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灌木篱墙中的优化

我想向你们描述一下法国西北部灌木篱墙间古怪的战斗面貌。这类战斗总是小规模的，所以就拿一个连举例。比如军队正沿一条乡间小路向前挺进，这个连负责边前进边清理路两边的野地，这意味着每一边只有约一个排的兵力，而且由于伤亡导致减员，可能每个排最多能派出25到30个士兵。

这些野地通常宽不过五十码、长不过两三百码，地里可能长着粮食或苹果树，但大部分只是绿油油的草地，漂亮的奶牛遍布其中。巨大的灌木篱墙环绕在四周——它们有着古老的土坡，高度齐腰，盘根错节，野草、灌木和最高20尺的树木在肆意生长。德国人充分利用这些天然屏障，把狙击手布置在树丛中，他们在灌木篱墙后面深挖战壕并盖上木材，这样几乎不可能被火炮击中。有时候他们想办法架起机枪，无须出掩体就能越过树篱射击，他们甚至砍掉一片灌木篱墙，把一门火炮或一辆坦克藏在里面，表面覆以灌木丛。此外，他们还从后方的灌木篱墙下面挖地道，在地道前侧开出仅够探出一挺机枪的口子。不过，大部分灌木篱墙是这样布置的：野地两端隐蔽着一挺重机枪，所有灌木篱墙里都藏着持步枪和自动手枪的步兵。

我们必须把他们揪出来，这是一桩费时费劲的精细活儿，容不得半点冲动。士兵们不会像电影演的那样浩浩荡荡地冲过开阔地，起初他们确实是这么干过，后来学乖了。他们小规模出动，比如一个班或者更小的单位，以几码的间距紧贴着野地边缘的灌木篱墙挪动，匍匐前进几码，蹲下来静观其变，然后继续匍匐前进。

倘若恰好位于那儿的德军和美军之间，那你始终看不到大队人马，只能偶然看见寥寥几个士兵，他们一直尽量隐蔽自己。但你会听到许多可怕的喧嚣声。我军官兵训练时学到的准则是在看见目标前切勿射击，但到了这边不管用，因为这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另一种选择就是不断朝灌木篱墙开火，将德国人压制在他们的掩体里，我方趁机悄悄接近。担任进攻的班溜到前方灌木篱墙两侧，其余班则留在自己的灌木篱墙里，持续向前方的树篱倾泻子弹。他们也会使用枪榴弹。位于更后面的迫击炮则将迫击炮打向德军。这支小规模的先头部队一路打到野地角落的灌木篱墙尽头。他们首先试着干掉每个角落的敌军机枪，使用的武器是手榴弹、枪榴弹和机枪。

通常而言，灌木篱墙后边的德国守军面临压力时会撤退，大部分士兵带上重机枪，后撤几个野地，开始构建一条新防线。少数留下来的步兵带着大约两挺机枪分散在树篱间，他们猛烈开火，尽可能久地阻挡美军。我军则悄悄沿着灌木篱墙正面行进，朝背面投掷手榴弹，并开枪扫射。这是一场近距离搏杀，双方只相距几码，但很少出现真正的白刃战。有几次，残余德军举着双手走出掩体。也有几次他们试图逃跑，但当即被击毙。还有些时候，他们躲在掩体里负隅顽抗，于是一颗手榴弹被丢进掩体，送他们上西天。一道又一道灌木篱墙就这样被我军攻克。

灌木篱墙间上演的便是类似这样的一系列零星交火，数量有成千上万之多。没有一次战斗的规模特别大，可积累几天乃至几周也是恶战，双方共有上千人阵亡。不过上文描述的只是灌木篱墙之战的通常形式，事实上，每一仗都是在不同环境下单独进行的小规模战斗。例如，交战地可能是一片树林而不是开阔的野外。树林里的德军会分成小队人马，到处掘壕固守，要消灭他们极为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我军通常围着树林走动，让后来的部队“关照”里面那群死路一条的家伙。或者长驱直入，肃清树林，可几个小时后另一个连进去，会发现林子里又到处是德国兵。像这样的战斗迷雾重重，我从没搞清楚双方是如何移动的。

