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的英国：海外贸易推动工业发展的巨大作用

一、围地运动

十七世纪初，英国有人口五百五十万，其中多数住在农村，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当时英国还是封建专制的国家。但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毛织手工工场的大量增加，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始。十六世纪中叶，英国羊毛织品的输出占全部输出品的百分之八十；到十七世纪初，羊毛制造业逐步遍及全国。与此同时，英国又兴起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如造纸、火药、玻璃、制糖等。采掘、冶金行业由于采用新工艺，产量大幅度增加。海外贸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英国工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十五世纪末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后，国际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由于英国正处在世界贸易航道的要冲，所以海外贸易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十六世纪末，英国组织了许多海外贸易垄断公司，其中最大的是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各海外贸易公司把海外贸易垄断与海盗掠夺行为结合在一起，积累了大量财富，加速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广泛地深入农村。到十七世纪初，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东南地区，资本主义农场已相当普遍。农场雇佣农业工人从事生产，使用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农业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加之英伦三岛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草丰富，适宜畜牧和养羊，所以英国农民几乎每户都以养羊为副业。这样不仅为国内外呢绒工场提供了羊毛原料，而且可以把大量羊毛输出到毛织工业较发达的荷兰。英国农村很早就同国内外市场发生了联系，由此而引起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所谓圈地运动，就是地主强占农民的耕地，把土地联成一片，挖起沟洫，围起篱笆，放牧羊群。这个运动又叫“羊吃人”的运动。它的实质是在农村中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耕地牧场化”的资本主义土地变革。地主用暴力把大批农民赶出家园，强迫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浪各地，或者饿死，或者沦为乞丐。地主则经过圈地建立起资本主义农场或牧场。圈地运动早在十五世纪末就开始了。到十六、十七世纪运动规模逐步扩大，十八世纪英国统治阶级就大量立法、保证圈地运动的进行。英国出现圈地运动有如下原因：第一，新航路开辟后，荷兰的毛织工业飞速发展，羊毛价格昂贵，养羊有利可图，这使英国贵族地主改变了土地经营方式。第二，十六世纪亨利八世在实行宗教改革中没收了寺院土地，国王又将土地赐给贵族或卖给商人。许多商人变成新地主，经营农场，驱逐佃农，进一步扩大圈地。第三，十七世纪初，随着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农产品价格上涨，于是地主的圈地不再是以经营牧场为主，而是以经营农场为主了。农业生产的这种变革，又加速了圈地运动的进行。由于上述原因，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

二、清教徒运动

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农村的结果，首先是从旧贵族中分化出一批新贵族。所谓新贵族，就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同时壮大，因此他们便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维护和巩固封建经济制度的，除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外，还有宗教。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最早就是利用宗教为武器进行革命的。这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特点。

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反对英吉利国教教会的清教徒运动。英国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中，把圣公会确立为国教，但保存了大量的天主教的残余。清教徒们之所以反对国教教会，是因为：第一，国教教会是国王专制的工具；第二，国教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资产阶级新贵族都企图占有这些土地；第三，资产阶级新贵族都重视节约，以便积累资金，扩大工商业活动，而国教的僧侣们奢侈放荡，残酷地剥削信徒；第四，国教教会保留了许多天主教仪式及习惯，如斋戒、祈祷及礼拜等繁文褥节，这些礼仪对于终日忙碌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说来，是浪费时光的。

当时，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成员多半是清教徒[1]。清教徒的教义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取消教会的主教制和等级制度。这种教义是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相适应的。因此，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宗教的冲突上。所以，清教徒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

到十七世纪初，清教徒运动分裂为两个重要派别，即长老会派和独立派。长老会派代表上层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态度比较保守，富于妥协性，主张从内部改革国教教会。独立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要求，也得到部份农民及城市平民的支持。独立派实行更激烈的政策，主张教徒摆脱教会的控制，在信仰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性，并且能自由地建立独立于教会之外的宗教团体。

