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为目标读者所接受是所有翻译的终极目标。被翻译的作品也只有被读者接受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译作只有进入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接受过程，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150]
针对目标读者对译本的接受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是从接受美学视角进行考察的，很少关注读者心理需求对译本接受的影响。而受众作为社会群体，具有一定的心理和生理机制。传播活动首先必须作用于人的心理，以心理为中介，才能产生它的效果。忽略了这一中介的作用，就谈不上传播效果的产生。[151]
传播学者对受众接受心理的研究发现，认识社会、获取信息、获取认同期待、寻求心灵归宿是受众接受心理的重要特征。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调节和放松心情成为人们接受媒介信息的主要目的之一。[152]也有研究者将受众心理归纳为需求心理、认同心理、共鸣心理和选择性心理四种。[153]
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其受众同样具有上述心理特征。翻译活动要获得成功，就要满足读者受众的这几种心理。但不同类型的读者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就《茶经》翻译而言，《茶经》不同译本由于其翻译方式不同，在适合读者对象和满足读者心理方面也有所不同。
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说到底是满足各种需求。人是有需要的动物。需要与人们的本质和实际处境有关，它表现了人们对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真正需求。[154]马克思（Karl Marx）说过：“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同样，没有接受信息的需要就没有传播的产生。传播者只有了解到受众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要，并设计与此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才能使大众传播产生良好的效果。[155]
因此，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受众的需要是传播发展的原驱动力，是传播过程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只有符合了受众需要的传播活动才能够达成传播者的意图，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156]
如前所述，茶文化典籍是对茶的介绍，而《茶经》也主要是对茶的起源、产地、性状、品性、功能、采茶制茶器具、采制方法、烹饮方法等的介绍，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茶的科普读物。对于科普读物的受众，满足对茶叶和茶文化基本知识的需求是其选择阅读的主要动机。对于专业读者，《茶经》译本就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对所有和茶相关的知识的需求。而原文所有信息，除了明显的冗余信息，都可能对研究者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大中华文库”译本对《茶经》的几乎完整准确的翻译基本能够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该译本则有所不足。一来该译本对原文内容的完整翻译使得译本中存在不少普通读者并不需要了解的信息，如在讨论翻译内容时我们提到的一些考证性信息或和茶主题关联不大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二来该译本由于受“大中华文库”统一体例的限制，也未能添加充分的辅助信息来帮助读者理解译文中的茶和茶文化知识。
普通读者除了有知识的需求，还有可读性需求。对普通读者而言，《茶经》也应该像其他科普读物一样，在对科学知识的阐述上，符合大众的阅读能力。[157]而读者最易接受的科普读物一般是图文并茂、文字简洁生动的读物。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语言简洁，句式相对简单，标准类符/形符比较低，且配有精致的插图，辅助读者理解文本内容，相较于“大中华文库”非常正式的纯文字译本，更能满足普通读者对可读性的需求。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所发现的，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仍然有不少改进的空间，特别是在插图的选择上可以更具体更清晰一些，避免给读者带来处理插图所需要的额外认知努力。除了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因其丰富详细的注释，也能为专业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两个译本提供的注释都有不少拓展性信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专业读者的知识需求。
此外，普通读者还有对浅阅读方式的需求。浅阅读方式是当代受众阅读心理的一种新需求。浅阅读不是简单、粗放的浏览，不是肤浅的阅读形式，而是要求信息内容的表达深入浅出，用语精练、生动、形象，表意准确、到位、有深度。可以说，浅阅读对信息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众的浅阅读需求是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是因为于信息量的快速递增，同时，新的传播方式也为浅阅读提供了便捷的信息接收平台。科普读物要满足受众的浅阅读需求，一是要多使用生动简洁的语言，二是要善于用图片说话，三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158]在这一点上，《国际茶亭》译本，语言生动简洁，配有色彩丰富的插图，且语言和插图契合度高，例如对茶具、茶器的介绍，基本做到了以图释义。此外，该译本还删掉了一些和主题无关的信息，保证了信息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每一章的内容都不多，更能满足读者的浅阅读需求。
