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台湾军与早期活动

台湾军的谍报组织与早期活动

台湾军是近代日本常驻台湾的侵略军的统称。1895年5月，日本占领台湾后设台湾总督府，总督府设陆军局和海军局负责军事。同年8月，根据《台湾总督府条例》设总督幕僚、陆军局、海军局。总督幕僚下设参谋部，负责作战计划与谍报工作。1897年11月，新设陆军幕僚、海军幕僚。陆军幕僚由参谋长、参谋部、副官部构成，海军幕僚由参谋长、参谋等组成。根据幕僚条例，谍报工作由参谋长负责，由下属参谋具体执行[158]。1907年，陆军部取代陆军幕僚，谍报分工依然未变。

台湾军一直把“对岸”的福建等中国东南沿海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虎视眈眈，一有机会便蠢蠢欲动，图谋蚕食鲸吞。侵略或渗透的第一步当然是收集情报，在以上谍报机构的领导下，日军自占领台湾后就收集福建等地情报，以便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尽快消灭抵抗力量。随着在台湾岛内统治的逐步稳定，陆、海军幕僚将调查的重点转到福建等地的兵要地志与资源方面。1898年任海军幕僚长的黑冈带刀曾任参谋本部海军部第三局长，1887年来天津调查过北洋舰队，带舰参加过甲午战争[159]，是一个情报老手。其上任后立刻展开对福建兵要地志的调查，1899年1月甚至亲自潜入福建等地“视察”一个多月[160]。作为参谋长亲自潜入福建等地侦察，由此似成定例，到1936年仍能看到台湾军参谋长荻洲立兵深入福建、两广“视察”数周[161]。

山县提出“北守南进”论后，日军在加强各种渗透，甚至准备武装入侵厦门的同时，强化谍报工作，台湾军更是如此。海军幕僚参谋长当年发给海军军令部的一些情报，如福建省三都岛概况、福建日侨调查等报告至今仍保留着[162]。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台湾军又准备趁火打劫，10月底台湾总督派步兵少佐金泽末作以旅行为幌子经厦门潜入福州，“调查这次中国内乱福建方面之状况。同时考虑到将来向该地派遣兵力，调查此方面情况”[163]。金泽到福州后发回大量谍报，如11月9日仅一天之内就三次电告福州形势[164]。

因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一直不稳定，台湾军趁机入侵福建，掠夺资源的欲望更加强烈，开始制定出兵福建“保护”日侨的计划。为此，台湾总督于1912年7月，派参谋森连大尉潜入福建调查兵备与资源状况一个多月[165]，同年9月海军参谋长东乡吉太郎亲自上阵，以三井店员的身份潜入收集情报数月，研究如何为日本“争取”利权。东乡在此期间以“福东秘”为代号直接向海军大臣发回大量情报。如福建驻军的动向、军政要人的活动、潮汕铁道资金问题、台湾人在福建开矿问题、福建华侨的事业与日美关系等[166]。有些报告长达数十页，调查十分细致深入。

派兵计划形成后，台湾总督又于1914年3月派井上忠也大尉以旅行者身份潜入福州、厦门、汕头两周，目的是“就临时派遣计划（考虑到事变的影响，为保护侨民而计划的出兵准备）的实施做准备，同时，为无驻在武官的地区选定通报情况者”[167]。

此后，虽然派兵计划未能实施，但谍报活动依旧频繁。1916年1月，海军参谋长再次秘密“视察”福建等东南沿海要地，调查当地政情和日本“权益”的状况达一个多月[168]。1917年12月，设立汕头谍报机关，长期收集汕头及周边情报。

1918年，持“南方经营论”的明石元二郎任台湾总督。明石认为：“台湾作为所谓南支南洋经营策源地，具有重要地位，在国策推进上毋庸置疑，即使说应该具有成为经营南方热带殖民地实验场地的使命也不过言。”由此积极向中国南方和南洋发展日本的势力。具体举措有：向福建派驻小见山恭造大尉[169]，继续收集该地区情报；向云南派驻武官，与唐继尧拉关系；向云南派遣土木和矿山顾问，调查云南的石油矿藏以及运出的道路[170]。

20世纪20年代后的谍报活动、报告种类及其内容

1919年台湾总督由文官担任后，海军组织取消，陆军部则独立成军，始称台湾军，设司令部于台北。谍报工作由司令部参谋部负责。自此，参谋部成为台湾军谍报中枢机构。

参谋部成立后，继续在福州、厦门、广州、云南、南宁等地长期安插谍报员，设立谍报机关。这些谍报员，有些是台湾军直接派驻的，有些是利用当地日侨或收买汉奸做“通信员”。

除了建立谍报机关外，利用距离福建近、出入方便的优势，台湾军对福建等地的临时派遣也非常频繁。仅以1922年为例，2月参谋部参谋赤松少佐潜入福建厦门和广东惠州等地五周，具体工作为：（1）与厦门、广东的谍报员联系，检查和布置工作，同时了解当地状况。（2）为了对广东作战，侦察登陆地点及作战路线。9月又派参谋副官森冈大尉潜入三周，由福州经泉州至厦门侦察道路状况，调查沿途物资。当然，这只是有案可稽的，同年奉命潜入者应该还有很多。这样，台湾军通过安插谍报机关和临时派遣，在大陆构建起自己的谍报系统。

对于获得的情报，参谋部经过整理编辑上报参谋本部等。常见的书面固定报告有“南支情报”、“南支特报”、《南支旬报》、《南支旬报附录》。(www.xing528.com)

