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军舰与谍报活动对华影响研究

日舰来华“警备”简史

近代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或者通过肆意解释，日本获得了在中国的很多所谓“权利”。就海军而言，有军舰在长江等内河以及沿海的航行权、自由进港停泊权（包括未开放的港口）、中国沿海航路测量权（1922年中国海道测量局成立后收回此权）、外国人的领航权（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被中国收回）、舰船乘员未开放港口的登岸权等。这些“权利”为日舰来华活动，包括情报活动，彻底打开了方便之门。

明治维新后，日舰最早来华是在1873年4月。当时，筑波舰、龙骧舰护送副岛种臣大使来华，先后停靠上海、天津港，“此为我军舰正式访问外国之嚆矢”[263]，也是日本海军对中国“关心”的开始。日本海军尽管明治初年十分弱小，自顾不暇，但从此经常派舰进入中国领海或港口从事各种活动。

1873年10月，春日舰为“研究海路”航行上海、香港航线[264]，11月又至台湾近海测量，至中国福州、厦门、香港、广州、澎湖沿海侦察，为侵台做准备。此为日舰来华进行谍报活动之始。此后日舰不时来华侦察，例如1879年日进舰“回航”中国南方各港，同年夏进入长江、汉江“研究”[265]。1882年和1884年清辉舰两度至中国南方各港“巡游”，收集情报。

日本海军第一次借“警备”之名派舰来华，是1884年中法战争之际。当时，中国的日本侨民极其有限，但日本仍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向英美列强主动要求加入“警备”之列，目的只是观察中法战争情况，获取近代战争尤其是海战经验。这是日本借机跻身列强之列，共同行动“维护东亚秩序”的一次成功范例。日军派出的“中舰队”由扶桑舰、天城舰组成，先至上海，天城舰单独沿江上行至汉口，折回后至福建、台湾侦察。

1885年4月清辉舰再度来上海后，日军每年派一舰在华常年“警备”[266]，遇有变故时则会随时增派船舰。如1891年中国发生动乱，日军增加天龙舰赴上海，爱宕舰赴大沽“警备”。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强在华活动，1897年在北方口岸派驻两舰，在上海派驻三舰，1899年又在舟山列岛和澳门、福州、塘沽、芝罘、牛庄等地驻舰。

1899年义和团起事后，日军另派龙田、筑紫、大岛等舰至福建、上海等地观察形势。1900年5月起，笠置、须磨、阳炎舰被派往天津警备。在南方，日军6月起派出赤城、高雄、八重山舰，8月派丰桥、岩岛舰进入长江警备。八重山舰先至汉口，然后回上海供常备舰队司令远藤乘坐，12月至南方收集情报。此外，千代田、高砂、武藏、大岛等舰也在中国各港游弋。1901年，海军省又将明石、吉野、赤城、武藏等舰派往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后，海军省仍将一些军舰留在中国要港，而专门制造用于江河航行的炮舰伏见、隅田则在1906年完工下水，使日军在长江的力量得到显著加强。

1905年海军省建立南清舰队（1908年12月改编为第三舰队），由高千穗、千岁、宇治、隅田等舰组成，专门负责中国南方沿海、长江的“巡航警备”。中国北方沿海则由第二舰队负责。从此，日军一直有专门的舰队常年在中国“警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海军省派伏见舰至宜昌、对马舰在九江收集情报。随后，对马、隅田舰前往汉口，秋津洲舰在上海，宇治舰在广东，伏见舰在宜昌，监视革命动向。由于革命遍地开花，龙田、卷云、千早、敷波舰和第二舰队的驱逐舰神风、初霜、如月、晌也编入第三舰队赴各要地侦察。汉口是革命中心，对马、龙田（后至长沙）、千早、初霜四舰在汉口，秋津洲舰在南京，宇治舰在广东，隅田舰在大冶，神风舰在上海（后至安庆），晌舰在九江，如月舰在芜湖活动。11月以后又有新高、鸟羽、须磨舰加入第三舰队，须磨舰在12月被派往汕头。在东北，日舰音羽、常磐也监视着革命军的登陆动向。其间日舰还开拓了洞庭湖常德航路，最远上溯至泸州，在广东西江则上溯至梧州。可以说，辛亥革命期间，中国沿海和长江要港都有日舰停泊，辛亥革命前后成为日本致力于开拓中国内河航道的活跃时期[267]。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舰队的七艘军舰全部在沪集合，后来又增加对马、最上、春日、日进舰。伏见、隅田、鸟羽舰驻守上海，其他在长江上下“警戒”。中国宣布中立后，第三舰队解散，军舰解除武装，编入预备队，其他则分布在上海至香港航线上。1917年中国参战后，伏见、隅田、鸟羽舰重新武装参加“警备”，负责对长江一线的监视。