因此，从受众需求心理来看，《茶经》三个译本都基本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心理，不过“大中华文库”译本能够满足的是专业读者的需求，不太适合普通读者，而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正文简洁流畅，图文结合，注释采用尾注或是篇末注释形式，不影响正文的流畅性，让读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阅读，既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求，也能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
（二）茶文化典籍翻译受众的认同心理
认同心理指个体对组织目标的认同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这一心理状态可产生肯定性的情感，成为客观目标的驱动力。[159]茶文化典籍翻译涉及的认同心理主要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心理。
对于文化认同，目前存在不同的理解，文化领域内的学者也还没有形成共识。国外对文化认同的理解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强调文化认同的个体层面，如文化认同是与一个文化族群相关的个体的自我主观意识，是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对自我知觉和自我定义的反映。而另一种则关注文化认同的社会层面，如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是个体与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对特定民族和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和心理承诺，具体包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160]我国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种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或者是对不同文化特征的接纳和认可态度，具体包含认知、情感及行为等三个部分。[161]而跨文化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认同是指，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在被引入目标文化之后，安全度过排异期，最终被目标文化所吸收。[162]
虽然学界对文化认同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个体通过与某种文化的接触，接受和认可某种文化。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民族文化，从而保存和扩大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163]一般而言，人们对本国的民族文化是比较容易形成认同感的。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成长就是不断寻求自己所属文化认同的过程。然而，对于来自异域的异质文化，除非该文化与本土文化存在某种渊源或者联系，普通民众是很难具有认同感的。而我们的文化典籍翻译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效果至今不够理想，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的经典很难获得西方民众的文化认同。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译之路应以寻求其他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指向。[164]
寻求其他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接受，首先要清楚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才会对异域文化产生文化认同。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发现自身与一个群体、种族、国家的人们共有某些相对一致或类似的特质和气质，便能够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165]这就是说，如果异域文化存在让个体感到熟悉的气息，或是与个体当前所属文化有一致或类似的特质，便能够获得个体的认可。就翻译而言，如果源语文化中有与译语文化相一致或类似的气息，或是译本中呈现出让目标读者感到熟悉的东西，便比较容易获得目标读者的文化认同。例如，寒山诗获得美国读者的高度认同，在美国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寒山的文化形象符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界对中国诗人的想象，也与当时盛行的嬉皮士运动的审美期待相符。[166]又如，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儒家著作的过程中极力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其译本相较于其他译本获得了更多西方读者的认同。18世纪上半叶，中国元代戏剧《赵氏孤儿》法译本问世。该译本的问世引发了欧洲争相转译、改写及演出的热潮，持续到了18世纪中后期，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文化景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赵氏孤儿》的异国情调满足了当时西方社会萌动勃发的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二是其中的中国传统道德蕴含了西方社会向往的政治理想及道德规范。[167]
