还追溯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案，即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因左翼政见，被政府以叛国罪关进监狱，被营救后流亡苏联，1963年客死他乡，其作品也在祖国土耳其长期被查禁。这不能不说明他的积极进步的政治主张。

不仅如此，帕慕克应邀于2008年5月21日飞抵中国北京后，开始为期10天的首次中国之行。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主题讲演，在讲演中，他一再对汶川大地震的受难者表达自己的哀思。因为他是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所以对汶川大地震表现出异常关心。他在来中国前得知四川大地震的消息后，曾与他的名著《我的名字叫红》的中文出版方“世纪文景”联系并主动发邮件询问地震详情，表示他同样沉重的心情。帕慕克还根据汶川大地震的形势对来中国后的活动进行了调整。将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两场新书签售会变为签名义卖活动，所得款项用于赈灾。在相关人员的努力与协助下，帕慕克的签名义卖善款全部转交光华科技基金会，主要用于资助灾区学生。

土耳其语属突厥语族，历史上的突厥语本身没有书面的文字，长期使用其他语言文字，诸如阿拉伯文字或波斯语文字等。1928年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土耳其实行了语言改革，开始使用拉丁字母，其间受到斯拉夫语言的影响。突厥语族除土耳其以外主要还分布在中国西北部，苏联、伊朗、阿富汗以及东欧一些地区。中国国内的突厥语族语言包括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塔吉克语等。帕慕克用现代土耳其语写作，而现代土耳其语实际上是从突厥语族西部分支（即语支）演化而来，其历史悠久，传统叙事文学和诗歌较发达。进入现代以后，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古老的突厥语言文学的发展和汉语言文学一样经历了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帕慕克以土耳其语写作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古老的突厥语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帕慕克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始于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其第一本书《我的名字叫红》，于2006年8月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引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者同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问市仅一个月就已发行了3万册，后又多次加印，有望突破10万册。陆续出版的小说是《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此后《雪》《新人生》《黑书》和《伊斯坦布尔》等也即将出版。译者是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土耳其语副教授沈志兴。因其喜欢金庸的小说，所以他坦陈自己的译本风格受到金庸的影响。他还考虑到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土耳其语这种黏着语，即词的语法意义主要由加在词根上的词缀来表示的语言所形成的长句，译为简洁明了的短句，有散文诗般的节奏感。同年9月底出版方为推介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而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作家和评论家参加的作品研讨会，与会者的观点和反映截然不同，但正是这些争议，才使得这本书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1998年，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出版。此书确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获2003年国际英帕克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金高达10万欧元的奖项，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此书还获得了法国文学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这部小说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为背景，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画师被杀一事，分59个叙述单元，不断转换叙述角度。其中一位叙述者在查清凶手的过程中，也赢得了爱情。这部描写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小说，主要通过绘画艺术来反映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细密画是古波斯艺术的重要门类，始于宗教书籍如摩尼教或伊斯兰教的经书的边饰图案，以后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及封面和扉页上的装饰图案。波斯细密画的技法明显受到主要是通过蒙古人带去的中国工笔画的影响，只是其细密的程度比工笔画更精致。另外是它本身所表现的宗教文化传统，喜用鲜艳炫目的色彩，富贵庄重的金箔来装饰经书，以表现经书的崇高地位。但是摩尼教经书之后的《古兰经》被禁止绘画，因而只能用于装饰。波斯细密画传统处于西方的写实和东方的写意之间冲突与交融着，从而表现土耳其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两难境地。小说结局预示着一种普世价值的存在即艺术的自由和真理的探寻是作家精神卓越性的最根本表现。

帕慕克其人和创作在中国文坛所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尤其是对那些不断探索、写作的人而言，不亚于一场大地震。正如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所说：“我无法估计中国作家能够从这位同行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一度对土耳其产生过兴趣，那时我们把土耳其的凯末尔视为对一个古老帝国实行现代化改造的成功范例，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中，是要向土耳其学习，向凯末尔学习。当然后来情况变了，我们的学习对象也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表明了我们对自身的想象和规划。”^[2](www.xing528.com)

评论家刘再复在用笔回复记者采访时写道：“读到帕慕克获奖公告上的评语时，我内心有些激动，读者很多，但有我这种不平静的可能不多。因为我太理解这句话了，心灵完全与这句话相通。1994—1996年，我出版了《漂流手记》的第二部《西寻故乡》，仅从这一书名，你就可以知道，我是在他方（西方）寻找故乡的漂泊的灵魂。帕慕克的故国故乡是土耳其，这是一个亚洲、欧洲、非洲的交接地，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伊斯兰文化都在这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帕慕克虽然出生在边缘地带，可是他在美国学校法语英语都很好，显然身心拥抱过当代西方文化。一方面身上流淌着土耳其的血液，一方面又有普世眼光，这就注定他的内心充满矛盾。”^[3]这何尝不是刘再复本人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是作家与知识分子相通的一种心灵责任，是处于文化冲突间的“忧郁灵魂”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和良知家园的一种焦虑。

随着帕慕克的小说不断在中国出版，对其更深刻的解读一定会成为必然趋势。以帕慕克为代表的现代东方作家面对东西文化冲突的艰难选择，一定会对中国当代作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并将成为中国、土耳其两国之间文化文学因缘中最有意义的一页历史。

【注释】

[1]本文是第一届国际亚洲语言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2]《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

[3]《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