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离别家乡者之心系故里是天经地义的，徽州人更是如此。前述洪亮吉榜眼扁张挂在洪垣洪氏祠堂、汪中自号“古唐倦翁”，分别以实物、以心情表达念念不忘故乡。侨居者中这类事例甚多，具有丰富的内容。往返故里，原籍寄籍两边居停。他们会经常返乡扫墓。原籍歙县而居住浙江的汪启淑，乾隆中，仅携带妾杨瑞云“三次归歙扫墓”[84]。程梦星出生在岑山渡，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徽州，而后往扬州。江春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到江村，在步云桥西的凌云台下建造增福阁，遍植荆树棠花。[85]商人兼诗人叶天赐（1723—？），歙县蓝田村人，在扬州经营盐业，“奉母命修宗谱，并为母请旌建坊”[86]。他正因往来徽州，才与族人合作修家谱，并为母亲申请建立牌坊。方士庹在不时往返徽州扬州中，深入观察家乡社会情状，才能写出《新安竹枝词》。[87]在外乡的徽州人，对家乡记忆深刻，乡情长存，更表现在从事家族、家乡各个方面建设和经济支援。
对宗族的感情，见诸于物质方面的是建宗祠、修家谱、济贫，与对族人、乡人均有益的修桥筑路、兴办文教、救济贫乏诸事。歙县汪柳华，在湖阴经商，“率族彦建宗祠，以敦崇其本”[88]。江春“建宗祠，整书院，养老周贫”。嗣子振鸿在嘉庆八年（1803）徽州大饥中，捐资赈济。江昉“于乡闾祠墓，尤多捐助”[89]。歙县方藩理在湖北襄阳一带经商，命儿子恩贡生方矩（1729—1789）在乡里，代他“缮祠宇，葺社壝”，平整山岭道路，选择墓地安葬高曾祖以来没有下葬的浮柩，以及族人中久厝未葬者移葬墓园。[90]在扬州盐荚起家的潭渡人黄晟，乾隆四年（1739）返乡扫墓，适有盐商黄以祚返乡改建三元桥，因“遽逝”而停工。黄晟秉命于母亲徐氏，出资数千两，并请从叔楚兰主持营造，历时四年，于八年（1743）竣工。黄氏族人以铨、景光等人亦出资，共用银一万四千两。[91]他兄弟四人，以义行被誉为“四大元宝”。老四黄履昊，官刑部、汉黄德道员，乾隆中，“捐资置田于邑（歙县）之东乡梅渡及西乡莘墟等处，给族中四穷”[92]。康熙间江演修叶贝岭新路，独自承担费用，聘请无锡吴菘规划设计，江承元等人董率工事，历时三年蒇事（1694—1696）。[93](www.xing528.com)
原籍歙县洪桥郑鉴元（1714—1804），祖父郑廙、父为翰在扬州以盐荚起家，所至仪征、江宁、扬州，皆占籍。他总司鹾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喜读《孝经注疏》，“居恒以诚训其子弟，于孝义之事，恒乐为之”。在岩寺修造洪桥郑氏宗祠，上律寺远祖郑海宗祠，置香火田，三次添祭田；修族谱；亲族中无力婚葬者，多予资助。同时在江宁建设祖父宗祠，在扬州住宅建“亲乐堂”，与族亲依时祭祀。另外，修京师扬州会馆，捐金数千。[94]歙县宋良铣为扬州巨商，“睦族敦伦尤恺挚”，修缮本族家祠，造村庄水口亭阁，用费一千数百两。[95]方士庹“孝友睦族”，乾隆六十年（1795）歙县饥荒，出千金助建惠济仓。[96]经济赞助的同时，徽商不忘故里的文教事业发展，如对徽州紫阳书院的常年经费支持。徽州有两个紫阳书院，乾隆时，一个已废，一个经费不足，总商歙县鲍志道（1745—1801）念及乡梓，求得两淮盐政的同意，每年从淮南杂项中拨银3720两资助设在徽州城里的紫阳书院，又出己财3000两，修复书院房舍；同时捐出8000两银子存放在两淮官库，收利息援助城外的紫阳书院，“由是两书院不复告匮，而（徽州）六县之来学者，咸给其求，自宋以来，于斯为盛”[97]。江兰“尤笃于乡党，捐置绿猗文社、鹏扶文社田产”[98]。希望乡梓多出人才。此外，歙县佘文义，经商致富，捐银四千两在岩镇水口处建造石桥，感动得人们称此桥为“佘公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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