从上述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成功案例来看，中国文化典籍译本所传达的中国文化要获得目标读者的文化认同是可能的，关键在于让目标读者从译本中获得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或是包含目标读者所向往和追寻的东西。从这两方面来看，茶文化典籍有着天然的优势，相较于其他典籍而言，比较容易获得西方读者的文化认同。
不同于其他文化典籍，茶文化典籍有一个物质载体：茶。而茶已经是一种世界饮品。全世界的人，虽然不一定都喝茶，但大多数听说过茶，见过茶。而介绍茶的起源、栽培饮用方式、奇闻逸事，自然会让读者产生一种熟悉亲近感。其次，中国茶文化所体现出了和谐、天然、生态的理念，通过饮茶可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内心的纯净，这也是当今这个喧嚣浮躁世界的人们所共同向往的。
茶文化典籍，就其主题和内容而言，有获得西方读者文化认同的天然前提。然而，虽然茶这一物品对西方读者而言是熟悉的，但茶文化典籍中所介绍的茶又是西方读者感到陌生的。西方读者习惯的是茶饮料、立顿红茶那样的袋泡茶，或者英式红茶；对于绿茶，他们了解的只是简单冲泡方法，对中国传统精细的泡茶程序和分工明细的茶器、茶具是不熟悉的，茶的加工采集过程若非专业人士，也是陌生的。而茶文化典籍中涉及的中医养生、历史地理、古代名人、传统习俗乃至茶事隐含的儒释道文化更是西方读者不知的。如何让读者接受这些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就需要合适的翻译策略。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适度的归化翻译，包含语言形式的归化和内容的归化，或是有关文化信息的注释，无疑能够减少译文给读者带来的陌生感。只要原文核心价值能够保留，归化的翻译往往更能促进文化的传播。当然这里的归化翻译并非全部的归化，译本中仍然需要保留一些异质的东西，才能满足读者阅读翻译作品的求新求异心理。不过，译文所传达的内容本身对译文读者而言就是异的内容，除非译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乃至改变原文主旨，一般的归化翻译是不会过度的。
总的来看，《茶经》目前的三个译本，卡朋特译本主要采用归化翻译，除正文之外还包含内容丰富的前言，介绍了茶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西方和中国茶的历史渊源，让读者对译本自然产生一种亲近感，因此比较容易获得普通读者的文化认同。不过，卡朋特译本中采用威妥玛拼音的音译不太适合当今读者阅读。《国际茶亭》译本翻译时应该参考过卡朋特译本，也主要采取归化翻译，翻译更简洁，配有彩色黑白插图和大量非常详细的注释，也比较容易获得普通读者的文化认同。而“大中华文库”译本是最忠实、最准确、最完备的译本，从译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严谨考证、斟字酌句，无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意义和精神。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茶文化传播意识，原文涉及茶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得非常准确。这样的译本应该能够获得专业读者的认同。然而，对普通读者来说，译本准确性有余，充分性不足，音译太多，且有不少对普通读者而言陌生又缺乏充分解释的内容，给读者带来较大的阅读困难，再加上结构布局单一，缺乏灵活性，要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同就相对难一些。
（三）茶文化典籍翻译受众的共鸣心理
“共鸣”原为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因共振而发声的现象，例如两个频率相同的音叉靠近，其中一个发声时，另一个也会发声。在社会生活中“共鸣”一词被广泛使用，通常情形下用来描述人的心理状态，指由别人的某种情绪引起的相同的情绪。[168]后来共鸣也被引入文学领域，用来阐释文学接受与鉴赏中的心理现象，其经典定义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的命运遭际所打动，从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169]文学活动中共鸣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接受者期待范畴中的思想情念与创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念相通；（2）接受者同创作者或作品里人物的情感经验相似；（3）接受者同创作者或作品里人物的意志愿望相近。[170]
像文学作品一样，翻译作品也涉及读者的鉴赏和接受。翻译作品获得最高程度的接受也就在于让读者产生共鸣心理。作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翻译，只有能够引起其他文化群体的共鸣或者是形成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特定文化才能得到其他文化群体的接受和认可，并在其他文化群体中间传播开来。[171]
