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演替的社会文化评价及优化措施

目前，国内工业空间的演替价值评价存在三大问题：第一，轻文化，重经济。这是由于发展阶段和资本逐利性造成的，将工业空间演替的过程视为追逐更高利润的过程，而忽略了工业空间上的社会文化空间可以构成人们对地方的共同记忆和认同。第二，理论界与实业界的割裂。理论界往往更重视工业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而实业界则重视经济价值，因此本书需要更多地关注工业空间的社会文化价值（Benito Del Pozo et al.，2012）。第三，重物轻人。从空间上看，即使是对于社会文化空间的保护，从文化内涵看更多针对物化的生计层，对于制度关系层和意识形态层的关注有所欠缺。

社会文化空间与地方性有一定的联系，但后者在空间上更具有稳定性，故本书对空间演替的社会文化评价集中表现在演替过程中是否能形成或维持地方的地方性，一旦破坏了这个地方的地方性，则认为这种演替是有问题的。故以下从地方、地方性概念以及历史层累理论来进行探讨。

1）地方概念

对于大多数地理学家而言，地方（place）是地理学的基础，是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地方、区域（region）和地区（area）以及相关概念都被视为某种空间表现形式，具有离散的边界、共享的内部特征，并随着时间与其他相似单元发生互动，其机理是一种规律性和均质性的表现（Gregory et al.，2009）。随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人本主义地理学，地方的概念才逐渐被正式理论化。地方被视为一种本地的、独一无二的，同时还保留在广义自然和文化景观框架下非常重要的文本化（Pierce et al.，2011）。此后随着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等新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引入，地方概念也被经济地理学所重新关注，它被视为某种经济过程根植在特定区位的必要性以及在全球经济下那些先发制人的竞争者占据的优势区位（Harvey，1989）。

由于“地方”在不同方法论视角下的释义差别较大，也导致了“地方”概念的复杂性。在第五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地方”主要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是由于地方意义所在（The idea that space，to be a space，necessarily has meaning.）。这是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考，地方不仅仅是人存在的地理空间，而且具有意义和身份（G.Rose，1994）。人本主义将地方视为一种主观感觉和经验现象（subjective sense and experienced phenomenon），源于现象学的观点，地方不仅仅被视为是地理现象发生的背景和基础，更被视为是一种不可削减的人类经验组成部分，这些经验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地方概念，如地方认知（perceptions of place）、地方感（senses of place）、地方记忆（memories of place）等。段义孚（Yifu Tuan）认为地方是由文化长期作用于自然地理空间而来的，而某个地方需要主体用体验到的情感和情绪去感知，进而构成特定的“恋地情结”（Tuan，1974）。雷尔夫（Relph）在他的代表作《地方与地方消弭》中强调“地方经历”，认为地方是人的现实经历构成的生活世界（Relph，1976）。大卫·西蒙（David Seamon）在“地方芭蕾（Place Ballets）”基础上提出“生活场域”的概念，以“人”为核心，通过思考身体芭蕾的运动规律与特性，把文化气质近似的人群放置于可以吸引他们的场所（社区）中，这个特定的场所完全满足生活中的个性需求，堪称都市中不可复制的生活舞台（Seamon，1979）。而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兴起后，地方更多地搭载上权力的社会关系（power－laden）。地方从主体意义转变为这些主体创造的社会认同的依托物，地方意义被视为对某个种族、性别、民族和社会分层的认同（Keith et al.，1993；McDowell，1997）。

第二，地方逐步变成“场所”（place as becoming locale）。安格鲁（Agnew）将地方的多面性提取为三个方面：场所（locale）、位置（location）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Agnew，1987）。其中，场所（locale）是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基础上对地方的认识。在该理论背景下，时间和转换的概念被引入，时间变化被视为地方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被视为是从某种景观向另一种景观的转换状态。最典型的是从无主体意义的空间到富有主体意义的地方（from space to place）的转换，而空间生产理论使得这种转换得以维持，地方被视为是转换过程中某一时刻所形成的特殊空间（Hetherington，1997）。

第三，地方被视为去中心化的地方全球感（the decentred，global sense of place）。这是一种结构主义地理学的观点，也是本书重点采用的观点。代表观点是梅西提出地方研究需要追溯“本地性”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们将无处不在的大量的“非本地”影响内在化的方式，进而提出了在全球性背景下的地方概念。她认为地方不是由它的内在构成的，而是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构成的，地方与全球其他地方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是地方和地方感的先决条件（Massey，1991）。哈维也把地方看成是由权力、制度和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存在（Harvey，1989）。

2）地方性概念

地方性（placeness）是由地方发展而来的地理学概念，一般认为地方性是一个地方具有的特殊性。由于地理学家对地方概念看法的差异，其构成同样被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加以探索和分析，对地方性的定义也就不尽相同。文化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以及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就使得该地区具有了地方性；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与外界建立功能联系时，它所具有的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内在条件就是地方性（周尚意等，2011）。国内有学者根据地方性形成机理，将地方性划分为人本主义视角下的地方性和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地方性（周尚意等，2011）。

人本主义视角下，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或对一个地方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此人内心便建立起与这个地方割不断的情感联系。由于这种情感联系都是因人而异，也由此产生了地方性。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上文提到的雷尔夫“地方消弭（placenessless）”的概念，由于地方原真性的消失，导致主体之于该地方原有的地方情感联系也消失，进而造成了地方丧失了其地方性（Relph，1976）。克雷斯维尔（Cresswell）则在上述地方性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场（in place）和不在场（out of place）的概念，这里将地方性看成是一种地方的归属感和排外感，成为用来区分有序／无序、合适／不合适的重要标志。