1917年，鉴于长江一带战乱，日军在年底组建第七战队（由千代田、宇治、隅田、伏见、鸟羽舰组成）驻扎长江一线。1918年8月，第七战队独立编成遣支舰队，以上海为根据地，负责长江流域和中国沿岸警备。1919年，又改称第一遣外舰队在长江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第一遣外舰队强化对长江一带的监视，具体部署是，对马、保津舰在汉口，伏见、势多、坚田舰在上海，安宅舰在九江，嵯峨、隅田舰在长沙，鸟羽舰在宜昌，比良舰在重庆，后来，鉴于上海形势紧迫，安宅舰赶到上海。同年，第15战队也被编入第一遣外舰队，以旅顺港为根据地，负责关东州以及胶州湾以北的中国沿海。该地区以前是由海军佐世保镇守府负责。1926年第15战队进入大沽，扩大了“警戒”范围。

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平户舰和第16舰队也进入长江。4月，第一遣外舰队船舰，即利根、安宅、嵯峨、浦风、势多、保津、坚田、比良、鸟羽、伏见、隅田、矢矧、第24驱逐队（四艘）全部进入长江，在主要港口至少停泊一舰收集情报，后来又有日舰陆续加入。

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后，海军省抽调第一遣外舰队的部分军舰组建第二遣外舰队（球磨、对马、第九驱逐队），负责青岛警备（后来古鹰、第28驱逐队加入）。由此，青岛、天津、芝罘、海州、龙口、秦皇岛、塘沽、石臼所等港口都有日军舰进入助战。1929年日军撤兵后，第二遣外舰队仍在青岛，其属下的第九驱逐队负责旅顺方面山东高角以北警备。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第一遣外舰队的部署是，上海为旗舰安宅、常磐舰，吴淞为浦风舰，镇江为势多舰，南京为平户、天龙、对马舰，芜湖为保津、比良舰，九江为热海舰，大冶为伏见舰，汉口为第24驱逐队与宇治、小鹰舰，长沙为隅田舰，沙市为鸟羽舰，宜昌为二见舰。为了强化在华海军力量，同年2月，海军省将第一、二遣外舰队合编为第三舰队，负责长江以及南方沿海港口的“警备”，同时成立旅顺要港部，接替第二遣外舰队在北方沿海的任务。

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以上编制和部署情况，至七七事变时基本保持不变，只是舰队军舰的数量及各舰所在的港口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异。这些在中国领水内的舰船，成为日军的移动谍报堡垒，是日军在华收集情报的主要力量之一。

“警备”的常态化与对华谍报制度的形成

明治以来最早收集中国情报的海军军人可能是伊藤雋吉。伊藤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人之一，据载1870年他协助英国军舰测量南海，1971年又测量北海[268]。

1873年4月，筑波舰、龙骧舰护送使节来中国，在华期间发回了一些书面报告。如筑波舰伊东少将4月从上海发回过三份报告，前两份都是简要汇报在沪期间与中外人员打交道的情况，第三份则以日志形式报告了赴京行程[269]。同年5月，舰队指挥又以日志的形式十分扼要地报告了每天的行程与要事[270]。另外，龙骧、筑波两舰还记有航海日记[271]，归国后被抄送给外务省等，应该含有各种信息。以上报告、日志、日记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属于谍报报告，但也涉及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是日本舰队最早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报告。

如前所述，日舰初次以侦察为目的来华始于1873年底。当时春日舰奉命测量台湾近海，至中国南方沿海侦察，熟悉航路，为侵台立下汗马功劳。作为便捷安全的谍报工具，军舰的作用开始彰显，日本海军开始看重这一移动的谍报利器，不时派舰来华，例如1879年日进舰“为实地研究清国各港口”[272]，“回航”厦门等南方各港，同年夏进入长江、汉江继续“研究”[273]。

