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传承：师生、观念传递及继承情况探析

师生传递，不仅是老师向学生传道授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生能从老师的传授中领会精神实质，从思想上继承和传授，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从杨时起，经过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等，都从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的思想，我们从天理观、政治观及道德观等方面进行论述，就可以看出他们思想上的具体传承情况。

天理是二程理学中的核心观念，“吾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第424 页），这就是对天理重要性的最好说明。在他们看来，天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下万事万物，都从天理这里衍生出来。他们的弟子也继承了这一思想。第一，承认天理是最高概念。杨时说：“若天下只是一理，故其为必同。”（《龟山集》卷13）罗从彦说：“易简之理，天理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卷39，第1273 页）第二，他们承认天理是万物之源。李侗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卷39，第1280 页）这个“终万物，始万物”的至理，也只能是天理的别名了。朱熹不仅承认天理的全部内容，而且认为先有理后有气，若没有理，就没有气。朱熹与其师的不同之点，在于他既看到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一面，又看到了天理与人欲的相对的另一面。他说：“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卷48，第1533 页）他看到了天理与人欲的相对性，应当说，比其师把天理与人欲看得绝对对立，要高明一些。

理一分殊，也是理学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杨时在与其师程颐的通信中，认为张载《西铭》中的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同。程颐批评说，这不是兼爱，而是理一分殊。天理与具体事物之理，道德领域中的仁是总名，其他如义、礼、智、信等是分殊。利多与义一等，都是理一分殊，从而说明了一般事物与具体事物的关系。

政治观，是把天理的思想推行到政治领域，把封建王朝和封建等级制度等都看成天理，都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观。杨时说：“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须是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殊，安得同？”（《龟山集》卷13）这就是说，要用天理来统一上下大小的行动，才能一致；若用私意，万人万殊，就无法统一了。把封建王朝等级制度当作天理，否则就是私意。他还把孟子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话，解释为“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义也”（《龟山集》卷15），从而把封建等级制度当作天理，使之永恒化。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提出“格君心之非”。这是其师最先提出来的。程颐向宋英宗的上疏中劝皇帝“格君心之非”。杨时说：“论事君，则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是无足为者矣。”（《龟山集》卷12）谁能格君心之非呢？只有大人，才可以“上可以正己，下可以正人”。罗从彦也认为“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卷39，第1273 页）。朱熹在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的上疏中也认为“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要从人力和制度上保证皇帝心术正。

为了保证人君心术之正，必须反对王安石变法，从其师到其弟子们都认为宋神宗变更祖宗之法，是受到了王安石变法思想的诱惑。杨时说：“熙宁之初，贤能不容于朝，纷更祖宗之法，惟我所为而已。用此说也，其为害岂浅哉？使其说行，则祸天下后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龟山集》卷7）李侗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宋史·道学二》卷428）他们都认为王安石用商鞅之术，迷惑皇帝心术，危害很大，如果人主不注意的话，恐怕会出现“吾有粟，将不得而食”的情况，反对变更祖宗之法是理学家的共同特点。

道德观，是理学家们把天理观运用于道德领域，对人们行为提出的共同要求，便形成了他们的道德观。朱熹说：“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个父子、兄弟、夫妇，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杀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卷48，第1543 页）在天理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关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从杨时到朱熹等，他们对这种道德观的重要性、内容以及修养标准等都作了论述。(www.xing528.com)

朱熹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他说：“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卷48，第1551 页）又说：“三纲五常，缺一不可。”（《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下》卷49，第1559 页）

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朱熹为白鹿洞书院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就有“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认为这是学校教学的内容，也是学习的顺序。但这三纲之中，并不是都一样的，而是有重点的。杨时说：“君臣者，人伦之大。”（《龟山集》卷6）朱熹说：“父子大伦，三纲所系。”（《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卷48，第1501 页）这就是说，君臣、父子应是三纲之中最重要的。父子关系的好坏，关系到君臣、夫妇之间的关系。

道德修养的标准，是以圣人为标准。杨时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所谓至也。至以其身为天下用，岂为功名爵禄哉？盖君臣者，人伦之大。为臣义如此。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龟山集》卷6）这里不仅告诉我们道德修养的标准，就是能在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而且认为三代之学所要学的，就是三纲五常。

从上述的简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从杨时起，经过罗从彦、李侗到朱熹，他们不仅从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的思想，而且把其师的思想发扬光大，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从对这三种文化传播渠道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渠道在文化传播中作用各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移民传播是文化传播的基础，没有基础，根基就不牢；官吏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主导，为传播者指明传播方向；文人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没有文人的辛勤劳动和工作，文化传播就不可能完成。

（原载《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