而跨文化传播要让传播受众产生共鸣，关键在于对文化传播“共鸣点”（resonance point）的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共鸣点”才能形成传播，凡是能够传播的文化都必然有文化“共鸣点”[172]。把握好“共鸣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共鸣点”的选择，另一个方面则是“共鸣点”的表述。茶文化典籍翻译，若要实现茶文化传播的目的，首先就需要找到能让西方读者产生共鸣的“共鸣点”，其次就是用合适的表述方式将“共鸣点”突显出来。
如前所述，文学作品要让接受者产生共鸣，需要接受者期待范畴中的思想情念与创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念相通，换言之，也就是作品所体现的内容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共同性，能够在思想情感上同接受者相通。作品中这种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东西就是“共鸣点”。那么，茶文化典籍中能让西方读者产生共鸣的“共鸣点”是什么呢？
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学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对于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理念，学界已达成共识，将其归纳为“清、敬、和、美”。“清”，是指与茶叶、茶饮相关的清茶、清醇、清淡、清香，以及与情操修养相关的清心、清静、清纯、清净、清平、清雅、清逸、清高。“敬”，是指人与人之间互相敬重的友好关系，以及人对自然、规律、历史、人民的敬畏之心。“和”，是指基于茶文化“清”的本质和“敬”的理念之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和谐关系。“美”，既指茶叶的色香味形、茶园的美化、茶人的美意、茶境的美妙，又是生活美满、道德美好、人性美善的概括。[173]茶文化的这几个核心理念也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生活理念，特别是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关系的“和”的理念，更是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可以说茶文化的这几个核心理念是具有普遍价值的，而这些具有普遍价值的理念就是茶文化得以广为传播的“共鸣点”。茶文化典籍翻译，要获得西方读者心理上的共鸣，就要在译文中突显这些“共鸣点”。同时，要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出这些“共鸣点”。
从《茶经》目前的三个英译本来看，在茶文化“共鸣点”的传达上，三个译本都有对茶文化核心理念的突显，但也都存在一些“共鸣点”缺失或“共鸣点”表述不够充分的地方。
例如，《茶经》开篇就提到了“茶”：“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是自然的产物，得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将“茶”字拆解开来，得到的便是“人在草木中”，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与茶一样，生活在天地草木之间，是万物中的一分子；二是指人与草木代表的大自然融合为一体，和谐共存。原文是汉语表述，中国读者只要看到这个“茶”字，便能明白其内涵，然而当前《茶经》的译本都只是将“茶”简单译为“tea”，没有对“茶”字的结构进行任何解释，也就没有将“茶”字中“人在草木中”概念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其实可以通过注释来突显这样的文化信息。
又如，在《茶经》中，陆羽特别提到了煮茶用水。陆羽在《茶经》第五章“之煮”中说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将水分为不同等级，突出山水是最好的煮茶用水，而山水也是最天然的水，没有人类加工的痕迹，这里充分体现出陆羽崇尚天然的自然观。
“大中华文库”译本：
As to the aspect of cooking water，mountain springs always provide a preference.The next option is river water.Well water is but a less satisfactory choice.[174](www.xing528.com)
卡朋特译本：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water to use,I would suggest that tea made from mountain streams is best,river water is all right,but well-water tea is quite inferior.[175]
《国际茶亭》译本：
As for the water,spring water is the best,river water is second,and well water is the worst.[176]
在这里，原文客观描述煮茶用水的等级。然而“大中华文库”译本和卡朋特译本的选词都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卡朋特译本中添加了“suggest”，表示“提议，建议”，带有主观性。在这里，译者是告诉读者，他自己更加喜欢山水，认为山水是最佳的，因此建议读者泡茶时应当选用山水；“大中华文库”译本中使用的“preference”也表示一种主观的“偏爱和倾向”，未能体现原文崇尚天然的茶道思想。[177]而《国际茶亭》译本简洁的客观描述反而更能体现出原文崇尚自然的思想。
又如，《茶经》第四章“之器”中提到了一种用生铁制成的煮茶器皿：。
，以生铁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其铁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四之器，p.114）
生铁是古代人用破损的犁头、锄头、镰刀等废旧农具重新锻造而成的，体现了古人重复利用、节约资源、善待大自然的精神，在古代环保意识尚未萌发之际，更加难能可贵。而当今西方也特别注重旧物的回收利用，因此这样的理念也可以成为中国茶文化和西方受众之间的“共鸣点”。对于这一信息，各个译本的翻译如下：