在中国期间，日进舰发回的书面编号报告名为“日航二”，例如6月30日的报告是“日航二第33号”。从现存报告看，基本上都与谍报有关，如第33号是《广东地图》，第49号是福州、上海建造的军舰表，第50号报告了上海至芝罘航海途中的水文地理状况，第99号报告了停靠过的各港概况[274]。第99号发出时间是9月16日，说明从6月30日起的两个半月内发出的报告达60多份，基本上一两天一报。在当时交通通信极其不便的情况下，日进舰的报告如此频繁，说明至晚在1879年，日本来华军舰已经需要随时报告所获情报，并且为之编号。这意味着来华军舰的谍报报告制度已经形成。

1884年中法战争之际，日本海军首次派军舰来华“警备”，名为“保护”日侨，却把船开到福建等沿海获取中法战争情报，其中的天城舰在东乡平八郎率领下甚至进入长江，上溯至远离中法战场的汉口，任务就是“视察”长江航道。在“警备”期间，舰队司令松村还在上海以电报报告中法战事的最新进展[275]。电报在当时极其昂贵，这说明日军已十分注重情报的时效。日舰首次来华“警备”就是以这种十足的谍报活动开场的，这也预示着今后的所谓“警备”活动只不过是谍报活动的代名词。

从1885年开始，日舰每年都在华常年“警备”，标志着日军利用军舰对华谍报活动的常态化。不过，当时日本海军派舰外航须事先报请政府批准，航海费用作为临时支出也要向政府申请，“警备”行动完全受制于政府，无法随时行动。海军卿川村纯义1885年7月上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要求政府在这两方面完全放权，理由是“根据当今东洋形势，将不得不不断派遣军舰至清国、朝鲜及俄领亚洲海岸，军舰之间替换轮转频繁，如果一一申请批准，则会因此耗费时日，船舰有失去进退其机之患”[276]。提案获得批准。自此海军可以随时随地派舰来华，“警备”活动的常态化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执行“警备”任务的船舰，日常行动被赋予了谍报任务，可以从1894年10月海军省实施的《舰队职员勤务令》略知一二。该令第35条规定：“司令官率麾下军舰出发和返回时，麾下船舰和外国军舰出入所泊港口时，须迅速报告海军大臣。”第82条规定舰队航海长对下属军舰进行检查时，需要报告“是否对海图、航路志的修改增补毫无遗漏做好记录”，“航泊日志及有关航海的各种报告是否已适当编集而成”。第86条“舰队航海长至未测之港湾时，在时机允许情况下，经报请司令官后召集各舰航海长，自任班长绘制略测图，提交司令官”[277]。以上条文意味着日舰进出或停泊外国港口时，舰队司令官需要报告港口内外国军舰停泊或出入状况，各舰负有修改增补海图和航路志、撰写各种报告的职责，舰队需要对未测港湾进行测绘。据此可以说，收集情报已经融入舰队的日常行动之中，而以上要求对于到国外执行任务的舰队或单独的船舰来说，应该更有必要。

在华执行“警备”任务的船舰，日常负有谍报任务，从其行动计划中也能反映出来。以日军在华建立的第一个舰队——南清舰队的宇治舰1908年1月21日至2月15日的活动为例，按照“军舰宇治行动计划表”，该舰从象山浦出发，经沈家门、普陀岛、长塗港、定海、镇海、宁波、芩港、乍浦、沙尾山抵上海，沿途停泊普陀岛、长塗港、宁波港、芩港、乍浦港。途中须“调查沈家门东航路，视察普陀岛陆上状况”共两天，“调查长塗港及四季演习”共三天，“调查芩港”和“调查沙尾山航路”各一天[278]。据此可以说，收集情报完全贯彻了宇治舰“巡航”的日常工作，其“巡航”过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收集情报过程。