结构主义视角下，地方性的形成被视为区域之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以哈维和梅西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将社会关系的全球化视为地方特殊性的根源所在，认为其是造成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根源。由于各个不同的地方各有差异地坐落在这种不平等的全球网路里，并且这一切关系又都会和当地所累积的历史互动，而产生更进一步的特殊性（Harvey，1996），这种不断塑造出来的地方特殊性就是地方性。(www.xing528.com)

无论哪种视角下，现阶段地方性的生成机制实则两者均存在。与地方概念中提及的一样，结构主义地理学强调地方性的外生性联系，人本主义则重视内生属性。而现阶段不仅仅探讨实体空间，更多地研究地方性在不同的文本形式中如何再现，甚至形成（唐顺英等，2011）。尤其是新文化地理学背景下，现实世界的地方被认为不再是用记录物理特性的方式来呈现的，而是需要靠阅读文字、图像和电影等文本或再现形式来分析地方之于人们的特殊文化意义（Duncan et al.，1993）。而且这种意义并不是由文本的生产者，抑或是文本的消费者所控制的。地方性被视为某种社会关系在某种媒介中的特殊使用。

3）基于历史层累理论的演替评价

关于地方性形成机制的历史层累理论是由英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梅西提出的，这在上文地方性概念部分也有提及。关于历史层累的理论，最早出现在1978年梅西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何种意义上的区域问题》（In what sense a regional problem？），文中提到“这种层的依次积累能够使得他们自己变得相互不同，并且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空间分布，进而构成了下一轮投资的生产环境基础”（Massey，1978）。随后，她在经典的《空间、地方和性别》（Space，Place and Gender）一书中指出，当时关于地方性概念的讨论几乎不能反映出由国家和全球尺度决定的过程。相反的，地方尺度非常复杂的多样性状况影响了全球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果。她认为“地方可以描绘，但是正确分析地方的方法，应该是找出它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地方不是内在化的历史，而是各种联系在地方中交织在一起”，而“这些联系是流动的，这意味着它们是一个过程”，因此“历史本身可以视为从当地到全球不同尺度联系的层累”，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可以看成是地方关系的层累，那么地方就是地方关系层累的层累（Massey，1991）。

她在另一篇经典文献《地方和它的过去》（Places and their Pasts）（Massey，1995）提出“最近的斗争并不是地方与全球化的斗争，而更多的是地方如何应对或摆脱现有的国际劳动分工……新的‘入侵’既不是更多地来源于外部，也不是‘脱离地方’，而更多的是目前在这个时期被广泛接受的‘地方特征’”。地方是由社会关系节点咬合而成的（articulations of social relation），这种社会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这个地方内部，而是与各地方相连。这种“本地的唯一性”是一种更广范围的产物，本地是“全球”力量一部分的产物，这里全球尺度不是指这个星球的尺度，而是超越地理范畴，超越地方本身。这与上文提到的结构主义视角下地方性理应成为联系全球的地方线条集合（places of lines of global connectivity）相符。

同时，针对人本主义的主体性，她认为“原有地方性内在主义或要旨主义关于地方特征的构成理论，不仅仅没有对地方与其他地区互动的历史进行识别（即全球与地方的建构过程），他们也妄自假定地方的历史”（Massey，1995）。于是，她提出只有“厘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才有助于我们复兴地方。我们需要将地理空间概念化，将其不仅仅视为是空间的，而是包括时间的，将时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Massey，1995）。她将时间维度加入她的地方性理论中，并认为“随着时间沉积的历史层不仅仅是经济的，还存在同样具有特殊性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层（strata）”（Massey，1984），这些不同类型的层累形成了地方性。而且这些层之间的结合意味着一种多边决定关系的形成，即累加过程中的一方都在相互影响着其他各方。“地方的唯一性与具有独立性的持续演化和转变系统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Massey，1984）

本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之类似，通过它自身活动的综合，嵌入许多“水平的”空间结构中，每个结构都包含空间经济学中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同时在众多“垂直的”空间结构中，包含了在上几轮投资中投入地方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痕迹。也正是由于与之前存在的不同结构相绑定，在不同的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种效果叠加后就构成了该区域的地方性。其机理依然是哈维提到的“由资本产生空间”的途径，即资本成为地方性产生与消弭的深层结构动力（Harvey，1982）。可以说，梅西对文化和政治的重要性较之哈维更为敏感，但是正如在关键研究问题中所言，她对于这些“其他层”与“经济层”的接合显然所言甚少。本书聚焦于工业空间演替后的社会文化活动，由于演替涉及时间概念，更偏向立足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引入带有时间概念的地方性历史层累理论，认为地方性是基于每个地方的独特历史，由地方文化经济不断生产所塑造而成的。换言之，坐落在全球社会网络的特定地方，是以其特殊的文化经济活动与全球相连接的。

正如梅西在探讨Wye Valley这个例子时，认为该地最后应该发展成富有华兹华斯田园情调的旅游地，而不是工业革命的瞻仰地，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瞻仰地即使在英国范围内也有许多，而华兹华斯居住并创作田园诗歌的地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唯一的（Massey，1995）。因此根据历史层累理论，本书判断工业空间演替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演替的好坏，在于该地是否可以在范围更广的网络中获得地方唯一性。换句话说，地方性在更大尺度中可以获得唯一。用电子地图作比喻的话，就是无论尺度如何放缩，始终可以呈现在界面上的那个地名。

【注释】

[1]《2011中国文化地理学学科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