有时我们不知道敌人和自己人的位置。正如某天有人说的那样，一个营冲出去五分钟后，营长也说不出手下各部的确切位置。双方战线逐渐纠缠在一起，德军存在于我军后方和侧翼，他们从这些方向攻击我们。有时候，某个部队把侧翼友军远远甩在后面，结果只好调头，同自己后方的敌人作战。有时候，我军误以为进入德军地盘，导致自己人打自己人。当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连声音也难辨敌我，因为双方都在使用一些从对方手里缴获来的武器。

坦克兵和步兵必须无比紧密地协同作战，共同突破企图将我军困在滩头地域的德军防御圈，谁也无法独自完成这个任务。坦克排兵布阵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你是步兵，不会喜欢身边有辆坦克，因为它总招来敌人的火力；可另一方面，当你陷入苦战时巴不得坦克过来，火力全开。实施突破时，我军每个步兵单位都配有几辆坦克。正是步坦协同作战，才突破了德军防御圈，为装甲师的后续进攻打开了一个缺口。装甲师一旦到达德军后方，便无异于直捣黄龙，你追我赶，横冲直撞，而为他们开启胜利之门的正是步兵及配属的坦克兵。突围战里，坦克全程来回穿梭于一片片战地，通过无线电接受命令。推土机碾过灌木篱墙，为坦克打开缺口，随后坦克上前打爆敌人的坚固设防点。

摧毁沿途一切农房和小村子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被德军用作据点，或者部署炮兵观察员，所以必须炸干净。大部分法国农民在开战前撤离，战斗结束后又渐渐返回。他们回到已成废墟的家园和故乡时，那场景看了令人心酸，但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他们以宽宏的胸怀接受了事实。

长途大规模攻势期间，一个步兵连常常马不停蹄地行进几天。弹药靠人力搬运，偶尔有吉普车运送。有时士兵一天只吃一顿K口粮，有时水也喝光了。负伤、力竭和掉队等情况导致兵力日渐衰减。最后官兵们才会接到命令，就地安营扎寨、挖掘掩体。接下来另一个连会径直经过或绕过他们，接替他们去战斗。被替换的连大概得到一两天的休息时间。但对冲破诺曼底滩头这种大型攻势而言，能有几小时的喘息之机已别无所求。

一天下午5点左右，我跟随的连接到休息的命令。官兵们沿灌木篱墙布置散兵坑，或者直接占用德国人以前挖好的。一个士兵不管有多累，总是首先挖散兵坑。接下来他们派人去寻找水源。吉普车运来更多的K口粮，于是他们坐在地上狼吞虎咽。他们想待一个晚上，但没抱太大希望。果然，晚饭后不久，一个尉官走出农房，吩咐军士长传话下去，10分钟内准备上路，于是大伙儿收起行囊，夜幕降临前启程了。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投身于另一场通宵达旦的战斗。这个连激战三天，其间只休息了不到4小时。

那天下午我们过得紧张不安，处处小心翼翼，可惜还是诸事不顺。我漫无目的走在一条土路上，路边的壕沟里蹲着等候前进的步兵。靠近前线时士兵们总是那样蹲着。德军炮弹突然在四周砰砰作响。我跃进几个士兵之间的壕沟。炮弹就擦着高出我们头顶一点的灌木篱墙飞过，打在下一个草地，其中一枚突然爆炸，不是轰隆隆的声音，而是类似高亢的打铃声，烧焦的炮灰和尘土纷纷扬扬落下。我感觉脑袋嗡嗡作响，右耳什么听不见。

炮弹打在我们后面20码远的地方，多亏有灌木篱墙的土坡庇护着我们。我的听力直到第二天才恢复正常。一分钟过后，一个蹲在我前方不远处的士兵转过身问：“你是战地记者吧？”

我回答是，他进而说：“我想和你握个手”，然后他伸手绕过灌木丛，和我的手相握，我们都一语不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际遇，可当时我的大脑被身边的爆炸搅得一团糨糊，忘了记下他的名字。

几分钟后，我的朋友奥马·贝茨中校（来自密西西比州格洛斯特市）经过这里，说他正在找新的营指挥所，应该是一个距此地100码远的农房。我遂起身与他同去。起初我们没找到，糊里糊涂围着果树林转了大约5分钟。这5分钟可算蒙老天爷庇佑，我们正走向那房子，还剩不到50码时，一枚炸弹径直击中它，一名军官被炸死，几个士兵被炸伤。

