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向往统一确是出于至诚，本无可非议。东汉以来，周边各族在中原轮番登场，在北方这个民族大熔炉中，胡汉交融，共同学习，而汉族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合作也比较普遍，“天下一家”“天下大一统”的思想逐渐为各民族所接受。苻坚本人深受儒学影响，他以天下为怀，企求统一，正是文化融合中受汉文化浸润的自然反映。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缘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文化正统南迁。如果不降服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正统地位，也就不能降服其他各族，且前秦统治下的汉人也有离心的倾向，只有攻取东晋，推行汉化，方可一统胡汉。苻坚之所以坚持南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只有南伐，取东晋而代之，才可以解决各民族诚心归附这个大问题。“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67]
淝水之战的失败，被后世史家视为用兵之戒。人们对苻坚伐晋及其战争指导的失误都做了不少的反思和讨论。从战略指导上看，淝水之战苻坚失败与东晋取胜不是偶然的，有其可供后人引以为戒的多重因素。
一是昧于时势急于求成。苻坚南下统一全国的尝试以失败和亡国告终，关键在于未能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即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时”和“势”。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是制定战略的首要前提。春秋末年的战略家范蠡曾言：“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68]战国黄老学派也提出：“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69]这里强调的“时”，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人们可以认识它、顺应它，但不能违背它，“时不至不可强生”，对于不同的时势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否则只能事与愿违。可见，审“时”就是要认清时代，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运行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对于统一大业实施者来讲，首先应该把统一作为远期或最终目标来加以认识和追求，要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时机的成熟也有一个过程，绝不能只看到有利条件而对各种不利因素视而不见。
苻坚做出南伐决策之前，多数大臣持反对意见，且王猛在临终之际也劝他不可贸然发动对东晋的战争。“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70]这体现了一代名相王猛对“时”“势”的精辟分析。首先，王猛并不反对统一，而是认为在当时的内外情况下，只能把统一作为长远目标。其次，不能只见自己表面的强大而无视内部的问题，要认清时势。从内部看，前秦虽在较短时间内逐一兼并了北方各政权，但靠的是军事征服，其内部民族矛盾尖锐，新归附民族多怀二心，巩固北方的统一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苻坚的战略重心应是保持国内稳定，化解各种矛盾，尤其是要对因军事失败暂时归附的鲜卑、羌等族保持警惕。因此，王猛提出“不以晋为图”，而要专心于内部问题的解决，为日后一统天下积蓄力量。
王猛死后，苻坚召集群臣会议，当时朝廷中形成两派意见。一些被征服政权的大臣因心怀复国之志，鼓励出兵，但大多数大臣持反对意见，认为东晋虽小，但内部团结，得到民众的支持；军事地理上，晋拥长江天险，是为北方骑兵的畏途；从自身内部来看，前秦内部尚不安定，被征服的各政权贵族心怀不满，一旦大军南下，后方很可能发生动乱。因此，当前尚不是用兵的好时机，而应发展生产，训练部队，以待时机。这方面，太子苻宏的规劝堪称至诚：“但可厉兵积粟，以待暴主，一举而灭之。今若动而无功，则威名损于外，资财竭于内。是故圣王之行师也，内断必诚，然后用之。彼若凭长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门不战，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气疠，不可久留，陛下将若之何？”[71]此外，苻融及尚书原绍、石越等也上书进谏，前后数十次，但苻坚始终没有听从。
客观来看，当时南北统一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经济上，北方和南方均无力支撑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社会关系上，汉末以来复杂的民族矛盾远未消解，无论北方广大地区，还是北方与南方，远未实现民族的融合，各民族反战的情绪都很高涨。经历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乱后，不论北方还是东晋，最急需的都是休养生息，整顿和发展内部，壮大实力。前秦的统治者苻坚却昧于历史大势，仓促挥师南下，不仅没有实现大一统的目标，北方地区反而因淝水之战大败而重新陷入分裂。(www.xing528.com)
二是骄傲自大，不了解东晋的实力与动态。除了对前秦内部情况缺乏足够认识外，苻坚对东晋的实力与动态也缺乏了解，只是片面地认为东晋地狭人少，兵力孱弱。实际上，晋室南渡后虽偏安一隅，但仍以正统自居，有北伐中原、重建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北方汉人对其正统地位也持认同态度。谢安执政后，又进用贤才团结大臣，选用了一批文武干才，实现了政治军事方面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百姓乐业，谷帛殷阜。而因中原战乱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民，除有故国之思外，还有保护新家园求安定的心理，对东晋政权持支持态度。结果，在前秦大军南侵压力下，东晋上下一致主张抗击，主帅谢安指挥若定，谢石、谢玄、刘牢之等骁勇善战，北府兵以一当十，且得水上作战的地形之利。所以王猛临终前“不以晋为图”的告诫是切中肯綮的，可惜骄傲自大的苻坚并不了解。
三是主观武断，过于迷信军队数量优势。苻坚是一个性格急躁、器量不大而又争强好胜之人。朱熹的学生曾问朱熹，苻坚想灭东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朱熹就分析说：“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灭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亲临。’及猛入燕，忽然坚至，盖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亲来分其功业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后来如此。”[72]
苻坚对统一战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主观地以为凭百万大军的数量优势，可以一举灭亡东晋；无视自己水军薄弱的现实，认为“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73]。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虽然军队数量占优势，但基本上是步兵和骑兵，缺乏在南方作战所必备的强大水军，一旦仓促发动统一战争，北方步骑在江南水泽中势必难逞其长。
同时，前秦和东晋两国边境东西数千里，开展统一战争，需要在数个战略方向密切协同。在前秦已占领四川、襄阳、彭城等军事要地的情况下，苻坚计划从东、中、西三路发起进攻。面对前秦大军南下，东晋方面在战略指挥上采取了依托长江天险稳定淮南的作战方略，以保证京师建康的安全。同时以荆州重兵巩固长江中游的防卫，控制荆襄地区，稳固江淮地区的西侧，使之不受威胁，让北府兵集中力量对付前秦的前锋部队。但战争开始后，苻坚因为西线桓冲兵力强大，不得不分兵以前秦的精锐慕容垂的部队来对付桓冲，导致慕容垂的军队没能参加决战。尤其在晋军北上阻击前秦中路军时，苻坚求胜心切，事实上只将淮南作为主要战略方向，一线平推，因战线过长，未能在局部形成真正优势。“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74]结果洛涧遭遇战等战斗，苻坚一遇挫折即动摇斗志，尤其是不待后续大军跟进，仅靠前锋就在淝水与东晋精锐决战，而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又轻易移动军阵，导致自乱阵脚，为谢玄、谢石等人率领的北府兵所乘，百万之众的前秦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苻融等重臣大将殁于战阵，前秦军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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