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同文馆英文班学生张德彝游历欧洲，回国后写下《航海述奇》。书中记述，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初四在伦敦，某地货架“上下罗列者，皆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屋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
这只是圆明园被掠夺物品被售卖的场景之一。从1861年底开始，在巴黎和伦敦举办了一系列“战利品”拍卖会，战争赃物由此光明正大地进入公私收藏。
清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时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其《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录：在巴黎遇见一人“收藏中国古铜器大小数千种”，“其宣德法铜器，及乾隆朝所制，及古盘大围丈许，大率圆明园陈设古器也”。
光绪十五年（1889年）薛福成担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其《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中记述：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巴黎东方博物院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在法国，1861年至1863年间，德鲁欧拍卖行的“圆明园战利品”拍卖进行了近20次，其中一次的拍品包括迄今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送拍者为杜潘，英法联军“战利品委员会”的法方主代表。
进入圆明园后，杜潘曾记述：“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奇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能在金银珠宝中看中《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图2-18，彩图5、图2-19），说明其眼光不俗。杜潘在法军中担任地形测绘的职务，给人印象不佳，能主事“战利品委员会”或许是因为谁都不待见他，可以避免人情世故、营私舞弊，但这也给了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的便利。据其描述，“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当是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传旨着宫廷画师唐岱、郎世宁、沈源画圆明园图一幅，此图于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十一日由唐岱画得，贴于“九洲清晏”清晖阁北壁。
图2-18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澹泊宁静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图2-19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蓬岛瑶台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创作，是随景观建造而进行的，历时十年。乾隆三年（1738年）传旨：圆明园着沈源起稿画册页一部，沈源画房舍，着唐岱画土山树石；五月传旨：着将圆明园各所合画册页一册。乾隆六年（1741年），传旨将“方壶胜境”“蓬岛瑶台”“慈云普护”图增入圆明园册页内。乾隆九年（1744年），传旨将《安佑宫图》《汇芳书院图》《前垂天脱图》《清净地图》绢画四张收贮在册页上；十二月，传旨将雍正及乾隆御笔二张分别裱在四十景册页头册、二册画前，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裱成呈进。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奉旨将裱得四十景册页二册送往圆明园“九洲清晏”奉三无私殿安设。(www.xing528.com)
1862年2月11日，法国《箴言报》曾将杜潘“藏品”拍卖会广而告之：拍卖目录明确说明，拍品大都来自圆明园，是杜潘的日本及中国文物收藏的一部分。其中，《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在拍品目录的编号为329号，并配有法兰西学院教授斯塔尼斯拉斯·于连的说明：绢本绘画，系各宫殿实景，40页对幅，纸裱褙，各幅长80cm，宽74cm。孤本，系保留已焚毁宫殿图像之仅存者。《箴言报》上的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国战争大臣朗东收到下属的检举信，信中提醒“拍卖坐实了关于远征军军官财产来历的不利传言”。于是，他立即禀告拿破仑三世，称杜潘上校的拍卖有可能玷污军队的荣誉、名声和责任感。几天后，杜潘被“停职”，但这并没有影响拍卖的如期进行，事后也没有影响他继续随军出征。因为大家对所谓战利品都心知肚明，处理杜潘只是给自己的罪恶感找个安慰和开脱。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保留价定为3万法郎，但竞价没有超过1万法郎，因而被退回。5月2日再次进行拍卖，仍然没有达到预期价格，但以4000法郎卖给了巴黎的一位书商。几天以后，法国国家图书馆版画部主任获准以4200法郎的价格购入，是当年版画部最昂贵的入藏品。此后《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一直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2500。
