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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及其对欧、苏两家族谱的影响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对后世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其法深得清代史学诸大师的高度评价。[19]这就点出欧、苏二家之谱法所以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对于欧、苏二家族谱,他也作过研究,因此,对这两家族谱的长短得失,不仅在相关文章中有过论述,而且还专门写了《家谱杂议》一文,对其作了分析和评论。

后世评价及其对欧、苏两家族谱的影响

欧阳修与苏洵两人所创立的族谱编修的理论和方法,对后世影响都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族谱的编修应当起自可知之代,并且都提出上自高祖,欧阳修主张内容应当记载九族,九族以后再另行立谱;而苏洵则主张严格按照小宗之法,五世则迁。总之,两人都主张宗谱之修应当实事求是,对于自己祖先的历史、世系承传,疑则存疑,缺则空缺,不搞牵强附会,不作胡编乱造,故其人深得后人的推崇,其法也就自然得到广为流传和推广。元明以来,许多宗谱的编修,有的是直接采用欧、苏之法,有的则是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元人许有壬在《题甫田黄氏族谱》一文中就曾这样评说欧阳修的修谱之法:“宋欧阳公因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依其上下旁行,作为谱图,百世不易之法也。”[13]从现在观点来看,宗谱之修采用旁行斜上的列表之法,看来无论如何也是省略不了的,当然可以说是“百世不易之法”。如浙江东阳人胡助重修自己本族之族谱,在《胡氏族谱序》中明确地指出:“今辄效欧阳公族谱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次,远近亲疏为别,而书有详略焉。”[14]又如浙江龙泉《章氏家乘》的编修亦用其法,戴良在为其所作序中就说:“昔欧阳文忠公依汉年表为世谱……今君仿史表为是书,既无愧于文忠矣。”[15]又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江西也许因欧阳氏族谱就近关系,采用其法者相当多。到了明代,有的是用欧、苏谱法编修,也有的是以此为基础而加以改进和发展。可见对后世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其法深得清代史学诸大师的高度评价。众所周知,著名学者黄宗羲对于私家所修之谱是不信任的,他在《淮安戴氏家谱序》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属者,止有谱系一事。釐其亲疏,明其长幼,古之君子兢兢于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观之,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郡县之志,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孙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贿赂,继之哃喝,董狐、南史之笔,岂忍弹雇;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薄,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诒嗤笑。嗟乎!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16]他也肯定宗谱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编修者大多不得其人,因而东拼西凑,修出的族谱,往往是错误百出,何以取信于人!所以他在《唐氏家谱序》中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社会上伪谱流传的情况,“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接着就对欧、苏两家大加赞扬。“欧阳文忠曰:‘渤海之后,独见于今,然中间失其世次者再。’苏文公曰:‘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再不可纪。’夫欧、苏二氏,其源流历然者,尚有不可纪之世次。而伪谱不问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牵合,某世以至某世,绳联珠贯,至使祖孙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迹,内府玺书者,尤市儿之狡狯,无识之世系也。”其实黄宗羲所言之当时社会现象,其后一直在社会泛滥流传,直至今天,依然如故。因此对于私家之谱,必须慎重对待,决不可轻易相信而乱加宣扬。黄宗羲在这篇序的开头,就列举了沈约、魏收两人,作为历史学家,而在叙述其先世时,则编造世系,“人以谓诬其祖也,故序家谱者,未有不以此为戒!”这里他告诫人们,编修自己的家谱,必须实事求是,千万不能胡编乱造,因为乱造的结果,很可能就出现祖孙倒置的情况,更有甚者,则将他人的祖先变成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祖先最大的不敬。因而他特别指出:“是故诬祖之罪,甚于忘祖。”[17]又如著名历史家钱大昕,在上文评论欧阳修的《新唐书》创立《宰相世系表》时已经作了征引。本来钱大昕对于谱系之学不仅很重视,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谱系之学,史学也”,并且是“史之流别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史学的分支或支流。并且认为“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但是,“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路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18]。又在《吴兴闵氏家乘序》中说:“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而诈冒讹舛,几于不可究诘。独欧阳、苏氏二家之谱义例谨严,为后世矜式。盖谱以义法重,尤以人重,后世重二家之谱,亦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19]这就点出欧、苏二家之谱法所以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义例谨严,为后代矜式”,而更重要的,“尤以人重”,“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看来这一条确实尤为重要。