德军炮弹朝着这片巴掌大的地方倾泻而来，我们走不过10步必倒地一次，眨眼之间它们就飞过我们头顶，我们连卧倒都来不及——而我发现最快的趴下方式是向后或向侧一屁股坐下。很快我的裤子后裆就沾满厚厚的红褐色稀泥；为了维持平衡，双手在撑地时也被石头和荆棘擦破。前线没人系头盔的下颌带，因为都知道附近爆炸的冲击波会击中头盔，进而折断人的颈子。结果，我飞快地蹲下时，身体比头盔下降得更快，导致后者离开了我的脑袋，当然，下一秒它就砸到我头上，先斜挂在半边脑袋上，最后从耳畔落下，我觉得自己的模样蠢透了。

炮弹又一次逼我们躲进路边壕沟。我蹲在里面，不过是个穿着棕色衣服、茫然无措的人，是视线里壕沟上下细细一排茫然的人群一员。众人悬着一颗心，眼看友军的炮弹在上空呼来喝去，有时就落在不远处，而德军的炮弹也冲进我们周围的果树林里炸开了。机枪声四起，子弹嗖嗖划过我们上方的树枝。我通过肩章认出身边的士兵属于右翼的师，不禁好奇他们来这儿做什么。随后我听到其中一个人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那个中尉迷路了。我们是勤务部队，可现在偏偏到前线来了。”尽管当时自身难保，我还是为他们悲惨的窘境而忍俊不禁。

有一次，我离开一个农房里的指挥所，前往另一处指挥所，路程约10分钟，我到了那儿得知，途中前一个指挥所被炸了，一枚实心穿甲弹从窗户打进来，屋里一个相识的士兵被炸断了腿。当晚，几个军官拿着一大块钢弹头去医院，给他留作纪念。

那天晚些时候，我到达另一个营指挥所，该部正准备转移，一个中士驾驶吉普车先行一步，选好了半英里外的一座农房。他说那是他这么久以来见过的最干净漂亮的房子。于是我们挤进几辆吉普车，也开了过去，此时离那个中士动身仅过去了约20分钟，可到了那边，房子已经没了。就在那20分钟里，一枚炮弹打过来并引发火势，把房子付之一炬。

我们继续开了一会儿，找了另一栋房子。在那儿待了约莫半小时，一枚炮弹打进前方50码远的果园里。不到几分钟，担架兵抬着一个上尉走过。伤者是旁边一个营的外科医生，当时正在果园里为转移急救站而寻找合适的场地，不巧被炮弹擦到。

某个下午的战争就是这般面貌，我们有些人步步惊心、处处逃过一劫，另一些人则下场悲惨。战争中的际遇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命数。我压根不信命数这回事，但一个人身在战场，多少得有点信念相随，毕竟那是他仅剩的东西了。

这个团的团长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指挥官，部分原因是他对我以“将军”相称，我听得受宠若惊；部分是因为他的样子令我看着忍俊不禁；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军人（保密规定禁止我公开他的名字）。他是正规军上校，上次大战就在海外服役。他的师长说他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勇猛有余而稳健不足，要是不当心点，可能好日子不长久。

上校的长相很特别，有点像蒙古人种。打扮干净时会被误认为是哥萨克人；又脏又累时俨然电影里的黑帮混混。另一方面，他双眸炯炯有神。他有一种出色的能力，即思维直截了当。他受不了拐弯抹角的思考方式。善意训斥人时他还有个小习惯，头歪向一边，让脸低于挨训对象，先来一通厉声呵斥，然后仰头看向对方，露出戏谑的奸笑，活像一只得意洋洋的猫。有一天，我听见他向一个营长询问所在地，对方开始详细解释他的部队未能如他所愿赶到预计地点的原因。上校眯眼看着这位营长，说：“我问的不是那个，我是问你在什么地方。”

