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張之洞教學者治經，詳究清代經師之説（詳《輶軒語》及《勸學篇》），咸、同以來幾於人人購藏《皇清經解》矣。其後葉德輝《經學通誥》、章炳麟《檢論》亦極表揚清儒新疏，以爲過舊釋遠甚，故輓近治經之士，大率服膺乾、嘉諸儒之書無異辭，未有復留心宋人經説者矣。平心論之，清儒惟考證名物之情狀，審别文字之異同，足以跨越昔人，至於引申大義，闡明經意，不逮宋賢遠甚。且羣經各自爲體，則所以通之之術亦各不同，惟有古文《尚書》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故治《書》必本《雅》訓。《禮》則去今久遠，非尋繹舊注，不能明其制度、器數、廢興、隆殺之故，故治《禮》必詳考覈。若夫《詩》三百篇，吟詠情性，每託意於詞表，發抒原乎性情，音節本乎天籟，苟非好學深思，以意逆志，固無由明其比興之旨。古今雖遙，而人情不遠，在學者之善審度之。故治《詩》貴能以情度情，而超出於名物、度數、訓詁之外，愼思以通其意。此則宋賢之所長，而清儒之所短也。清儒惟誤執治《書》治《禮》之法以治《詩》，視三百五篇不啻專爲音韻、故訓、名物而作，自考論文字異同、辨證名物情狀外，不復知有他事，豈不悖哉！張、葉兩家稱舉新疏，《詩》則同宗陳奂《傳疏》，章氏頗以是書膠固爲病，所見固遠出張、葉上。然舜徽嘗徧觀清儒説《詩》之書，固無往而非膠固，不第陳氏《傳疏》然已。故終清之世，經師著述可以汗牛，而以説《詩》爲最卑。若馬瑞辰、胡承珙諸家所造，雖亦間有補苴，然皆囿於識小之科，無與於闡明大義，雖多無足尚也。他如爲《爾雅》新疏者數家，世俗但知考證之書、後出者勝，故莫不推尊郝氏《義疏》，而輕蔑邵氏《正義》，此又大謬不然。無論邵氏篳路襤縷之功不可没，即以兩書相校，文章爾雅，義例謹嚴，穆然有唐人正義遺風，斯又非郝氏所能逮也。由此論之，清儒著述雖多，未必皆饜人意，學者所宜詳辨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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