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研究及计划(1868-1937)

甲午战争胜利后，明治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护既得利益的同时，进一步进行扩张。山县1895年10月在《军备扩充意见书》中提出乘胜扩军，认为“过去的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如果要积极成为东洋盟主，必须再谋求利益线的扩张”[21]。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俄国、德国、法国干涉下被迫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对中国北方的扩张遇到了阻力，在此状况下如何才能扩张“利益线”？1896年起任台湾总督的桂太郎向政府提出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他认为日本统治台湾后，意味着打开了通向南方扩展的大门，应该立足台湾，谋求向福建扩张，以福建为据点再向中国南方扩张势力。“战后之今日时势一变，采取所谓北守南进策略，希望制定使日本海的区域远进至中国海，向其沿岸各地进取的计划。”[22]

山县也将对外扩张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方。义和团事变发生后，1900年8月20日山县提出《北清事变善后策》：“谚语曰，追两只兔子者，一只也追不到。在当今各国共同逐鹿支那之际，先追南方一兔，追到后再追北方之兔，其时未晚。先前归还辽东，放弃威海卫，继而决定日俄协约，是深察东亚大势。考虑到国力虚盈，由是采取北守南进国是。”他认为应该向中国南方扩张，将福建和浙江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此与台湾隔海呼应，平时作为对华贸易的根据地，战时则可扼守东亚的咽喉，抵御敌之进攻。因此，“完善我国南大门之经营，使商工业发达，则非占据浙江福建要地不可”[23]。

作为近代日本陆军的缔造者，此时的山县已是军政界元老，在军界被称为“日本军阀之祖”“陆军的皇上”，在政界被称为“元老中的元老”，其“北守南进”论，在日本陆海军中引起莫大共鸣。事实上，海军为获得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一直觊觎扼守海峡咽喉的厦门。因此在这一时期，以陆海军为主，“北守南进”论是各种势力共同的目标[24]。

山县的以上思想也很快体现在日本政府的政策中。1903年6月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通过的《关于满韩的日俄协商之件》指出：“帝国在南北两端与大陆具有最为密切关系者，即北部韩国，南部福建。”因为“福建与台湾关系密切，互为车辅，且为我在中国大陆唯一的立脚点。因此，其命运在帝国来说亦决不可作壁上观。”同年12月的内阁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将南清地区纳入我利益圈内”是对外政策的两大政纲之一[25]，表现出了染指福建的异常欲望。

这种“北守南进”的思想也就成为此期谍报活动的指南，日军的谍报重点转向以福建为主的南方地区。根据收集的情报，日军在加大对福建经济渗透力度的同时，甚至还制定了以台湾基隆为作战根据地、对厦门和福州的“攻势作战计划”，以待时机成熟时实施。

1900年后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势头使得日本更为注重“北守”，最终在1904年酿成日俄战争。战后，山县的“北守南进”思想进一步发酵。战争一结束，参谋本部的田中义一中佐就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随想杂录》上呈军方要人，论述了日俄战争后制定国防方针的必要性。田中认为，要制定国防方针，在国策上就要保持政略和战略上的一致，为了摆脱日本以往的岛国处境，作为大陆国家大力伸张国运，在政略和战略上都要保持“攻势”。田中在此明确提出了作为“国策”的战后政策，就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攻势”向大陆扩张的大陆政策。

田中的观点得到山县有朋的欣赏。在山县授意下，田中于1906年8月完成国防方针草案，上交陆军大臣。在草案中，田中认为，“国利国权的伸张设想为先向清国谋求”，理由是“我国与清国的国际或地理上的位置关系优越于其他各国，同时，我国利国权向清国伸张也能胜过他国”，并声称“此为帝国的天赋权利”。在对清用兵作战上“陆军的主要目的在于攻略南清地区。……我国海军威胁清国沿岸城市，此外，将主力集中于台湾附近”。因为“长江流域及其南方生产力富饶而足以富国，支配台湾海峡则足以雄振东亚。东以韩国为根据地经过南满洲，西由南清地区至长江流域，逐渐谋取实际利益上的进步，我国雄图则庶几可成”，“此为成为东亚霸者不可失去的良机”[26]。草案不仅明确表现了向中国扩张尤其是南进的目的和野心，并且将此时看作称霸东亚的良机，甚至还将日本对华侵略扩张视为“天赋权利”。

山县元帅在田中草案的基础上写成《帝国国防方针私案》[27]，于1906年9月上奏。山县认为，日俄战争中俄国受损有限，很快就能恢复，南下复仇并非难事，这样俄国仍成为日本的首要假想敌国。因此，大力扩张陆海军备战，守护日俄战争的成果是当务之急，强调“今后我国欲增进国利民福，则应采取北守南进政策”。

根据山县的建议，天皇敕令参谋本部长和军令部长以山县《帝国国防方针私案》为基础起草国防方针。1907年4月，草案完成，获天皇批准。这就是《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国防所要兵力》《帝国军用兵纲领》三大文件。

《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第一条便是：“帝国的政策是实行明治初期决定的开国进取国是。……欲扩张国权增加国利民福，就要向世界各方面经营，而维护在1905年战争中牺牲数万生灵及巨万财富在满洲和韩国获得的利权，支持正在向亚洲南方及太平洋彼岸扩展的民力的发展，自不待言，使之进一步扩张是帝国施政的大方针。”显而易见，保护既得利益和进一步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国防方针的根本所在。

