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是传播活动存在的基础，在传播过程中，受众既是传播的对象、出发点，又是传播的目标、归宿点。[143]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传播媒介都是以受众为传播对象并以实现对受众的有效传播为目的。[144]可见，受众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活动只有被受众所接受，并在受众中产生一定的效果，传播过程才算完整。[145]因此，在传播领域，传播受众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可以随时获取大量信息，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在传播活动中主动性也随之增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接受信息，在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对于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这样解释：受众参与传播就好像在自助餐厅就餐，媒介在这种传播环境中的作用只是为受众服务，提供尽可能让受众满意的饭菜（信息）。至于受众吃什么，吃多少，吃还是不吃，全在于受众自身的意愿和喜好，媒介是无能为力的。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假设的中心是受众。它主张受传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决定的，人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和愿望。”[146]
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受众同样重要。翻译受众也就是译文读者，而译文读者一直是翻译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也出现了不少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2015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出版了一部真正折射西方读者对汉语典籍阅读期待的学术论著《为西方读者翻译中国》（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Reflective，Critical，and Practical Essays），主编顾明栋便是将“读者友好型翻译”作为主线贯穿其收录的所有论文，指出“阅读是翻译的基础，没有阅读就没有翻译”，“翻译的价值不在原文，而在于目标读者。中国典籍外译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典籍英译应该以读者为导向。[147]虽然读者的接受效应不是衡量译作价值的唯一标准，但一套书的出版，如果没有读者的广泛接受，自然就达不到传播的有效性，其译介与出版的价值就会引起质疑。[148]
对于译文读者，翻译学界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不少学者提到，翻译需要有准确的读者定位，需要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因为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期待和理解能力。在翻译之前，只有定位好读者，翻译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www.xing528.com)
然而，定位目标读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特别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读者定位。在翻译实际操作中，其实很多典籍译本都没有明确的读者定位，特别是由中国一方推出的翻译。我们在开展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时，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总是希望尽量多的西方读者成为译本的受众。因此，中国的典籍，特别是中国译者翻译的中国典籍，很少是专门针对特定读者的，比如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大多数以西方普通读者为默认受众，但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以原作为中心，真正考虑读者的需求和理解接受能力而对译文进行调整的并不多，导致中国译者的译本在西方接受度不高。不于中国译者，英语母语译者翻译中国典籍是一种文化引进行为，相对而言目标读者定位比较明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目标读者就是译者自己所属的群体，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定的调整。而这也是英语母语译者的译本接受度更高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在翻译过程中定位目标读者是必要的，而真正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进行翻译则更重要。就《茶经》的三个译本而言，虽然译者没有在翻译前言中明确提到自己的目标读者，但其翻译的不同方式，也就决定了该译本最适合的读者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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