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人才的素质结构及优化策略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仅悲天悯人、洞察世事、远见卓识，而且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经世治国。这一群人就是战略知识分子，也称战略学者，他们超越理论与实践“鸿沟”，具有“影响有影响的人”的智慧和智谋，在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他们的思想，既是主流又非主流；他们的行动，既是主道又非主道；他们的角色，既是主演又非主演。他们只是领袖的思想碰撞者和布道者，而非替代者(1) 。

一、 从“三门”干部到“三个倒挂”再到“三没”智库专家

公务员制度建立之初，省级以上机关，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主要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考公务员，形成了一批“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进了机关门的公务员群体。家门—校门—机关门，这是中国不少新公务员的就业线。由于“三门”干部只了解书房里的情况、上边的情况，不大熟悉基层，基本不懂群众，以至于出台相关政策时，易脱离实际，操作性不强。为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提升国家机关公务员对基层社会的认知水平，从2006年开始，省级以上党政机关招聘公务员，考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毕业生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以后逐年提高。与此同时，所招聘的没有基层工作经历而到省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先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一两年。省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了解熟悉基层的情况，否则就会脱离基层实际。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三门干部”在开展政策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在加强基层调研的同时，需要借助外部的辅助力量。

相对于“三门”干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不少专家学者，经历和社会履历更加简单，基本上从家门到校门，然后再到校门，从上小学后基本上就没有离开校门，形成了一批学术积淀相对深厚、但对中国社会基层情况和政府运行等不够熟悉的“两门”专家。我们不否认这些专家从事学术研究的优势，但这些专家如果要从事智库研究，就一定要补上对中国社会实情了解这门课。近年来，由于高校职称评审等方面的需要，比如要评教授，需要有一年以上的国外访学经历，青年学者走出国门，对于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发展前沿有一定的帮助。但始终没有突破基层的群众门、政府的机关门、中国社会的实情门。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一份调研材料反映的党校师资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先天不足”现象。党校一些教师是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参加工作后又没有经历过实践锻炼，受条件限制也很少有机会进行系统培训，以致教师学识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二是“倒挂”现象。党校教师尤其是地方党校和基层党校部分教师，经历和阅历等方面不如学员。有人说，没当过领导的在给领导干部讲领导艺术，没出过国的在给经常出国的人讲国外经验，没经历复杂环境考验的在帮助每天同各类矛盾打交道的人出主意解难题。这“三个倒挂”，在党校教师队伍中一定程度存在，特别是最后一个倒挂，更像是对高校智库研究机构专家的写照。

作为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与服务的对象（决策者）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信息和经历的不对称。第一，领导看过的文件我们没有看过。由于很多文件都有密级，一些重要的数据信息和动态大都是通过内刊和内部文件的方式流转，领导掌握的一些内部真实情况和数据，智库专家往往不掌握。第二，领导去过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决策者要围绕一个问题开展调研，可以运用的资源很多，可以向下属单位要材料进行书面调研，可以通过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会议调研，可以到基层实地进行现场调研，领导去调研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能去，领导调研时了解的信息我们调研不一定能够了解到。第三，领导干过的事情我们没有干过。领导干部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亲身经历的问题往往有着更深的感受，对于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考虑得更为全面，智库专家往往缺少这种经历和现场感。

智库专家与决策者相比，虽然“三个没有”，但并非智库专家就没有优势。第一，虽然领导看过的我们没有看过，但现在是信息社会，我们可以了解信息的渠道也非常多。虽然我们不能获悉决策者所拥有的全部信息，但有关部门会有一些公开的数据；虽然我们不能掌握决策部门的小数据，但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能运用大数据，为决策者提供另外的看问题的视角。第二，虽然领导去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但我们可以在领导调研过后再去调研，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详细的汇报，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睛多观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找群众座谈，甚至可以找群众进行深入的访谈，把情况掌握得更深更细更具体，挖掘一些更深层次的信息。第三，虽然领导干过的我们没有干过，但我们有理性思考、有理论认知，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调查和比较，通过借鉴外地的经验甚至进行国际的比较，有可能更加全面地把握问题的全貌。作为决策者有可能长期以来在实际环境中，思考问题的环境是相对封闭的，掌握的数据是官方的，跳不出经验的束缚，摆脱不了思维的惯性，再加上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下有可能产生的思维惰性，认识事物可能会先入为主，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智库专家，思考问题的环境是相对开放的，信息来源渠道可能是更加多元的，第三方视角可能更客观，在政策利益上可以相对超脱，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自己的调研基地深入调研，形成不一样的视角，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把自身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努力拿我们的长项弥补决策者的弱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知识与政策的无缝对接。