“大中华文库”译本：
This tea-boiling wok is called fu，and it is commonly made of cast iron，or“pig iron”termed by some professional blacksmiths in this craft.The iron is smelted with worn and torn farm tools such as ploughshares，spades and hoes.[178]
卡朋特译本：
The cauldron is made of pig iron although some of today's craftsmen use the so-called puddled-iron process to make them.They are usually made from old plowshares or scrap chains.[179]
《国际茶亭》译本：
The best cauldrons are made of pig iron（鑄鐵），though blacksmiths nowadays often use blended iron，too.They often make kettles out of broken farm tools.[180]
在这里，对于“其铁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大中华文库”译本用“worn and torn”，《国际茶亭》译本用“broken”来表示“废旧”的意思，两者都很好地突出了废弃物品仍能再加以利用的生态生活方式，这和当今西方读者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活方式一致，很能引起读者共鸣。而卡朋特译本用“old”来表示，“old”意思是“古老的，陈旧的”，但未必是废弃不可用的物品，因此，卡朋特译本未能突出废物利用、节约资源的生态生活方式。
就对“共鸣点”的充分表述而言，相较于“大中华文库”译本，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除了文字表达外，还都使用了精美的图片，辅助传达原文的信息，图片中展示的茶具的质朴天然，饮茶环境的清幽雅静，茶人在山林间煮茶、饮茶时和自然的浑然一体，以及茶、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都以更直观的形式向读者传递出了“清、敬、和、美”的茶文化气息，这有时比语言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正如有学者在研究民族文化传播时提到的，“在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为了使受众更为清楚地理解民族文化，一方面要采用视频、图片等方式给受众带来直观影像，另一方面要以语言文字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阐释，直观影像加上文字翻译，可以使外部受众由表象至内在深入理解文化，在此基础上，才能使受众从意识深处和民族文化形成共鸣，最终促成民族文化‘共鸣点’传播”[181]。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图文并茂的译本自然比纯语言文字的译本更容易使西方受众从意识深处和中国茶文化形成共鸣。
当然，除了突出茶文化核心理念“共鸣点”，译本的表述方式对引起读者共鸣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读者在阅读译本时，对于自己熟悉的表达方式会更容易产生共鸣。在这方面，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相对优于“大中华文库”译本。如前所述，“大中华文库”译本内容表述最完备，但表达方式比较啰唆，不仅和原文简洁的表述大相径庭，而且和英语原创文本的表达习惯存在一定差异；卡朋特译本的表达方式最符合英语同类信息的表述方式；《国际茶亭》译本居于两者之间。例如，在介绍茶叶产地的“之出”一章中，“大中华文库”译本用了非常完整的陈述句表述原文用简洁的排比句传达的信息，而卡朋特译本将这部分内容改成了图表形式，读者就如同看产品目录一般，能够获得更为直观的印象，产生共鸣。《国际茶亭》译本则使用了和原文类似的排比句。
总体而言，《茶经》由于其所传递思想内涵的普遍价值，具有引起目标读者共鸣的文化“共鸣点”，只要译者把握并充分传达出这些“共鸣点”，运用读者熟悉的方式传递原文信息，便能够满足读者的共鸣心理。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对于文化“共鸣点”的传达要特别谨慎小心。
（四）茶文化典籍翻译受众的选择性心理
选择性心理指受众对信息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心理。[182]受众的选择性心理过程包括四个具体环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183]
选择性接触指面对众多的媒介信息内容，受众总是愿意将自己暴露给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已有态度和兴趣相一致的媒介信息，并且避开那些他们认为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悖的或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选择性注意指个人倾向于注意消息中那些与自己现有态度、信仰或行为非常一致的内容，而避免消息中那些违背自己现有态度、信仰或行为的内容。选择性理解指人们通常依照某些经验来接受和理解传播内容，或者根据已有观念来理解信息，对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相反的内容则加以排斥或歪曲，以维持自己已有的观念和立场。选择性记忆指人们倾向于记住与他们的“主导参照结构”相同的材料或态度、信仰以及行为，而忘记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资料。[184]