战斗期间，上校走访视察一个又一个营，从清晨奔波到深夜。他像套麻袋一样穿着新款战地夹克，带着西奥多·罗斯福授予的指挥棍。他时刻督促着手下指挥官们奋力推进，不可松懈，要进攻进攻再进攻。他无法容忍指挥官因小失大，抓不住战役的重心，所谓重心当然就是杀德国鬼子。他的战争观可以归纳为一句言简意赅的口头禅：“毙了那群狗娘养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营指挥所，其间传来消息，60个德国兵正从公路对面反攻过来。众人闻讯大为振奋，通过野战电话将情况详细报告给上校并请示下一步行动。他给的方案简单干脆：“毙了那群狗娘养的”，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另一个我钟爱的人是一个中士，管上校的团部食堂，他有时亲自掌勺，但大多数时候在厨房发号施令。他叫查尔斯·J.墨菲，家住新泽西州特伦顿市东州街225号。墨菲长一头红发，但和从军官到士兵的几乎所有西线军人一样，他也剃了个板寸。他人很有趣，但很少笑。我问他参军前的职业，他思考半晌，说：“投机倒把的人，你也可以叫我是个筹资者，我一直干那种周薪50元，却有1500元提成的工作。”

这像是个实诚人做的事吗？

有一天，墨菲和我谈到新闻业者。他说他爷爷也是这行的，晚年退休后就和他住在一起：“我爷爷疯狂地读报纸，简直离不开它。他每天花1块5买一叠3分钱的报纸，一读就是一个通宵。他不看广告，只看报道，从中点评几句，已经走火入魔了。我小时候经常被他在凌晨两三点从被窝里摇醒，他指着报纸上的文章，愤愤地指责那些记者连句子结尾要加句号的常识都没有。”

我和墨菲一致同意幸好老人家过世了，没读到拙作，否则肯定气得七窍生烟。

在D日踏足法国之前，墨菲和香烟绝缘，可那天以后他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应该是第十个向我讲述同样经历的士兵。人在战场总得有点解压的东西，我想抽烟再好不过了。

打仗时常冒出各种不搭调的事情。例如我在一次间歇期得到了自己的水彩画肖像。那位画家盘腿坐在草地上，画了一个小时，他是一等兵利昂·沃尔，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怀俄明县，曾在纽约的国立设计学院读了六年大学，为大都会博物馆做过研究工作，也在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做过艺术讲演。艺术家沃尔彼时首先是一个步兵团食堂的炊事员和帮厨。诺曼底登陆以来他从没画过战争题材。我问原因，他说：“哦，首先我挺害怕的。再者，自那时起我也忙不过来。”

士兵是个由怪胎中的怪胎组成的群体。我结交了一个朋友，一个质朴传统的印第安纳州汉子，他非常沉默、非常谦逊，令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诺曼底登陆几周以内，他就学会了在战场上自保的同时取人性命的技巧，他没有像有些士兵那样被战争磨砺成一台杀人机器，只是适应了一份必须承担的新职业而已。

他叫乔治·托马斯·克莱顿，过去被亲朋好友唤作汤米，军中战友们有时叫他乔治，但通常还是叫克莱顿。他来自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同姐姐一起住在该市科瓦特大道862号，现为第29师一个步兵连的前线步兵。一次退出战斗、短暂休整期间，他在一个“衰竭人员疗养营”里过了几天，然后暂时被分到我工作的驻地——一个记者团营地，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克莱顿是一等兵，操作勃朗宁自动步枪。他两次谢绝了拒绝晋升下士和班长的机会，因为比起士官章加身却弱化了人身防护，他宁愿继续与那挺老当益壮的勃朗宁做伴。

他在D日登上诺曼底海滩最血腥的区域，随后在前线连续奋战了37天，其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88炮两次打在离他一步之遥的地方，但每次冲击波都差之毫厘，尽管爆炸掀起的尘土覆满了他周身和手中的枪，他却毫发无伤。后来又一枚88炮打在他旁边十尺开外，震得他右耳失聪。他从小右耳就有些问题，比如疼痛。甚至参军后，他为了出国服役，央求军医放他一马。因为那次炮击，他的右耳听力仍有些困难，不过在逐步恢复。(www.xing528.com)

