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采风的比较与优化探讨

所谓“风”，即民间风俗。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民俗与音乐是共时共生的整体。民间音乐一开始就包含在民间风俗之中，被风俗习惯所左右，所有音乐都包含了民俗的内容。对于音乐与民俗共存的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科学认识，民间“风俗”在先秦时期被称为“风”，各地不同风格的民间歌曲被概括称为“风”，认为反映了各地的民情风俗。“史采诗谣，以观民风”，这种有组织采集各地民间歌谣的行动被称为“采风”。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明确指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庙堂之音曰颂”[20]。《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人师陈诗以观民风”[21]。《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观风俗和得失，自考证也。”[22]从历史记载看，采“风”所得的歌诗，要经过加工整理后方能献给天子。所以采风的过程是收集整理—二度创作，它的前半部分与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案头整理有相似之处。

民歌、民谣必定有曲调相伴，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创造的音调，经过不断加工提炼和积淀发展，逐渐定型，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本体特征基调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20世纪上半叶，音乐工作者的采风是在中国传统的音乐体系下进行的，同时深深烙上比较音乐学的印记，伍国栋先生曾将其概括为“科研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思想”和“创作型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思想”两大学术流派。[23]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引入中国之前，我国相关研究都是在“采风”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时间上划分，现代采风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时期：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时期，以刘天华先生为代表的音乐人深入民间收集各种乐谱，刘天华先生还因此献出了生命。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民间音乐研究出现过一个高潮，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力图把它与音乐创作实践和“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音乐学者与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学者密切接触和配合，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出现高潮，实地考察和收集民间音乐活动由为创作服务转变为音乐学自身建设服务，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采风”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采风”工作在前一段时间研究传统和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经验，朝着更规范、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从概念界定来看，传统的“采风”与西方“田野调查”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目前很多学者使用的“田野调查”与“采风”的概念几乎重叠。但学者们对“采风”的认识有分歧。杜亚雄认为“20世纪50、60年代被‘采’来的‘风’，也有许多在采风时做到了忠实记录，但其中的很大部分后来也经过了‘专业化’即学院式的‘加工’”，“这些被改造过的‘民间音乐’和‘民间艺术’虽然保留了一点原有的风貌，但它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音乐’和‘民间艺术’”[24]。项阳考察了中国近代以来音乐的发展，他认为，在西方，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工具，自19世纪开始成为显现民族精神、构建民族认同最重要的途径之一。20世纪初叶，西方列强在坚船利炮的支持下，开始对中国实施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全方位渗透，历经一个世纪，中国当下的音乐文化呈现出三种类型，即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受西方音乐文化观念影响、加入了许多所谓民间素材或称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音乐”。[25]有学者经过考察指出，20世纪前，中国音乐包括雅乐、俗乐、琴乐、圣乐四种类型。雅乐对应宫廷政治需要，俗乐对应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土和娱乐实践，琴乐是文人墨客抒发个人情怀的有效通道，圣乐服务于各自宗教内部的礼仪崇拜程序。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很多有识之士开始投身于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变革之中，中国音乐的现代化转型由此启动。20世纪初，所谓的“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20世纪音乐的发展有启蒙意义。学堂乐歌第一次使音乐成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并借此形成民族精神认同的有力工具，通过学堂乐歌，中国的音乐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精神载体上的具体显现。[26](www.xing528.com)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20世纪的不断成熟，音乐品种开始明确分化为彼此有别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种类：艺术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艺术音乐以专业作曲家的创作为中心，在音乐表现上讲究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但其明确的社会功能趋于减弱，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趋于衰微。民间音乐是人民大众世世代代通过口传心授凝结的集体创作，具有鲜明、浓烈的地方特色。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民间音乐的本土性在快速丧失。流行音乐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贴近世俗的日常生活，属于通俗的“快餐文化”，不免鱼龙混杂、良莠并存。[27]

中国近代音乐从基础理论开始便用西方的理念加以规范，几代音乐工作者接受了西方式音乐教育，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已经支离破碎，且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音乐观念的视角来审视、观察、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学者也指出：“学堂乐歌作者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中国民众的音乐听觉接受意识由此被西方元素所侵染，这在客观上为大范围地接受西方音乐打下了潜在基础。”[28]

正是基于音乐文化的主流全盘“西化”的现实，项阳提出了采风观念异化的问题。他指出，这种异化体现在对待传统究竟是深入学习其精髓，掌握其本体特征（律调谱器），努力把握其数千年来所形成的音乐体系及其风格，并在继承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外来的音乐文化将其继承发展，还是将传统看作是落后的、过去时的东西，仅仅是通过采风收集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素材”；音乐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是在努力把握现代作曲家作品的“传统因素”，还是通过采风深入研究传统音乐文化的体系化以利于音乐创作在继承前提下发展。[29]而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采风的目的与意义究竟是什么，是把这些存活在民间的东西收集整理出来作为文化遗产来保存，当作素材来认识和利用，还是通过认真学习与研究，在弄清楚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