担任“警备”的船舰，其日常行动负有谍报任务，从其任务完成后提交的工作报告也能得到证实。仍以南清舰队为例，1906年6月舰队司令武富上呈《长江巡航概况报告》，汇报4月30日至6月1日从上海出发至武汉，然后再折回的“巡航”情况。报告由六部分组成：一是“行动表”，列表逐日说明了舰船行驶停泊地、航程、所用时间、速度、水速、抛锚方法、主访外国人；二是“关于引水”，分析了此次巡航所雇引水员的技术、作用；三是“抛锚注意事项”，报告了沿途各种水文环境下的抛锚要诀，配有图示，是对此次巡航水上经验的总结；四是“关于与清国高官的会见”，扼要说明了沿途拜访高官的情况；五是“有关陆海军”，报告了沿途清军陆海军建设动向、军队教育训练现状，并对日本在其中必须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六是“调查杂件”，对沿途重镇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昌、汉阳的地理位置、沿革、城镇结构、气候、商业（特别是购粮处）、邮政电报局、外侨及其事业、衙门、文教机构、工厂、物产、驻军、军校、兵工厂等作了扼要介绍。

由此看来，这种“巡航概况”纯粹就是情报报告，即使是“行动表”，记载的航行数据和水文数据等本身也是研究航道兵要的重要资料。第二、三部分更是如此，都与航道兵要研究密切相关，其他部分都是对沿途政情、军情及兵要地志的调查。

在华担任警备任务的船舰或舰队，还会根据海军省或军令部的“特别训令”执行特别谍报任务。如1894年1月前后进入上海港的赤城舰发回大量情报，报告上往往会附注“根据特别训令第八条报告”。可知此行还负有特别侦察任务。

有关特别训令的内容，从1899年6月海军大臣给高千穗和龙田两舰的训令中可窥知其一二。这一名为“给执行清国南部巡航任务军舰指挥官的特别训令”共14条，涉及谍报任务的是第13条：“注意清国情况、清国与诸外国的关系、各国围绕清国的关系、军舰运输船等的动向等，凡有见闻随即报告。”[279]1899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各国加紧在华活动，试图借机扩大势力范围，对于进入被视为自家势力范围福建活动的他国军舰，日本格外注意，上述训令正是针对这一形势发出的。

每逢重大变故，海军大臣也有针对性地下达特别训令，收集相关情报则是训令的一部分。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日舰大量来华，海军大臣要求各舰所到之处，收集当地的形势、民情、中外军队和军舰的动向、列国军队对中国行动、列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特别训令和勤务令等成为船舰进行情报活动的依据。

在谍报报告方面，自来华“警备”常态化后，船舰开始使用不同密级的编号报告上报所获情报。如1885年9月12日清辉舰发出的“上海状况”标记为“清秘第19号”[280]，次年金刚舰报告从朝鲜至旅顺港航海状况时，报告名称为“金普第45号”。各舰能够使用统一形式上呈报告，说明海军省在报告方面已经制定有一套规定。此后，日舰基本上都是按“秘”“普”字发出编号报告的。

日舰在“警备”期间还需要提交“警备报告”，一般属于“机密”级。这种报告大概始于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报告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起初似无定规。例如，1902年在华执行警备任务的朝潮驱逐舰在5月的“警备报告”中说：以前本舰以《旬报》形式编写警备报告、谍报报告，今后将谍报分为警备报告和警备杂报两种。需要紧急报告的作为警备报告提交，不紧要的作为警备杂报报告，以供参考[281]。这说明当时的警备报告是以《旬报》形式发出的，朝潮舰又对此进行了细化。从实际情况看，朝潮舰“警备报告”1—6号报告的紧要情报大多是军政要闻和京津军政要人的活动，“警备杂报第一号”则是中央政府及军队构成，紧要程度确实低于前者。

辛亥革命期间，针对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负责“警备”的第三舰队发回了大量警备报告，不过具体名称是“警备概报”，大概是因为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太多，短时间内无法仔细陈述，只能概要而报。第三舰队司令1911年10月16日发出的“第三舰队通报第46号”，标题为“关于清国事变的警备概报（第一）”，逐日报告了10月7日至14日汉口发生的兵变情况和日方采取的措施[282]。报告标明“第一”，应该是“警备概报”的第一号。这些报告基本上用10天左右就能送达海军省，然后被冠以“警备报告要领”分发给相关部门。

第三舰队所属各舰也通过“警备概报”发回情报。如在汕头的须磨舰1912年4月8日向海军省等提交的“须磨警第19号”，标题为“关于清国事变的警备概报（第19回）”主要报告了当地中国军队的移动、部署、编制状况，铁路交通情况等[283]。由汕头发出的这种报告也在10天左右送达了海军省。