汤米离开前线那天完全累瘫了，副排长想把他送去医院，但他害怕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到连里，在他恳求下，人们转而让他去了一个休养营。同我们在一起两三周以后（假设记者们没把他逼疯的话），他带着原来那身行头回到前线。

还是平民时，克莱顿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从事过五花八门的行当。他当过农场短工、厨子和酒保，参军前夕还是埃文斯维尔市克莱斯勒军工厂的测量技工。他打算战争结束以后首次自己做生意，兴许可以在家乡开个小餐馆，他说他大舅子会支持他。

参军仅两个月后，汤米便乘船到了国外，我见到他时他出国18个月了。他中等身材，深色头发，留着一撮小胡子以及我在“水牛比尔”^[1]的杂技演出上才见过的无比滑稽的发型。离开英国前几个月，他的师正无所事事，他和三个朋友决定剪个印第安发型，整个脑袋基本剃成寸头，只在从前额到后颈的中线立起一摞2寸长的竖发，结果他们显得喜感十足，没有原本期待的凶神恶煞的效果。如今这四人中的两人因伤回到英国。

我断断续续同克莱顿聊了几天后，他说出自己的年龄。我大跌眼镜，因为太过吃惊，我让其他人猜，他们无一例外和我一样，误以为他26岁上下。可事实上他37岁了，对一个前线步兵而言实属高龄，这个年龄的男人会更不容易。克莱顿自己倒是说：“等过了30岁这道坎，你的年龄增长就变得有点慢了。”

这个汤米·克莱顿、平日里的谦谦君子，已经确凿无疑地干掉了四个敌人，可能还干掉了另外十来个，他没数过。他佩戴着步兵精英的徽章，很快还将获得光荣的步兵战斗章，那是只有千锤百炼的老兵才戴的。四个牺牲品中三人是倒在他那挺勃朗宁自动步枪的一轮长射下的，当时他蛰伏在一条碎石弯道的灌木丛中，前方约80码有一个十字路口。小路突然冒出三个德国兵，傻乎乎地杵在十字路口中央交谈。勃朗宁的一个弹夹里有20发子弹，克莱顿将其倾泻一空，那三个德国兵扑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了。他第四次得手时以为对方是个日本人。诺曼底战役初期，很多打仗的士兵都以为对手是德军里的日本人，其实那是俄国的蒙古人，长相带有突出的东方人特征，对于没见过世面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长得和日本人差不多。当时克莱顿在掩护一个沿灌木篱墙前进的步兵班，而对面的树林里埋伏着敌人的狙击手，克莱顿发现了一个，便操起自动步枪对那棵树一通扫射，他眼里的小日本随即滚落出来。

诸位知道克莱顿是怎么发现这个狙击手的吗？其实是这样的！一颗狙击子弹掠过头顶上方时没有尖啸声，爆炸时才发出步枪一样的砰声。那是因为子弹高速运动会在后面形成一个真空，空气以巨大的力量回流并与自身相碰撞，发出响亮的“砰”的一声。克莱顿没明白这个现象的原理，我试着给他解释：“你知道真空吧？我们在中学都学过。”

结果汤米说：“厄尼，我高三都没毕业。”

可他非常聪明，一个人不必知道战争中种种缘由，但必须在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知道意味着什么，克莱顿就懂得了子弹音爆声比实际开枪声早十几分之一秒在头顶响起，因为爆炸的声波传到他耳中尚有一定距离，所以“砰”声被他当作一种警报，提醒他片刻之后的狙击步枪声。通过大量实践，他已经学会了准确判断声音方向，所以出于这种动物一样的搜索本领，他明智地朝那棵树扣动扳机，令那个“日本”狙击手滚落到树下。

要不是实在太过刺激，克莱顿最离奇的一次经历其实有点好笑。那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他带领一支巡逻队返回时遇到敌人开火，他疾驰在一片树篱间，看到一个散兵坑，便一跃而下。令他大吃一惊和魂飞魄散的是，散兵坑里还端坐着一个德国兵，手中握着一把自动手枪。普通人还来不及说滚开的时候，克莱顿已经朝对方胸口开了三枪。德国兵几乎一动不动，汤米这才意识到这人早已死了，他射的是一具尸体。

