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嘗並舉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以當述者之目，善哉其知言也！所謂述者，編次之業也。叔皮所續太史公後傳，不可得而見矣（大部當存《漢書》中，但不易分别），即太史公、劉子政二家之書求之，而編書之法悉在焉。太史公百三十篇所采，自《六經》外，旁逮《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至爲繁夥、盡取前人之書，施以翦裁镕鑄，成一家言。蓋編述之書，與立言垂訓者殊途，苟義例精善，原不嫌於因襲。前乎司馬氏者，若吕不韋輯智略士，纂八覽、六論、十二紀，自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然校其所錄，舉凡道、墨、兵、農諸家之言，與夫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甄采甚廣，而不言出自前人，與太史公之取《尚書》以撰《五帝》、《三王本紀》，取《左傳》以撰列國世家，而不明標出處者，爲例正同也。劉向所序《説苑》、《新序》之屬數十篇，雖體製不同於二書，然亦排比舊事，悉采諸經傳子史，亦不注出自何書。可知編書者不以鈔襲爲過，但問其有無精識别裁足以自立與否而已。夫載事之書，無踰《太史公》；纂言之書，無踰《新序》、《説苑》。然遷之言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太史公自序》）向之言曰：“以類相從，一一條其篇目。”（《説苑敍錄》）斯又兩家編述之義例也。蓋編述之業，實寓有筆削之意，既删羣籍之要以成吾書，則原書皆可土苴視之，又吾所裁取者，悉天下之所共有，世人之所公知，不煩稱舉而自明，又何庸一一條列以爲之注。推求作者之用心，亦必如此耳。後世編書之士，本無體例，而才識又不足以镕鑄衆義，往往徵引羣書，排比而乏翦裁，羅列而無論斷，非但注明出處，且並篇卷亦不遺之，直以蒐輯佚書之法施諸編述，吾未見其明也（此第就編書體例而言，至於考證之文，無徵不信，又當别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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