在印度和泰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头千斤重的大象，被一根小小的柱子和一截细细的链子拴住。原因是驯象人在大象幼年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长成大象，虽然此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链子，但在它的惯性思维里，仍然认为摆脱链子是不可能的。智库专家要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善于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公共政策问题。

科学专家的工作，对于现代领导的决策科学化来说是绝不可少的环节。其理由是：1. 领导者一般是考虑战略问题的，他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洞察能力和组织才能。但是他没有可能就决策的具体事项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他们虽然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但很难有时间和精力抓住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清理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单靠领导者个人“拍脑袋”来决策，就难免要出差错，甚至犯瞎指挥的毛病。2. 领导者虽博学多才，但也不是无所不知的。3.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洞察一切、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由于以上三点原因，现代领导者必须把科学专家的工作作为科学决策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的“专家工作”不是一般的开开会，倾听专家意见，而是要求和组织专家们进行专门、系统、深入的分析。否则，等于是用专家临时的“拍脑袋”，来代替领导的“拍脑袋”，并不能使决策进入科学的轨道(2) 。

青年学者成为智库专家的三部曲。第一部曲：从生产知识到生产思想，把学术话语转化为智库话语（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第二部曲：为自己的思想找到市场，把对策话语转化为政策话语（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第三部曲：提高思想产品的产出质量，打造属于自己的智库品牌（研究骨干与领军人物）。

二、 智库人才的结构特征

智库人才的结构特征，可以从素质结构、层级结构、能力结构、思维结构和影响力结构等几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

在素质结构上，新型智库需要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至少是“T”字型。智库专家不能是“万金油”，什么都懂一些，但都浮于表面。智库专家不能是专业控，除了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熟悉，其他的问题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区别。学术研究可以是“1”字型的，沿着一个方向深入研究，研究得越深入越好。智库研究的思维应该是“T”字型的，必须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延伸，不然的话，过于专业的决策往往是片面的。更加理想的状态是“天”字型人才。一“撇”一“捺”分别代表专业领域的专业学术水平积累和专业政策水平的积累都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能够在各自独立并相互支撑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充分融合。下面一“横”代表需要有比较宽领域的知识面，这个知识面包括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知识面，能够把解决的问题界定在一个大的坐标系内来认识和分析。上面一横，代表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高度，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来分析解决问题。

智库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层次结构、功能结构。智库里每个人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学科的广度、科学的高度和前瞻性的远度，3个空间维+1个时间维(3) 。专业素养也存在“专”和“博”的关系，既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个领域的“大家”都是通才，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宽、看得远。就像挖沟一样，要想挖得深，敞口一定得大(4) 。

在层级结构上，新型智库需要橄榄型人才。现代社会，更多的是橄榄型结构。由于部分智库拥有较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国家部委级智库，就形成了一批具有行政级别的智库专家和管理人员。由于行政事业单位近年来职数收紧，人员更新的速度比较慢，部分研究机构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也由于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原因，有些智库机构缺乏相应的新进人员激励机制，留下来比较困难。还有长期以来学术“个体户”形成的研究惯性，在一个智库内部，或者在一个课题组里，往往形成倒金字塔现象，参与研究的都是教授或者副教授，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强大，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分工大于合作，造成基层基础人员参与不够，课题研究的基础不够扎实，特别是缺乏专门的数据采集和调研人员，倒金字塔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智库成果质量的提升。