此后，这种警备报告成为日舰日常书面情报报告的主要形式。从现存报告看，无论是从1917年起负责长江“警备”的第七战队，还是1930年负责南部沿海“警备”的第26驱逐队，以及1932年的第一遣外舰队，都提交了这种以“情报”为主的警备报告。

30年代初负责在华警备的第一遣外舰队还以“警备月报”报告每月的警备情况。从1932年1月9日上海旗舰安宅舰发出的“第一遣外舰队警备月报第一号（昭和6年12月全月）”看，有关舰队行动等事项的汇报非常少，绝大部分内容是逐日记载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排日情况、政情、军情等，并且以“上海情报”“南京情报”“汉口情报”“大冶情报”“长沙情报”报告来自以上城市的情报。因此，此种月报其实就是每月的情报大事记，是对每月所获情报的系统归纳总结。

“警备报告”“警备概报”“警备月报”本来是重点报告“警备”情况的，但从既成报告看，主要内容都是军情、政情、民情等，因此，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种谍报报告。并且，与其他形式的报告不同，“警备报告”的特别之处在于可以持续不断地逐日报告“警备”区域发生的各种事情，有效地弥补电报等报告的遗漏部分，丰富情报内容。因此，与其他种类的报告相辅相成，警备报告也是海军谍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说，在华“警备”的日舰，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报告制度和报告种类。日舰据此将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回国内，为军方高层决策及时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日舰的谍报对象

日舰的谍报对象，可以分为日常的和临时的两种。日常谍报对象，可以通过常态报告的内容加以判断。

常态报告是指在比较平稳的时局下，船舰作为日常工作发出的报告。以最早成立的南清舰队为例，由四艘（后增至七艘）军舰组成的该舰队，1907年初至1908年8月以舰队司令名义向海军省等提交的部分书面报告，共76份（详见附录五）。这些报告有的是以军舰为单位集体编写，有的则是各舰派出的登岸调查者所作。从篇幅看，短则数页，长则数十页，皆根据需要而定。它们当然不是这段时间舰队书面情报的全部，因为从编号看，1907年12月27日发出的《绍兴府乱匪事件颠末报告》为“南清机密第223号”，1908年5月15日发出的《成都视察报告》为“南清机密第195号”，就是说其间发出的这类报告达418份，附表所列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舰队用电报发出的情报也未列入其中，尽管如此，这76份报告基本上还是能够反映出舰队谍报活动的重点所在。

附录五的报告，根据标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确以“水路”“炮台”“铁道”等单个调查事项冠名的，不妨视为专业性单项报告，超过50份；另一类主要是以地名冠名的，如《南京近况》《湖南调查事项》，可看作有关某地的综合类报告。

专业性单项报告中最多的是兵要地志类报告。收集、整理、修改、更新相关航路志是海军的本职工作。自明治初期以来，海军方面就一直收集欧美编辑的中国航路志，不断增改刊行，供船舰使用。这些航路志存在很多错误或遗漏，需要不断修订、增改、更新。如前所述，早在1873年，日舰就进入台湾近海测量，为日军侵台创造了条件。此后，这类活动愈加频繁，1885年日舰开始派舰来华长期“警备”后，更是以此为借口进入中国领水，大肆测绘航道图、水文图。同样，陆上兵要地志尤其是与登陆相关的港湾周边及其沿岸的兵要地志，也一直是海军的重点谍报对象。在港口停泊时，只要时间允许，舰长还会派人登岸详细调查。

南清舰队在此方面很投入，仅从附录五的标题看，与航道水文调查有关的报告就有20多份，有关陆上兵要地志的报告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卫生兵要报告。这些报告都是舰队所属船舰的调查结果。以隅田、宇治两舰为例，1906年隅田舰在堀田英夫舰长指挥下进入常德，不仅设法获得了当地政府绘制的《常德沿河两岸地段图》，而且在同年5月实测了常德段水深，绘成《扬子江上游常德分图》上呈海军省[284]。1907年1月，堀田舰长提交《有关扬子江上游水路状况》，就长江中航行难度仅次于宜昌至重庆段的岳州至宜昌段水文特点、判断水深技巧、掌舵要点、摆脱搁浅的方法、抛锚注意事项等，根据实地航行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详细报告[285]。1908年2月，隅田舰长提交《黄浦江上游水路的研究》，详尽报告派员调查、测量黄浦江上游的结果，具体内容有各段河道的水文特点，河道的宽度、深度、流速，军舰航行的可行性等，并且附有示意图说明[286]。3月，又根据在上海至汉口段进行各种航行实验的结果，编写报告《有关上海、汉口间水路及航法研究所得事项》[287]。