法国军事当局仅对杜潘给予“停职”的纪律处分，为防止事态扩大，也没有给他公开处罚并开除其军籍，这实际变成了一种怂恿。1862年4月25日和26日，杜潘又在德鲁欧拍卖行进行了两次拍卖，拍品是“一批中国的艺术品和古玩，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在英国伦敦也有同样的拍卖会。1861年5月，克里斯蒂-曼森-伍兹拍卖行（今佳士得）拍卖了亨利·洛奇在圆明园“获得的藏品”。亨利·洛奇是何许人？并非别人，正是额尔金的秘书，在通州曾被清军抓了俘虏、扣为人质、在处决令到达前被释放。他的藏品后被“放山居”主人悉数拍入囊中。
2010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重要私人清宫御制工艺珍藏”专场拍卖会上，一件“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以2.5亿港元落槌，刷新了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这件被坊间称为“瓷王”的葫芦瓶，曾是“放山居”旧藏，而更早的出处是圆明园，曾是亨利·洛奇的“战利品”。
拍得此件葫芦瓶的香港实业家、全国政协常委张永珍，曾于2002年5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得“清雍正官窑粉彩蝠桃橄榄瓶”，成交价4150万港元，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第一高价。2004年2月15日，张永珍将此瓶正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据说这件橄榄瓶的前任主人是奥格登·里德，曾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此瓶曾在他母亲家族的客厅里长期被用作台灯灯座。为了保证“灯座”稳定，瓶内被灌入了后花园里掺杂着狗粪的泥沙。所幸的是，它没有像大多数用作灯座的瓷瓶一样被挖底钻洞。奥格登的祖父曾于1905年至1912年间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据说此瓶可能是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自清宫掠走。
“放山居”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200多年来一直与财富和艺术收藏联系在一起，也总是陷入建筑塌毁和收藏离散的旋涡。最初在1744年由威廉·贝克福德购入、兴建，1755年被焚毁后，斥资5万英镑重建为富丽堂皇的豪宅。1807年，贝克福德之子，英国作家、收藏家威廉·托马斯·贝克福德，在豪宅附近历时十年建起放山修道院，作为住宅和存放其收藏的艺术品和图书。因建筑施工需要，“放山居”部分被拆。
1822年，因资金短缺和债务，贝克福德将“放山居”、修道院和部分收藏品以33万英镑出售，相当于现在的2600万英镑。买家是在印度从事军火买卖的苏格兰富商约翰·法考尔，但仅仅三年后，1825年，放山修道院整体倒塌。法考尔决定售出此地，但他不幸于次年突然中风去世。1859年，威斯敏斯特侯爵重修放山修道院，但也在1955年被毁掉了。
“放山居”亦不能幸免。1829年，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商人詹姆斯·莫里森先租后买，成为“放山居”的新主人，死后传给了他的次子阿尔弗雷德·莫里森，他以收藏画作和手稿著称，尤其喜欢华丽、精美的中国瓷器和掐丝珐琅器。他在“放山居”建了一间“中国厅”，专门用于陈列中国艺术品。
1880年，阿尔弗雷德请普拉西多·苏洛阿加，一个为他工作的西班牙金银镶嵌师，给他画了一幅肖像，画的背景中有两只“仙鹤”。按照中国的说法，仙鹤寓意长寿、祥和。殊不知，此仙鹤摆设正是来自中国的圆明园，是四只仙鹤组合的一对香炉，高近1.5米。大鹤口中衔桃，小鹤依偎而歌，据说这是弘历（后来的乾隆帝）为父皇雍正帝祝寿而作。2010年12月1日，在香港佳士得“鹤鸣九皋：放山居御制珍品”专场，这对双鹤香炉拍出1.2946亿港元。
1902年后的60多年间，“放山居”日渐损毁、坍塌并被废弃，至1971年方重建新楼。这一年，“放山居”的部分旧藏在伦敦佳士得拍卖。当时的拍品中，除了前述那件“瓷王”葫芦瓶，还有一件“清乾隆御制粉红地粉彩轧道蝴蝶瓶”，也是出自圆明园。2008年12月，这件蝴蝶瓶在香港佳士得“戴萍英基金会珍藏”专场再次上拍，成交价为5330万港元。戴萍英原名张萍英，随夫姓，她丈夫戴润斋，是著名的中国古董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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