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推动第二版启动

由于成功地策划并编辑了《十万个为什么》，王国忠从编辑室主任升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后出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文史馆馆长）。

曹燕芳被推举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文化大革命”后出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1964年3月7日，我打开《新民晚报》，在“三八画廊”《她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标题下，看到曹燕芳的照片。“三八画廊”是这样介绍曹燕芳的：

受少年儿童欢迎的科技知识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已经出版到第八册了。这本书的诞生，编辑曹燕芳付出了辛勤劳动。曹燕芳在1953年参加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后，努力学习政治业务，工作细致踏实。在编辑工作中，广泛搜集题材，积极发掘、访问作者，并向他们宣传写作儿童读物的重要意义，使作者明确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要求，发挥了他们对写作儿童读物的积极性。她对编辑工作有较多经验，但从不自满，把帮助新同志看作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并虚心和新同志协作。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一炮打响之后，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到了数千封读者来信，提出了近五千个问题，要求补充进书里。

1964年3月7日《新民晚报》介绍曹燕芳编辑《十万个为什么》的报道

为了适应读者需要，少年儿童出版社决定全面修订《十万个为什么》，从1964年到1965年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

如果说第一版是“开天辟地”，第二版则是精心打造了。

《十万个为什么》出第二版的时候，跟第一版时全然不同。第一版时默默无闻，第二版时名声在外。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由于编辑了《十万个为什么》，已经成为上海出版界的先进典型。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开始启动的时候，已经在上海工作的我，1964年10月26日从上海两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看到同时大篇幅报道《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夜，两报都把《十万个为什么》跟“革命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解放日报》在第二版用三篇文章，以整版报道《十万个为什么》。

消息——《〈十万个为什么〉将修订增编出版》；

长篇报道——《思想革命化出书又炼人——〈十万个为什么〉是怎样编辑出来的》；

本报评论员评论——《学习〈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工作经验》，指出：

从今天本报发表的有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们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的确付出了艰巨的劳动。这是编辑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坚持以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结果。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方法，值得各编辑出版部门和编辑出版工作者认真的学习。(www.xing528.com)

很明显，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那里树“标兵”，树“先进典型”。

《文汇报》则更加充满“左”味，在头版头条推出长篇报道，那标题就够“气派”的：

肩题——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决贯彻群众路线

正题——《十万个为什么》是编辑工作革命化的成果

就这样，把一本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工作，硬生生贴上“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群众路线”“革命化”之类政治标签。

《文汇报》同样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题曰《编书要革命化》。《文汇报》的评论称：

当前，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出版工作者应当运用自己的武器和群众进行“文化革命”，为革命群众的迫切需要服务。在这方面《十万个为什么》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十万个为什么》既出了书，又炼了人。这部书的编辑出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出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实行和群众结合，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提高业务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成功例子。《十万个为什么》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并且能够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就能够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实现人的革命化和事业的革命化。

《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就在“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兴起”的时候，在这样充满“革命化”的氛围中进行。很多人以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第三版才被打上“左”的印记，其实“左”的影响在第二版时就已经渗入。

第二版新增的文字，显得拘谨。由于第二版强调“联系生产实际”，新增的许多“为什么”脱离少年儿童的生活。

对于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给《十万个为什么》编辑部贴上种种“革命化”的标签，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王国忠在反思往事时也以为[1]：

报纸在宣传这套书时候，把它说成是代表社会主义出版方向，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产物，则是说得过头了。既无此必要，也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