在广东执行任务的宇治舰1907年1月提交有《香港、广东、澳门水路报告》。报告称该舰1906年底进入以上三地，是第一个行驶此航线的日本军舰，故沿途根据相关航路志仔细核实了航道水文状况，甚至派立川七郎中尉乘汽艇进入黄埔，按照现有的海图对航道进行核实，由此纠正了航路志上的不少错误[288]。(www.xing528.com)

根据前述宇治舰1908年1月的“行动预定表”可知，该舰计划利用从象山至上海巡航的机会，调查芩港、沙尾山、沈家门东航路，在普陀岛登岸调查陆上状况，调查长塗港。以上都是对航路和沿海陆上兵要地志的调查。4月18日至27日宇治舰又利用往返汉口宜昌之间的机会，对照同年2月伏见舰绘制的略测图对沿途水文特点、航行要点进行研究，并且写成《汉口宜昌间水路报告》上呈[289]。

专业性单项报告中还有不少军事及军事设施方面的。从附录五的名称看，这类报告有10多份，其中对于军舰克星炮台的调查最多，还有兵工厂、军营、军舰、军事人物等报告。有关具体内容，以1907年底舰队参谋四鼋孝辅等人提交的下列报告为例：《广东造兵局、广东无烟火药制造所》详细报告了广东兵器厂的位置、技术来源、动力、设备、规模、产品种类及性能等，并且附有工厂平面图；《清国军舰龙骧视察报告》具体汇报了通过登舰参观获得的有关该舰各种性能、装备等的信息，亦附有平面图和照片说明；《有关广东河口炮台》则以照片和示意图说明了炮台大炮的位置和性能[290]。

76份报告中综合类报告也不少。这类报告的结构基本相同，一般都包括调查地的地理位置、沿革、城镇结构、气候、商业（特别是购粮处）、邮政电报局、外侨及其事业、衙门、文化教育机构、工厂、物产、驻军等。如《有关三都澳的报告》《清国汕头港状况》《清国广东省潮州府城状况》《广东视察报告》都是这种结构。以1907年1月堀田舰长提交的《有关三都澳的报告》为例，报告对三都岛的地理特点、气候、交通、淡水源、登陆点、仓库与重大建筑都做了仔细描述，并绘有略图说明[291]。

如果调查地有驻军及军事设施等，这类报告则会重点说明。以1907年舰队司令部提交的《广东视察报告》为例，因为有驻军，这份36页的报告，除了上述综合内容外，还用10页的篇幅列表说明了广东陆军和水师的编制、军官名称、驻地等[292]。因此，可以说这种综合报告也是突出军事内容的。

收集情报是日舰在中国水域“警备”的日常工作，继南清舰队之后，在中国“警备”的其他舰队也负有同样的使命。不过，相对而言，南清舰队成立的时间最短，船舰也最少，其活动范围和谍报深度还是有限的，其他舰队谍报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即便如此，通过南清舰队的常态报告仍能看到，其谍报对象，从兵要地理、军情、军事设施到政情、民情、经济、交通、卫生等无不缜密调查，无不详细报告，而有关水文兵要地志则是其最为关心的。日本近代海军中曾有三人被称为“精通长江航路的三杰”[293]，他们就是长期通过这种“警备”活动反复研究长江航道水文特点而产生的。

日舰的临时谍报对象，是由“特别训令”等指定的。中国的突发事件便是主要对象。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状态，全国性或地域性、突发性重大事件不断，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奉大战、五卅运动、北伐、日本侵略山东等。一旦有事，日军都会增派军舰进入中国领水“警备”，针对时局强化谍报力量。

针对重大事件，快速准确地发出情报至关重要，各船舰配备有无线电通信设备，可以随时随地发出情报。因此，在传递情报时，舰队更多的是使用电报。以辛亥革命期间为例，如前所述，在中国沿海和长江重要港口城市都有日舰时刻收集当地的情报电告军令部。日本相关机构的档案馆中至今仍大量保留着这类电报[294]。