“南支情报”始于何时无法确知，从现有史料看，1918年即有“南支情报”，如12月18日的报告“贵州出产的木材”是第62号，至1921年仍能看到此报告出现。“南支情报”涉及的区域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应该就是台湾军这一时期“南支”的概念。如表13所示，情报的内容主要有政情、军情、财政、排日运动、外国势力的活动等，尤以军政要人的动向、言论为多。值得强调的是，“南支情报”每月还有“摘要”专辑，将军政大事逐日扼要列出进行总结，体现了台湾军在情报处理上的细致。从编号看，“南支情报”的报告频度非常高，1919年12月24日的报告为第239号，1920年11月4日的是第106号，1921年5月9日的则达第79号，月均都在10份以上，有时甚至一天两报（见表13）。1920年前后的“南支”正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舞台，台湾军的以上谍报活动为军方及时提供了大量情报。

表13　台湾军参谋部的“南支情报”报告举要（1920）

资料来源：“北支動乱（安直両派ノ紛争）”，1920年。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6類諸外国内政—1項支那ノ部。JACAR：B03050236200、B03050236400。

“南支特报”在1918年也已经出现，如9月5日报告“支那现状”为第6号[171]。其内容与“南支情报”基本相同，涉及政情（如1918年12月21日第15号为“唐继尧的底意”）、军情（如1919年3月14日第6号之一为“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兵要地志（如1921年2月5日第2号为“兵要地志广西的桐油”）、综合情报（如1919年3月26日第10号为“三月下旬南支概况福建、广东、广西、云南附图（南军位置要图）”）。从编号看，特报的频度相对而言比较低，但与“南支情报”相辅相成，成为参谋本部等获知“南支”情报的重要来源。

从现已掌握的资料看，“南支特报”在1922年后情况不明，但在30年代又重新出现，如1936年8月24日的“南支特报”第21号报告的是台湾军在福建开展的经济“工作”，1937年4月16日的“南支特报”第19号是东南沿海航空兵要情报。估计这种专门报告南支情报的“南支特报”和“南支情报”从1918年起至七七事变为止一直存在着。

《南支旬报》第一号是1921年5月13日出现的。日军的编号报告一般都从年初开始编号，该报却是从5月开始，说明它是参谋部1921年新增的一种定期报告。《南支旬报》每期由目录和正文构成，目录分军事、内政、财政经济、官员任免、杂件等大类，每大类下则列有具体小标题。以第一号目录为例，“○军事　厦门镇守使替换、福州无烟火药厂、粤军改编现状、粤军对桂行动、广西兵力移动○内政　厦门大学校长出走、福州取缔军人过激主义、国耻纪念日、孙文大总统就任仪式、陆荣廷致各界电文、广西省会选举议员、陈护军使的通电、护军使督军的对立、卢寿与边境贵州驻军交涉、云南省长问题、云南要人动静○财政经济　厦门农工银行设立○官员任免　广东政府文武官任命、广西边防督办署及护军使署员的任命、云南重要职员更迭○杂件　孙文与李督军、顾品珍军政府命令云南总司令管理全省军务”。

从以上内容看，“南支”的军情、政情、财经、人事等均被网罗其中。旬报是10天一报，如此频繁地报告，为参谋本部等随时掌握“南支”的各种状况、了解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比较丰富全面的情报。

《南支旬报》每期还有附录，即《南支旬报附录》。附录自成体系，有目录和正文，目录的构成与旬报相同。附录的特点是其内容均译自报刊。以第一号的附录为例，报告的是“内政”，小标题是“中国之三敌、广东大总统之选举、排斥孙逸仙运动、中国的过激派暗杀团”，均译自香港的报纸[172]。附录扩大了情报来源，有效地补充和丰富了相关情报。

当然，台湾军参谋部报告所获情报的载体并不限于以上几类固定报告，这一时期发给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其他编号文件，尤其是“台参谍”类报告基本上都是情报报告。如1920年11月3号的“台参甲第179号”报告的是粤军从美国购机的详情[173]，1921年8月10号的“台参谍第3号”报告的是“南支南洋金融机关一览表”。对于需要迅速报告的情报，自然还会用电报传递。台湾军有自己的通信队，发报十分方便，常用的编号电报有“台电”，分“机密”“秘”等等级。如一·二八事变后利用在福建的谍报网对撤入当地的第十九路军的监视报告都是以电报发出的[174]。

通过长期调查，台湾军至30年代掌握了“南支”的大量情报。以兵要地志为例，1933年参谋部曾经根据所获资料集中刊印福建、广东的兵要地志。这批被定为“极密”级的兵要地志将福建、广东细分为闽南、闽北、东粤等若干个地区分别详细记述，并且配以大量统计图表和照片说明。以1933年3月印发的《闽北（福州附近）兵要地志》为例，全文分八大章，即概说、气候气象、地形、交通通信、航空、闽江要塞、福州作战参考事项、资源，每章又分“节”“款”等，仅目录就有17页，正文更达数百页[175]，所述事项均细致翔实，因是供作战之用，描述重点均在于军事价值，可谓“闽北”兵要地志大全。其他如《闽南（厦门、漳州、泉州附近）兵要地志》《东粤（汕头附近）兵要地志》等在各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都是台湾军长期谍报的代表性成果。

并且，台湾军有关“南支”兵要地志的调查远未结束，此后仍在不断更新补充。例如，对机场的调查，参谋部1937年2月上报过《南支那航空兵要地志》，集中了福建沿海的全部机场信息。这些机场在上述30年代初的兵要地志中有些已经出现过，但这次都是最新调查的，还配有详细示意图或照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8月，以上机场又再次被调查更新[176]。在台湾军收集的情报中，兵要地志只是其一部分，台湾军在其他方面调查之深入细密程度也可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台湾军实为日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方省份最重要的谍报主体，是日军对华谍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