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功能性与真实性差异

重视作品功能性和重视作品真实性的差异源自东、西方文化尤其是审美价值观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载道观”和“真理观”的差异。这种“载道观”和“真理观”的差异可以从对文艺作品的两种认识上体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观中，一个比较核心的认识就是“载道说”。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4]，可以看成载道说的雏形。北宋的周敦颐则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15]的说法，被人们认为是“载道说”的倡导者。当然，所谓的“道”有“天道”和“人道”的含义，但文艺作品的载道主要指“政治伦理之道”，有着较强的政治功利性。

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中，“载道观”体现在对文艺作品的“善”也就是功能性尤其是教化性的重视上。各类的文艺作品总是将“善”置放于“真”之上，总是将“至善”艺术作为人生的价值判断标准。而“真”却被放在了比“善”次要的位置。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传统的文艺作品在宣传个人的“善”、社会的“善”和国家的“善”方面显示出明确的意识，即所谓的“诗言志”。中国自古的“诗言志”传统把政治和艺术，道德教化和文艺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原始社会开始，“古代华夏作为体制建构的‘礼乐’传统，已使原始的巫术礼仪、图腾歌舞走上了非酒神型的发展道路和文化模式。它舍弃了那种狂热、激昂、激烈、震荡的情感宣泄和感官痛快，着重强调‘和’、‘平’、‘节’、‘度’，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虽然各类艺术形式后来发生了分化，但是强调“善”、淡化“真”这一评价标准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对于音乐、文学、绘画，都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价值判断标准。纯粹真实的艺术不被认为是正统的作品。

西方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可以通过文艺作品的“真理观”显现出来。这与中国的“载道观”有很大不同。古希腊审美观念中的“镜子说”和模仿论，就是“真理观”的重要例证。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就曾认为“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16]，英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约翰逊主张“文学须正确再现真正存在的和真正进行的行为”(《诗人传·蒲伯》)。真理观强调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是西方审美价值观的核心观念。

总体上说，中国文化的“道”的范畴含义非常宽泛，有天和人两层含义，但审美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和伦理之道，也就是有强烈的功利性，而西方审美价值观虽也有多层含义，但更加强调认知意义上的“真实”，将真实性看成是文艺作品的核心价值。(www.xing528.com)

在中国传统的具有功利性的审美价值观指导下，偏重于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纪录片大量出现。“这类作品从题材类型和主题指向上都具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与时事、政治联系比较紧密，有些甚至是命题作文，这是一种偏重政治话语建构的意义系统。这些节目从认识价值上寻求传播效果，基本上是为了实现社会教育的目的。在目前我国的纪录片(或专栏节目)中，这类节目成为主要内容，而且逐渐成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完整体系。”^[17]从我国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格局来看，偏重于政治宣传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作品有明显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重视“善”，强调功能性的价值观影响下，我国相当一部分纪录片的功能性远远大于真实性，曾长期被定位于“宣传品”。在国外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注重宣传国家的进步和变化，遵从官方推崇的舆论导向或价值观，有意忽略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作品真实性受到注重真实的西方观众的质疑。同时，由于纪录片过于强调舆论宣传，所采用的手法便是画面加解说，也让外国观众无法理解。在2002 年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评委便表达了这样的遗憾，他们尖锐地反问道：“为什么看不到反映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内容?”^[18]同时，当西方观众看到大量解说词时，就会感到节目在说教而拒绝收看。

此外，中国的纪录片过于重视道德说教。道德观属于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影视产品不可能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道德观的传播是影视产品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度的道德说教会让纪录片显得生硬、不自然。纪录片中出现的“高”、“大”、“全”似的道德英雄一旦出现在西方观众的视线中会让观众觉得不能理解或根本不真实。例如西方评委在观看纪录片《刘焕章》时，提出了一个让他们非常困惑的问题，他们说：“刘焕章太累了。为什么他只有工作，不会休息、娱乐、生活?”^[19]同时，道德观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很多传统道德观和外国观众的道德判断不一定吻合。我们认可的道德可能让西方观众感到不可思议，无法接受。

当然，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纪录片的创作中依然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国纪录片不能完全放弃它应有的功能性。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西方观众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了解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纪录片是西方观众了解当代中国的最好途径。在纪录片创作中给予真实性应有的地位，让外国观众了解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是中国纪录片在欧美市场被接受的前提条件。如果无法克服价值观的差异，任何的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都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