茶文化典籍翻译是信息传播活动，它的传播效果无疑会受到其受众，也就是译文读者选择性心理的影响。如前所述，茶文化典籍译本的读者有专业读者，也有普通读者。但相较于专业读者，面对普通读者，茶文化典籍翻译往往需要接受更大的挑战。原因之一就在于，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会呈现出不同的选择性心理。茶文化典籍翻译的专业读者是进行茶学和茶文化学术研究的学者，对茶和茶文化本就有一定了解，即使译本中出现异己信息，他们也会带着做研究的态度，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求正确理解。而大多数西方普通读者，除了对中国茶叶有强烈喜爱之情的饮茶者，普通读者虽然也喝茶，但有不同于中国的饮茶方式，并且西方也早已发展出自己的茶文化，因此在理解中国茶文化典籍译本时很可能从自身原有观念出发，对译文信息做出不同的选择性反应。
不过，读者的心理也具有动态性，读者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又会影响其对异己信息的选择。这是因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当遇到一种不同的文化时，人们固有的文化心理会抵制这种不同的文化，但同时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也会促使其去了解它，哪怕这种文化与自己的文化观念相抵触。从这一方面讲，我们应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翻译时不要将读者的接受性估计得太低。[185]
鉴于读者这种选择性心理和好奇心理并存的情况，能获得读者接受的译本，就应该是能正确把握文本“异”的程度的译本，既保证译本有满足读者好奇心的足够异质信息，又不能和读者原有文化观念冲突，或者说能够让译本中的异质信息和读者原有文化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从这个层面来看，对普通读者而言，《茶经》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比“大中华文库”译本更切合读者的选择性心理。首先，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都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减，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很多注明出处的原文各种考证性的信息和解释，卡朋特译本和《国际茶亭》译本都进行了删减，使译本异质信息相对减少，但也保留了原文核心信息，即对中国茶、茶具和茶事的介绍信息，足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在介绍这些信息时又尽量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给读者一定的熟悉感，让读者将这些异质信息与其熟悉的概念产生联系，使之不被排除在读者的选择之外。异质的和本土的在相似中体现差异，相异的和相似的自然融合，为读者所接受。
例如，在翻译第二章“之具”时，里面出现的“灶”“釜”“甑”“杵臼”“规”“乘”“襜”等共15个器具，“大中华文库”译本全都采用了音译，加上这些器具的别称，这一章共出现了29个茶器名称，这对不懂中文的普通读者而言，都是读起来非常困难的陌生概念。而卡朋特译本在很多地方做了简化，将这些茶具译成了英语的普通名词，如将“灶”和“釜”译成“furnace”和“cauldron”，“杵臼”译成“pestle”，“规”译成“shaper”。《国际茶亭》译本也用了类似的普通名词，如此便使得中国特有的茶具与西方读者日常生活中的器具产生联系，虽然这些茶具与读者熟悉的器具并不相同，但总有相似的地方，不至于让读者感觉全然陌生，而这些茶具与他们熟悉的器具的不同又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
此外，除了欧美茶文化，日韩茶道，特别是日本茶道，在西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日韩茶道虽源于中国，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又衍生出自己的特色。因此，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茶文化时，也会下意识对同样来自东方的中国茶文化和日韩茶文化的相似和相异产生好奇心理。而《国际茶亭》译本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心理，因为该译本在前言和注释中多处提到了日本的抹茶、茶道、茶具，如此，新的信息和读者原有的信息得以交融，也为读者理解中国茶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例如，在“之器”一章介绍“巾”时，原文是：
巾，以布为之，长二尺，作二枚互用之，以洁诸器。（四之器，p.116）
《国际茶亭》译本将原文介绍准确翻译后，还增加了一条注释，说明中国茶道和日本茶道的相似之处。《国际茶亭》译本：
Two small towels made out of tough and thickly woven silk called“jin（巾）”are used to clean and wash the utensils on the table.37 The length of the towels is about twenty-four inches.
37 Perhaps to purify like in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186]
总的说来，从满足普通受众的接受心理来看，《茶经》的三个译本中，《国际茶亭》译本最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心理、认同心理、共鸣心理和选择性心理，其次是卡朋特译本。而“大中华文库”译本最大的优点是对原文内容忠实准确的传达，能满足专业读者的接受心理，但对普通读者而言，受体例限制，表达方式较为单一，获得西方普通读者的认同和共鸣相对困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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