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优化党内法治生态系的必然逻辑

革命战争时期：纪入意识，规矩“护航”。党内准则、条例、规定等“成文的规矩”和传统、意识、习俗等“不成文的规矩”，都是我们党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持续探索实践中逐步培育、渐进形成、外化于行的成果，依循踏石有印的严明纪律聚合力，依靠守护初心的坚定信仰聚心力，依凭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聚潜力，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标识，守纪、遵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纪律”是党的路线得到有效执行的保证，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从革命战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重视立规矩，注重发挥“明纪律”“守纪律”“严纪律”的积极作用。1922年7月，党的二大把党的组织建立、政策执行、党员进出等规矩要求列为首部党章的重要内容。1923年6月，党的三大首次修订党章增加纪律条款，开启中国共产党基于实践与时俱进修订党章的惯例，从1923年的党的三大到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先后17次修订党章，形成18个版本的党章。1927年5月，党的五大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团（党组），规定按“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组织的原则制度。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部队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规定军事纪律与联系群众规矩。193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规定“正确执行党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行动一致”“监督党章和党内决议实施”等职责。1938年9—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审定中央委员会与各级党委的《组织结构》《工作规则与纪律》等党内法规，出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配套规章。1939—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条例》《政务人员公约》等规制，对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做出规定。1947—1948年，中央建立严格报告、行政检查、巡视督察等规制并开展“三查三整”。1948年1—9月，中央做出《健全党委制》决定，立下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与党内民主的规矩，整治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无纪律、无规矩、无政府倾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革命以来的党内制度建设，对树立守纪意识、增强斗争意志、健全党内规矩、争取革命最后胜利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党员、干部每临关键时刻，永葆法治定力、始终走在前列、总能决断正确、恒定引领方向、深得人民拥护。[4]

建设发展时期：规入体系，制度“护航”。重视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标识。毛泽东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相对于服“人”而言，人们更服“制度”，相对于解决思想问题而言，解决制度问题更为重要。邓小平做出“制度是决定因素”的重要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传承革命战争年代制度建党的优良传统，朝着探索、建构、完善执政时期党内法规的方向奋进，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和党管干部等制度体系。1949—1950年，党中央做出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党组，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设部门”建立党委的决定，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中共中央”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同步颁布共同纲领、建立监察体制；1953年11月，中央发出《加强干部管理》决定和《加强干部教育》指示，建起由中央及各级党的组织部门统领、管理、教育干部的制度。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党执政后首次修订党章，细化党员纪律，出台系列党规，加强规范“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纪委，保障党的自身建设和路线执行。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规定并提高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检举权、检查权、处分权的位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1983年10月，党的中央做出《整党决定》，中央纪委发出《党员严守党章》通知，推进党内法规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从严治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的四大党建布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的五大党建新布局。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从注重依规治党到逐步建构相对严密的法治机制，从注重惩治腐败到惩防并冶，党内法治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体系化、专业化。(www.xing528.com)

进入新时代：深入改革，法治“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法管党治党迈入快车道。针对党内法治体系中存在的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短板，坚持“立法先行”，推动“立改废释并举”，制定新的法规制度、修订已有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法规制度、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落实，打造了新时代法治型党组织。2012—2020年，中共中央从立起首个党内法规“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启党内法治新征程，先后修订和颁行《廉洁自律准则》《巡视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政法工作条例》《宣传工作条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和国家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支部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180余部，基本形成了以综合性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基础性党内法规为“通用标尺”，以专门性党内制度为“协同支撑”的不同位阶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依法管党治党的“四梁八柱”，为优化党内法治生态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法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