在西方智库，大都配备多名行政人员，特别是配备用于和政府、媒体沟通的人员和智库成果推介人员。兰德的人员岗位组成大致有以下几类：（1） 行政管理人员；（2） 高级研究人员；（3） 助理研究人员；（4） 一般工作人员；（5） 行政秘书人员；（6） 编辑、图书管理人员及其他服务人员等。高级研究人员是思想库的主体。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高效率，兰德非常重视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合理配置，重视辅助人员即秘书和研究助手的作用，在人数上辅助人员的比例超过了研究人员。兰德公司的经验是 “两个研究员不如一个研究员加半个秘书的效率高”。正是这些秘书、助手们高效率而又耐心、细致地包揽了打字、准备资料以及内外联系等所有“杂务”，研究员们才得以专心致志研究。因此，兰德公司一般1—4名研究人员配备一名秘书；当研究人员工作量大且经费充裕时可以申请增加秘书；一个高层管理人员有2—3名秘书协助工作(5) 。2012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共有全职人员294人，其中，总裁1人、研究员73人、项目职员63人、访问学者27人、行政职员47人、现场咨询师6人、实习生80人，职员占比66%。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拥有300名专家（其中全职100名）、200位职员，职员占比67%(6) 。

在能力结构上，新型智库需要兼有刺猬型和狐狸型专家。在古希腊寓言和管理心理学界，往往用刺猬和狐狸做比喻，分析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和专家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风格。在新型智库建设中，既需要能够一招制胜、有自己独特框架、能够提出鲜明观点的刺猬型专家，又需要知识丰富、百科全书式、精于理性分析的狐狸型专家，实现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智库专家分析和预测问题的精准度。

古希腊寓言《刺猬与狐狸》：狐狸十分狡猾，诡计多端，总是向刺猬发起进攻。但是刺猬每一次都缩成一个球，把满身的尖刺朝四面八方展开。任狐狸多么狡诈，刺猬就一招鲜，反而屡战屡胜。虽然狐狸懂得多，但是刺猬只需要一招，就足以逃生。由此可知，狐狸的思维是分散、多元的，而刺猬的思维是集中、单一的。当代思想史家伯林爵士1953年出版了一本86页的小书，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最有名的一本书——《刺猬与狐狸》，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重要的文化问题：文化名人的不同分类与治学过程中不同的追求。书名取自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之语——“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意思是狐狸机巧百出通晓百科，然不及刺猬一计防御与见解深刻。伯林借此语将西方思想家与作家分作两大类型：刺猬型与狐狸型。刺猬型有一中心主轴，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属于思想型；狐狸型为百科全书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机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属于艺术型。刺猬分泌原创性思想，总结归纳人类每一阶段经验的精华，编织全新的思想构架，提供解释世界的基础支撑点；狐狸则辛勤地消化刺猬的思想成果，化高雅为通俗，适当补充刺猬原创体系中的不足，乃为“快乐的搬运工”(7) 。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E.泰特洛克在《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对这两种思维有过专门的描述：刺猬式的思维方式是进取的，只知一件大事，在简约的名义下，寻求和扩大此事的解释力，以“掩盖”新的案例；狐狸式的思维方式更加折中，知道很多小事，与瞬息万变的世界保持同步，满足于根据时代找出合适的解决之道。泰特洛克指出，在预测未来的事件时，好的判断由哪些要素构成，为什么专家预测时常常犯错，并详细分析了狐狸式与刺猬式专家在做判断时的区别和优劣。他通过分析大量数据表明：在做政治决策的估计和预测时，最好的专家也赶不上简单的经过评估的数学公式。泰特洛克经过20年的研究发现经常活跃于电视媒体的专家分为两类，即刺猬式和狐狸式的专家。刺猬式的专家经常断言预测，但失误不断，而狐狸式的专家精于理性分析和概然判断。事实上，出言雷人的刺猬被人们所记住。而水平更高的狐狸专家不易“出名”(8) 。

在思维结构上，新型智库更需要中医型人才。智库，不是党委政府决策的“啦啦队”，而是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医疗保障顾问团队，不要等政策有病了再去治，而是提供更多的政策保健方案，让党委政府的决策少生病甚至不生病。智库专家要增强党委政府对政策病毒的免疫力。稍微有些不同的是，这个医疗保障顾问团队，只负责论证方案并提供意见建议，并不直接负责治病和动手术等工作，是不是有病，目前需要怎么治，采取哪个方案治，会不会落下后遗症，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辅助措施，所有这些，保障团队可以提出建议方案，具体由决策者及实际工作部门来负责决断和实施。(www.xing528.com)