再以五卅运动期间的第一遣外舰队为例，因为当时的无线电技术已有很大进步，舰队发出的电报更加频繁，1925年6月6日发出的电文是“机密第66号电”，7月8日则达到“第122号”[295]，可谓一日数电。以上电报绝大多数都是报告当地“暴动”状况的。

在此期间，除了电报外，第一遣外舰司令官还发出了书面编号报告“上海暴动事件报告”等。“上海暴动事件报告”自1925年6月20日开始发出，第一次报告编号为“其一至其六”，逐日报告了5月30日即五卅运动爆发之日至6月14号的详情。报告由“收到的情报”、舰队船舰当日动向、“各地情况”三部分组成。按规定，舰队下属船舰收集到情报都要发给旗舰，“收到的情报”报告的就是当天收到的来电时间、发报舰名、情报地。如果有来自其他渠道（比如驻在武官等）的情报，也会扼要说明情报来源与内容。军令部由此可知旗舰每天的情报来源和时间。“各地情况”则是报告舰队船舰停泊地上海、南京、镇江、汉口、长沙、重庆等地军政要人言行、军队动向、工运学运进展，有时做到了逐时报告，十分详细。舰队司令官第二次发出“上海暴动事件报告”是6月29日，编号是“其七至其八”，报告的是6月15日至20日的情报，报告内容和格式与“其一至其六”一致。现存的这类报告，最晚的是9月5日发出的，报告了8月31日前的情况，编号是“其三十”，其内容和格式也同于前面的报告[296]。

由此可知，五卅运动期间第一遣外舰队发出的谍报数量巨大。如此丰富细致的报告，从时间上来说，作为情报略显滞后，但对于每天发出的大量电报来说，却是必要的补充，因为电文受限不可能如此详细报告。这种报告为决策部门日后更全面周到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的实质，进一步采取对策，制定新的行动方针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第一遣外舰队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充分反映了日舰在重大事变中收集情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海军方面根据需要也常常下达“特别训令”等临时指定谍报对象。例如，1908年10月，军令部命令南清舰队司令宇垣猪三调查中清、南清的港湾、舰艇停泊地、锚地，共37个项目，重点调查象山、三门湾、三都澳、三都澳之南的罗源湾。命令要求从作为海军根据地使用的角度出发，详细调查这四个港湾停泊船舰的能力、与沿岸各城市的联络方法、食品等补给是否方便、陆军登陆点等，寻找供日本南进和向中国南方发展的海军基地[297]。命令调查的上述地区，南清舰队在此前其实已经调查过，并且形成了报告（见附录五），只不过以前是“普查”性质，这次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以上例子比比皆是，这种临时任务也构成了舰队谍报工作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在中国担任“警备”的日舰，作为日常工作就是调查和研究航道水文兵要，收集水文资料，侦察港湾的军事设施和兵要地理，调查“警备”区域的陆海军概况，并且进行全面“普查”，即调查政情、民情、经济、交通、教育等。一旦遇有重大事件或得到特别任务，也会全力收集情报。因此，除了在兵要地志上有自己的重点对象外，在其他方面，日舰的谍报对象与陆军完全相同。

日舰的谍报优势

日舰的谍报活动在地理上受到很大限制，只能在适合船舰航行的水域及其周边活动。不过，日舰也具有很多明显独特的谍报优势。

其一，在中国领水“警备”的日舰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公开的谍报机关。如前所述，依靠不平等条约及其肆意解释，日本在中国领水获得了很多特权。日舰以此作后盾，打着“警备”的幌子能随时公开进入任何一个能够驶入的水域，从容收集情报，而中国各级官宪即使知晓也束手无策。

日舰的公开谍报活动，可以从陆上和水上这两个角度来考察。在水上，日舰主要收集水文兵要地志资料、测量水文图。日舰在此方面的优势，与参谋本部指挥的陆上兵要地图测绘比较便一目了然。参谋本部从20世纪初起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专门测量队，连续二十多年潜入中国测绘，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298]。因为是盗测，可谓困难重重，并且测得的精度大打折扣，甚至还不时引起外交纠纷。陆上尚且如此，水上测绘技术难度更大，更为耗时耗力，加上中国水域辽阔，仅靠盗测是不可能完成相关水域测绘的。而“警备”则为军舰到处活动提供了方便，日舰可以公开长期地停留在某港或某段航道，从容进行精细调查。