所有的经历似乎都没有影响到这个来自印第安纳的温厚士兵，只是让他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一路杀来，最难受的其实是日积月累的模糊记忆，是在前线太久的茫然，是一刻不敢松懈的戒备心，是外界的喧嚣、内心的恐惧，是一点点耗尽的精力，是看着身边的战友一天天地减少，是一次次地冲进只有一线生机的永恒之境。这些都是伤害与毁灭，而像汤米·克莱顿那样的士兵却重新投身于此，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战士，肩负着他们也无法定义的义务。

在茫茫前线——在我军势如破竹时著名的“流动”战线上转悠时，我们总能看出近期的战斗是如何在我们前面横扫而过的。比起庞然大物，从细枝末节更容易看出端倪：比如散落的绿叶、倒在路中央的新枝丫；比如一捆捆、一圈圈电话线断断续续挂在竖杆上或缠绕着横在路上；比如碎石路上弹坑周围苍白的灰烬，弹坑边缘尚未被来往军车碾平；比如路边一摊刚开始凝固和发黑的血水，旁边还有个被洞穿的钢盔；比如乡村街道上散乱的砖石方块、公路上没被车轧过的嶙峋的岩石；比如付之一炬的坦克、破烂的马车依然摆在路上；奶牛以四蹄朝天的怪异姿势倒在田里，它们刚死不久，还没浮肿和发臭。此外，一门火炮周围散落着许多个人物品。不知何故，德国兵死前或逃走前总是脱掉外套。

种种迹象透露出战斗是最近才发生的。比如尸骨未寒的士兵，乍一看像是睡着了而已；比如那一片荒凉和死寂。打仗时往往方圆数英里战鼓喧天，但我军实施突破之后战事进程非常快，时常留下一片彻底的真空地带。德军负隅顽抗一阵才彻底死心，然后投降的投降，撤退的撤退。交火停止了。我军将士穷追不舍，但那些紧随前线转移的非战斗人员不会一口气追赶几个小时。战场一地狼烟，鸦雀无声，只见死气沉沉的残骸、阳光、花朵。一个生人走在这种战场后方的真空地带会徒生阴森森的孤独。那里没有一丝生机——除了死人、死动物和毁坏的机械，只有他一个活物。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像这样的无人区，一个个小村子的灰白石屋尽毁，大堆废墟瓦砾还在凄凉地冒烟。我们开进勒梅尼托雷小镇，这是一个小巧古老的石头村，坐落于丘陵地带两条碎石路的T字形路口，村里最多只有50座房屋，如今没有一座是完整的。瓦砾和断裂的电线乱七八糟铺在街上。没有屋顶的黑灰色石墙内仍冒着袅袅余烬。死人横尸街头，旁边歪歪斜斜散落着头盔和断枪。村里鸦雀无声，死气沉沉。

我们停下车，思考去路，然后战战兢兢地开了约三四百米，开出了这个镇子。壕沟里尽是死人，我们就从一具缺胳膊短腿或者无头的尸体旁边驶过。大家盯着那具尸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让司机放慢车速，因为这片死寂中存在不确定性。一路上没有一个活人，也不见任何活动的迹象。

由于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我为未知的前方而忐忑不安。我们停下车。前面不远处有一辆还在冒烟的砖红色美军坦克，炮塔被打掉了，附近底朝天倒着一辆德军运弹马车，两车旁边路面有一个弹坑。我们左边的野地上躺着两架摔坏的飞机，它们离公路都不过30码。树篱不高，可以望过去，原来两架都是英国战斗机，一架侧立，另一架完全倒立。

正待转弯调头，我发现野地里远远地站着一个孤零零的军人，他也在看向我们，像照片里的印第安人一样。我冲他挥挥手，他也挥手回应。我们同时向对方走过去。对方是一名少尉——洛杉矶人爱德·萨松，是一个装甲师的墓地登记官，正在查勘战场，找出美军阵亡人员的尸体位置。和死人打交道的工作是孤独的，因此他很高兴看到有人出现。我们正站在空地交谈，一个身穿连体服、肩扛步枪的士兵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喊道：“喂，马路对面的一架飞机里还有个活人！他困在里面好几天了！”