国防方针的第二条则明确提出了“攻势作战”方针：“我帝国四面环海，但在国策和政策上固然不能偏于海陆一方，更何况在维护隔海的满洲和韩国的利权的今天。因此，一旦有事，不允许在岛国帝国内作战进行国防，必然在海外采取攻势，才能使得我国国防完全。”而主动攻击的对象，则是“欲侵害我国权益的国家”。很显然，只要是日本觉得有国家“欲侵害”到其所谓“国家利益”，就可以采取主动攻击。(www.xing528.com)

对于“假想敌国”，俄国被排在首位，其次为美、德、法各国。其中没有中国，是因为中国“几乎已经没有海军”，“陆军亦等于有名无实”，两国若起争端，日本必胜。但“清国国内近来收回利权、排外、革命的暗流奔腾”，随时会发生“变乱”而危害日本国家利益。“我帝国军队采取措施，属于与列国关系颇为复杂的问题，故而需预先策定准备好。”[28]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仍然需做好事先“策定”，以便中国“欲侵害”其“国家利益”时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彻底落实了“攻势作战”的方针。纲领的第一条明言：“根据我国国防方针作战的帝国军队以攻势为本领，即海军针对敌方努力占有先机，目的在于击破敌方海上势力，陆军先于敌方迅速将希望的兵力集中于一地，占得先机。以此为目的作战。”此后用兵纲领修改过几次，但以上内容基本未变。

纲领第七条还规定：“帝国陆海两军根据此纲领，每年策定作战计划，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互相协议，制定方案奏请裁定。”[29]即针对假想敌国，一年一次制定万一开战时的作战计划。这种年度作战计划，“有事之时则为大本营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的根本，平时则是陆海军制定军备、编制、演习、教育、通信、谍报等计划的基础”[30]。

山县、田中以及国防方针三大文件所提出的“攻势作战”“北守南进”政策，为本时期日军对华谍报确定了方向。参谋本部及下属谍报主体此期间在东北和华北实施的物资大调查、在长城以南的兵要地图测量等，都是以上方针政策的产物。

而《帝国军用兵纲领》的出笼，则在日军对外谍报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此纲领，日本陆海军每年都需要依据国防方针，针对“假想敌国”制定作战计划，并且以此为根据，制定相应的谍报计划。制定作战计划是参谋本部的本职工作之一，在参谋本部条例等中，制定作战计划作为其职责最早出现是在1886年，但条例未明确说明制定的时间是平时还是战时。1893年修改后的条例第一次明示参谋本部平时需制定作战计划，1899年则进一步规定其工作是“收集有关作战计划的材料加以审议”[31]，但均未提及制定相应的谍报计划。《帝国军用兵纲领》的以上规定，意味着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每年都会针对“假想敌国”制定一次谍报计划，日军对外谍报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从制度上得到了落实。

从实际状况看，陆军从1907年就开始制定年度作战计划，海军则是从1913年才付诸实施的。此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外，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至1941年，每年都制定年度作战计划[32]，与此相配套，也一定制定了相应的年度谍报计划。

1907年国防方针的“假想敌国”是俄国，因此“明治四十年度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是针对俄国的[33]。因为中国不是“假想敌国”，应该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计划。不过，日本军方并没有真的将中国抛在脑后，1911年5月参谋本部第一部还是制定了一份《对清作战计划》[34]。对于为何特地为之，“计划的要领”的说明是：尽管中国几乎无力独立对日作战，但由于中国排外、革命的思想正在蔓延，一旦有事时，日本就需要以兵力保护在中国尤其满洲的利益，这样“日清之间就难免不得不干戈相见”。由此看来，参谋本部这样做依据的是上述“日本帝国的国防方针”的第二条。

该计划设想了开战的三种情况，相应制定了甲、乙、丙三个方案：“甲、仅仅对清国作战时。方针：完全占领南满洲，同时攻略北京，并且另图领有浙江、福建。”“乙、清国发生祸乱而需要向该国派遣军队时。此场合如前所述，适用上述作战计划。”“丙、俄清同盟时。方针：在满洲将俄军抵挡于昌图以北，在咸镜道将俄军抵挡于镜城以北，首先攻略北京，然后将帝国军队几乎全部集中于开原附近，对满洲的俄军转入攻势。”计划还就对满洲、北京、浙江、福建方面的用兵规模分别作了预计。

同年7月，山县元帅就军备扩张问题在给桂太郎内阁的建议中，提出需要将中国列入“假想敌国”。在以上背景下，加上此后因“二十一条”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从1917年度开始，参谋本部制定年度作战计划时加入了对华作战计划。这就意味着将中国列为“假想敌国”。既然如此，就需要修改有关方针，这就促成了1918年对国防方针等的修订[35]。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出现转变，“攻势作战”成为国防方针的根本，并且在政府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得以充分体现。为了在扩张国家利益中占得先机，1911年参谋本部还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并且从1917年开始，在制定年度作战计划时加入了中国。有作战计划，就应该有相应谍报计划。因史料缺失，无法求证其内容，但从1911年的作战计划内容看，基本上还是沿袭以往的由北方进占首都同时南侵的思路。因此，作为以往谍报工作的延续，这一时期的对华谍报工作，应该仍是围绕“北守南进”“满洲经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