智库专家在诊断和治疗政策疾病的同时，应当中西医结合，重点借鉴中医的方法。中医治病，依靠望闻问切，讲究辨证施治，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判断，运用系统思维解决面上的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健康。西医治病，更多的是借助于医疗器材的检查，更多的是运用线性思维解决点上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什么说更需要中医类的智库专家？第一，需要资历和阅历，需要有病例的积累，需要有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第二，需要辨证施治，通过观察脉相来找准问题，望闻问切，把各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判断。第三，政策问题具有系统性，不同政策问题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在治疗某一方面的疾病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对其他病症产生影响，对于一般的慢性病，用药既不能太温，又不能太猛，避免破坏系统内部的平衡，旧的问题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当然，如果遇到致命性的疾病，也需要动外科手术。找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穴位，找到破解难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任泽平认为，人生是一趟心灵的伟大旅程，有七个阶段：嗷嗷待哺的婴儿，满面红光的学童，哀歌的恋人，长胡子的士兵，身经百战的将军，戴眼镜的政治家，返璞归真的贤者。从智库专家的角度来说，不经过沧桑很难有思想含量，不经历百战很难有务实对策，智库专家需要有政治家的视野，需要有返璞归真的贤者的智慧和境界。

在影响力结构上，新型智库需要权威性人才。智库专家，就是没有职位和权力的影子决策者，通过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虚拟的解决方案，向决策者推广。决策者有几种情况：采纳，综合许多专家不同的方案后采纳，不予采纳。智库和智库专家，应当努力建立非权力权威和影响力，增强公信力。智库专家的公信力与党委政府之间公信力的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削减。有分析认为，部分专家完全在看决策者的脸色说话，决策者与智库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让一些专家学者养成了为领导提供决策铺垫和化妆的习惯，所谓的“智库”就变成领导的“智裤”，最后连自己也出现“智障”了。人们经常称专家为“砖家”，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说出一些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雷人雷语(9) 。

智库界不需要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智库专家的观点可以探讨。但智库界需要相对的权威，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由于智库专家的信口开河，讲话如脱缰的野马，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专家的不信任，甚至出现专家污名化的现象。智库专家要树立犀利睿智亲民守信的良好形象，智库整体要通过一个个智库努力树立良好的业界形象。智库是党委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力池”，能够源源不断地供给思想产品，能够源源不断地满足智力需求。推动智库公信力与政府公信力的同频共振，提升党委政府决策的政策公信力。

新时代的智库专家，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智库专家既要敢言，又要慎言，要讲真话、进诤言，智库研究成果要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家一定是具有智库意识的思想家、战略家。从高校研究机构走出来的智库专家，既要有学术知识存量，以深厚学术功底作为开展智库研究的基础，同时又要有实践信息增量，通过深入社会实践对政策问题所处的环境和政策问题本身有更加深刻的感知。如果说，对于行政官员来说，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效果）隔座山，那么对于智库专家来说，调查研究隔层纸，对策建议隔座山，没有对一线情况的全面深入了解，是形不成有针对性、高质量的对策建议的。

智库界需要钟南山

钟南山是战略科学家。首先他是科学家，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能够把握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更重要的他是战略和政策科学家，能够把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和战略层面有机结合在一起，为疫情和国家社会治理献计献策。第一，敢于讲真话，站稳人民立场。第二，具有政策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够做出基于学术研究和事实的战略判断。第三，具有不怕艰险（甚至是凶险）的一线调研精神，做出重大判断必须基于一线的真实情况。第四，智库专家的非权力权威，在社会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防控疫情期间，很多民众都有一个共识，什么时候警报解除，可以外出，要听听钟南山院士的说法。既有技术水平又有战略眼光，既有家国情怀又有雄才伟略，既有不畏一切困难到一线调研的精神，又有讲真话解决实际问题的勇气。如果智库界的专家，具有钟南山院士在公共卫生领域里一样的权威，对于公共政策的推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智言智语：让百姓得到价廉有效医疗服务。2016年6月1日，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在京举行，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获得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分量最重的成就奖，这也是我国工程界的最高奖。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钟南山指出，“我是搞医疗的，在进行诊断预防上得让老百姓得益。创新驱动最核心的含义在这里。不同于单纯的发现，那只是一种创意，不叫创新。真正的创新是需要落地开花结果的”。对于工程院计划打造国家高端智库，钟南山院士说，“我有责任在医改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打造国家智库中，从事医疗的人应该团结起来推出适合我国医改方面的建议”，“我的医改方向是，现在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同样适用于医疗卫生体系”，“政府要把公立医院的责任真正担当起来，彻底剥夺它的独立性，让老百姓得到价廉有效的医疗服务，同时要调动医卫人员的积极性，就像要使得科技人员公平获得名利双收，使得科技人员得到合理的尊严和优惠的收入。公立医院需要恢复它的公益性，政府不要把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扔给社会，政府主要是解决老百姓吃饭、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10) 。