我们奔向那架倒立的英国飞机，四肢撑地，透过一个小洞看向机舱里面：一个士兵躺在上下颠倒的狭小驾驶舱里，一只脚被上面乱七八糟的仪表盘和踏板遮盖住，衬衣是敞开的，裸露出胸口到腰部。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那是发现他的两名士兵唯一能给他缓解压力的东西。我正朝驾驶舱里张望，飞行员扭头看向我，用英国人典型的漫不经心的友好方式打招呼：“哦，你好啊。”

“你还好吧？”我傻傻地问了一句。

他回答道：“好极了。因为你们来了。”

我又问他困在失事飞机里多久了，他说他也不清楚，只记得总时间，不过倒是知道自己哪天被击落的。他说了那个日子，我失声大叫：“仁慈的上帝啊！”有伤在身又动弹不得的情况下，他就这么躺了8天。

他的左腿骨折，还被地面炮火打穿，后背被喷溅的粗汽油严重烧伤。连着伤腿的左脚牢牢卡在方向舵下面。由于空间太挤，他连扭身以减轻后背压力，缓解疼痛都做不到，向上弯曲的双腿也无法伸直。他看不见这个狭小囚牢的外面，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就这么过了整整八天八夜。然而被我们发现时，他身体状况尚好，神志清醒、镇定。我们救他出来时，他虽剧痛无比，仍以标准的牛津口音为劳烦我们而道歉。

营救他的美国大兵们一边动手一边咒骂，语气里毫不掩饰对英国飞行员惊人勇气的钦佩——因为这份勇气，他才忍受住孤寂和希望渐行渐远的折磨，心智健全地活了下来。一个士兵说：“上帝，算这帮英国佬有种。”

救他出来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在飞机上破开了一个洞时，他同我们说话。我们不愿用鸡毛蒜皮的问题烦扰这位勇士，我就根据谈话内容简单介绍他的遭遇：他是皇家空军上尉，飞夜间战斗机，那天飞到某空域，地面的德军用机枪回击。起初打坏了发动机，当时飞行高度不够跳伞，于是，他“愚蠢地”（他的原话）打开灯光，打算紧急迫降。这下子，子弹劈头盖脸地喷上来，他第二次中弹，伤了左腿。第三枚子弹直接划过右手五指，每根指头都被割及指骨。

他收起机轮，操作飞机冲上一个缓坡上并以机腹着陆。我们还能看到迫降形成的约50码长的沟槽。飞机迫降后一头栽向前方，先是机鼻朝下倒立，最后翻转落地，飞行员被死死卡在上下颠倒的驾驶舱里。“我暂时记得的就这么多，”他告诉我们：“醒来时，四周还炮弹横飞。”

从此他被困了八天。他正好迫降在德美两军之间的无人区，所在的这块野地后来几天被双方反复争夺。草地坑坑洼洼，留下了数百个弹坑。不少弹坑离他近在咫尺，其中一个就挨着机翼翼尖。飞机的金属面遍布着上百个弹孔。

他躺在那里，置身于地狱般的炮火中心动弹不得，周围逐渐变得死气沉沉，满地狼藉。最终，美军击退了德军，四周归于平静，但没人来救他，你们也明白，他位于战斗过后的真空地带，留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几天过去了，他口干舌燥。他睡着过，有些时候不省人事，有些时候确实陷入精神错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得救后，他躺在机翼下方的担架上冒出一句：“莫非我迫降之后就离开了这架飞机？”

众人皆轻笑出声，赶过来的医生说：“绝不可能，你被关在里面，这些人用工具花了半个小时才破开一个缺口。你的腿断了，脚被卡住。你不可能自己出来。”

“我也知道不可能，”飞行员说：“可我有种感觉，似乎出去过一次，后来又进去了。”

说出这句轻微显示精神错乱的话时，那位了不起的士兵在整个救援过程仅此一次不再从容淡定，不再像晚上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的壁炉前侃侃而谈。我们不知道他后来活下来没有，不过医生认为有这个可能。这是这场战争中勇气尽展无遗的真正壮举。

【注释】

[1]美国杂技演员，原名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1846——1917），由于在八个月里杀死了4280头野牛并供给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工人而得此绰号，随后终生在西部巡回杂技团从事杂技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