由于清教徒形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运动，所以封建统治者早在十六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对清教徒进行迫害，特别是独立派成了主要的迫害对象。因此，有成批成批的清教徒为了逃避迫害而不得不迁往国外，主要是迁往北美。到十七世纪上期，大主教劳德不遗余力地帮助国王推行反动的宗教政策，下令严厉惩罚清教徒。仅管如此，清教徒运动仍继续顽强地开展反对专制政府的斗争。(www.xing528.com)

三、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

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伊丽莎白死后无嗣，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接英国王位，称詹姆士一世，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统治。

詹姆士依靠封建贵族和国教僧侣，大力鼓吹“君权神授”、 “君权无限”学说，竭力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在经济政策上，詹姆士大规模地推行垄断制度，广泛出售商品专卖权。专卖制度的实行只使少数与宫廷有联系的大商人和资本家垄断了多数商品的制造和出售而获利，中、小资产阶级却受到很大的打击。专卖制度实行后曾引起物价上涨，而国王并不考虑议会意见却任意征收新税，从而使人民群众的灾难更加深重。在宗教问题上，詹姆士大力加强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大肆迫害清教徒，说什么“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在对外政策上，尽力与西班牙友好，反对向外发展，忽视英国海外贸易和建立海军，妄图依靠国际封建势力来保持其在英国的统治。这一切都激起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无比愤恨。

1625年，詹姆士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即位。他比其父更加专横，竟无视国会的权利，同国会尖锐对立。早在十三世纪，英国就有了议会，这是英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英国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由封建贵族和高级僧侣的代表组成。下院又称众议院，由城市市民和各郡的中、小骑士的代表组成（即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英国议会在革命前就有限制国王权力的规定，主要是限制征税权，未经国会（主要是下院）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收新税。1628年，国会向国王提交一份“权利请愿书”对国王提出要求：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征税或强行借债；没有法庭判决及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不得按战时法逮捕公民；军队不得占用民房等。当时查理一世财政困难，便假意批准请愿书。当他骗取了三十五万镑补助金后，又立即解散了国会。

英国国会的解散长达十一年之久，这个时期叫“无国会统治时期”。查理一世在这个时期中恢复了星室法院[2]、国王裁判所等，作为专门审判政治犯的机构。他又恢复了教会中的最高委员会，竭力迫害清教徒。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和大主教劳德就是这些反动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英国人民及清教徒受其迫害者不计其数。大批不堪压迫的清教徒逃往美洲。同时，查理一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他颁布了各种特殊罚款法令，例如违犯森林法罚款、圈地罚款、抗缴骑士捐罚款等等。此外，他于1634年对沿海城市恢复征收船税。1635年又扩大船税的征收范围。从1629年到1640年，封建专制政府更加毫无节制地广泛实施专卖权，造成工商业萧条和物价飞涨。这时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人民大众对封建统治者的痛恨已达极点。

查理一世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城乡劳动人民不断举行起义。1607年，英国中部各郡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圈地起义。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出现过“沼泽居民”起义。1639—1640年，剑桥郡、林肯郡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圈地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城市平民在苛捐杂税、物价高涨和失业的威胁下也时常举行暴动。例如，1617年伦敦徒工暴动，1620年西部各郡的城市骚动，1639年和1640年的伦敦失业手工业者和工人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所有这些人民的起义和斗争，虽然还不是革命的开始，但它却动摇了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为英国革命创造了条件。议会与国王的冲突日益尖锐，这意味着统治者上层的分裂，上层统治者已经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英国处于革命的前夜。1637年至1639年苏格兰的反英起义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

[1]清教徒是国教中的反对派，主张清除国教教会中一切天主教残余，故称清教徒，实质上就是英国的加尔文教徒。

[2]星室法院是在都铎家族的享利七世时代设立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与叛乱的封建主作斗争。查理一世恢复它，是用来迫害资产阶级新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