湖南省社科院周湘智认为智库人才存在五多五少和八种类型。五多五少即搞理论研究的多，搞对策研究的少；写学术专著的多，写研究报告的少；关注策略的多，关注战略的少；会写的多，会说的少；学术专家多，智库“管家”少，特别是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较为缺乏。要切实解决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高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完备成熟的智库人才体系。建设高端智库急需培养八个方面人才：一是捕捉变化，揭示趋势的预见型人才。二是洞察时势，设计顶层的战略型人才。三是知识多元，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四是深入调研，能接地气的田野型人才。五是思维新锐，方法上乘的工具型人才。六是国际视野，跨国交往的外向型人才。七是媒体关注，善于表达的传播型人才。八是精于管理，引领发展的掌舵型人才。

三、 智库专家的最强大脑和灵敏五官

智库的触角一定是很灵敏的，不能做事后诸葛，放马后炮。能不能走到决策者前面探探路，告诉决策者前面的路况如何，能否行得通，有没有路障，如何清除，避免出现交通事故或者翻车？智库专家要有先见之明，看问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智库专家要有顺风耳。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决策者了解和不了解的信息。智库专家的大脑就是一座信息加工厂，没有信息原料，智库专家作出的判断就没有依据，就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智库专家要有千里眼。能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看得更远，更大程度地预测和预知未来，使解决问题的方案，尽可能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智库专家要向上看，对政策的把握要有高度；要向下看，对于与研究的政策问题相关的社会现实认知要有深度；要向远处看，能够看到问题发展的趋势，看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可以用来解决的方案；要向深处看，看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看到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智库专家要有大象鼻。有良好的嗅觉，能够感受到周围的变化，迅速嗅到党委政府的需求，能够快速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问题的关键所在。智库专家需要知识经验和直觉，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理论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对现实实践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化，研究领域的些许变化，特别是一些标志性的重要变化，能够迅速地感知，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成果。

智库专家要有诚实口。智库专家不但能写，而且还应当敢讲、会讲、能讲，提高演讲能力。智库专家要敢于讲真话，做揭穿“皇帝的新装”的那个小孩。决策者召开专家座谈会，留给专家的发言时间一般都不长，应该能够善于表达，抓住要害。特别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重点、要点和精华讲出来，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事情讲清楚。有些时候要惜墨如金，少说多做，只做不说。有些时候，要大讲特讲，善于进行理性的系统化思考与感性的逻辑化表达，为政策问题的改进呼吁呐喊。

智库专家要有五味舌。智库专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品味，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品味和真切感知，通过设身处地地观察和体验，加强对政策问题的认知，真正体察到政策问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酸甜苦辣咸，应该如何调整口味，才能更加有利于肌体的健康。作为智库和智库专家，在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研究风格上要有所侧重、有所分工，围绕决策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风格的思想产品。当然，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智库专家的最高准则是讲真话，决不能为迎合领导的口味添油加醋，更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颠倒是非黑白。

智库专家要努力成为强大脑。智库专家要有思辨力、思考力、思想力，通过思辨高度引领，通过思考深度探索，通过思想强度制胜。智库专家是靠思想吃饭的，是以贡献高思想含量的智力产品为业的，相对于一般的群体而言，包括决策者而言，智库专家的脑力应该更强，努力成为服务决策、服务发展的最强大脑。

此外，智库专家要有一双勤快的脚，多走基层走一线走前沿，练好脚底板上的功夫；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多动手写，把所观所思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要有一颗火热的心，有家国情怀，能够以正义之心和学者的良知，关心政策问题，开展智库研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