首先是道德,其次又都是文章大家,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沈约和魏收,当时也都是文坛上的名人,如今在讲中国文学史时,照样也都有他们的地位。史称沈约是以文学见长,能诗善文,“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20]。他自己也以此自负;而魏收,史书亦称“以文华显”。北魏节闵帝时,黄门郎贾思同就曾在皇帝面前称赞他“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21]。他和温子升、邢子才齐名,被称为“北地三才”。看来他们的道德都并不怎么样,正因如此,刘知幾在《史通》中常以此二人作为援史曲笔的典型,而沈约的《宋书》和魏收的《魏书》,一直被斥之为“秽史”。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都身为历史学家,却编造自己祖先的世系。他们这一不光彩的行为,南宋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已经作了揭露。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对于一个人来说,道德文章都很重要,没有好的人品,影响将是终身。我们再看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的评论,因为他同样是把谱系看作是史学的支流,同时他又曾因生活所逼,多次代人修过家谱,因此,不单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经验。对于欧、苏二家族谱,他也作过研究,因此,对这两家族谱的长短得失,不仅在相关文章中有过论述,而且还专门写了《家谱杂议》一文,对其作了分析和评论。当然文中对其缺点和不妥之处都作了中肯的批评,因为所批评的也都是中古以来谱学书中的通病。但是,对其大前提首先作了充分肯定:“欧、苏之谱,所谓推表世系,断自可知之世,此诚不易之理。”[22]又在《高邮沈世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人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可谓善矣。”[23]这个评价自然是相当高的,充分肯定欧、苏两家修谱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搞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修宗谱时,是最为要紧的,所以称赞他们是“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在《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中说:“宋人颇鉴前代之失,欧、苏诸君为谱,皆断自可知之代,扩清前人矫诬牵援之习,可谓善矣。”特别对于欧阳修的做法更加肯定,认为“欧阳犹有传注以详图表之所不及,苏氏则直以尺幅之内略具高曾官阶,卒葬模标谱格,不复别为传记,阅者如披官牒告身,岂可为谱法欤!”[24]可见就连史学评论家章学诚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一向被认为评论是比较顶真而近乎苛刻的。这就足以说明欧阳修所创立的修谱之法确实是比较合理,考虑是比较周到的。用此法修出的家谱,自然就具有史料价值。现在全国各地正盛行着修家谱之风,希望编修者都能借鉴这一修谱法,遵循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千万不要胡编乱造,牵强附会,要认识到这样做是对自己的祖先最大的不敬、不孝!正像黄宗羲所说:“是故诬祖之罪,甚于忘祖”!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欧阳修的谱学理论及其在谱牒学上的贡献,旨在让大家知道,欧阳修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影响深远的谱牒学家。

(原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

[2]《十七史商榷》卷九六,《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3]《潜研堂文集》卷二八。

[4]《日知录》卷二六,《作史不立表志》。

[5]《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家谱不可信》。

[6]《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常建华著:《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第四章《族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苏洵:《嘉祐集笺注》卷十四,《谱》。

[9]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选入自选集《史家•史籍•史学》时,标题改为《论谱学研究中的随意性》,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论语•八佾》。

[11]《史记•陈杞世家》。(www.xing528.com)

[12]《宋濂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载《至正集》卷七二。

[14]载《纯白斋类稿》卷二十。

[15]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六。

[16]《黄宗羲全集》第10册,《序类》。

[17]《黄宗羲全集》第10册,《序类》。

[18]《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野姚氏族谱序》。

[19]《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野姚氏族谱序》。

[20]《梁书•沈约传》。

[21]《北齐书•魏收传》。

[22]《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一。

[23]《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

[24]《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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