例如，南清舰队的隅田舰等测量鄱阳湖时，因湖底变化复杂，有些湖段只能以每天数米的进度缓慢测量，行动十分显眼，但毫无顾忌。伏见舰下水后的最初几年，在舰长桂赖三指挥下也一直在洞庭湖、鄱阳湖至南昌的航道、江苏三江营至仙女庙的要冲地带调查。这些都是公开的测量，正因为有如此安全的条件，如附录五所示，南清舰队仅在1907年至1908年上半年就提交了大量的航路调查报告。

再如对马舰1922年5月至次年3月停泊于上海港期间，连续（有时是一个月每天24小时）测量潮流变化，绘制出详细的潮流变化表。海军研究人员认为，“将这样长期连续观测潮流的结果弄到手，几乎是第一次，是调查潮流极珍贵的资料”[299]。以上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水路部正是靠各舰的这种公开测量，不断获得中国的水文资料修编航路志和水文图的。

对于一些登岸后难以侦察的目标，日舰也能借“警备”之机从水上观察。附录五中有很多是沿海、沿江炮台的报告，这些炮台不能从陆上进入，但靠军舰可以从水上接近从容仔细观察，而炮台上的守军对“正常”航行中的日舰却无可奈何。

在陆上，日舰同样能够公开收集情报。因为打着“警备”的幌子，日舰能够任意停靠沿途各港，或堂而皇之对要人进行“友好访问”，或登岸“参观”“视察”。

“友好访问”是日舰收集情报惯用的手法。对于来港日舰舰长等的这种访问，当地军政要员一般不便拒绝，出于礼节还要接待。而在交谈过程中，一些重要情报，比如当地要人对政局等的看法、地方各党各派内部的纠葛、地方与上级政府的矛盾、当地的财政状况等，无意之中多少会泄露出去。日舰盯上的正是此益处。

日舰1885年开始来华“警备”时，就用上了这一手段。如诸冈赖之当年乘舰来华期间，就遍访南方政要左宗棠、刘铭传、张之洞，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吟诗作赋，使中方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由此获取各种情报。以后来华的日舰都纷纷仿效，如1888年筑紫舰溯长江研究航路，舰长尾形惟善精通汉籍，在各港登陆后借此交结朝野人士[300]，获取情报。1891年8月有地海军少将率军舰来华，拜访北洋舰队时，丁汝昌毫无戒心，竟然全部开放，不仅让客人参观舰内，还带领参观旅顺要塞，告知旅顺口的特点[301]。作为旅顺要塞构筑后第一个到访的外国军舰舰长，有地少将大喜过望，满载而归。

日军建立南清舰队专门在华“警备”后，从舰队以及下属军舰现存的“警备”计划看，这种“访问”完全日常化。以南清舰队旗舰高千穗1906年4月30日至6月1日巡航的“行动表”为例，该舰沿途拜访的要人为：镇江道台、两江总督、芜湖道台、九江道台、安庆巡抚、湖广总督。此外，舰队还在一些港口停泊招待当地知县、知府登舰举行酒宴。舰队这次巡航报告中的陆海军情报，基本上都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有关[302]，而这两人正是拜访的主角。从附录五中也可以看到，南清舰队的报告中就有不少专门汇报“会见”情况的，如《有关会见九江道台》《有关会见安徽省城巡抚》《与常德清国官宪的会见》。

利用“参观”“视察”之机侦察，是日舰的另一种登岸谍报手法。来华日舰最早组织的大规模“登岸”侦察为1879年。同年5月，日进舰至中国南部沿海活动，在黄埔港停泊期间，舰长笠间广盾少佐组织两组人马登岸，第一组4人侦察黄埔港至广州的河流、道路，第二组4人侦察广州至香山县下谭洲河流。笠间亲率第一组侦察，获得最新版广东省地图[303]。当然，日舰当时还没有种种所谓特权，以上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甲午战争后，利用舰船乘员在未开放港口的登岸权，日舰登岸完全日常化。从现存的“警备”计划看，各舰“巡航”计划中都有沿途登岸“参观”、“视察”活动。这些活动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光”，熟悉和收集当地的兵要地理、政情、民情等才是真正目的。日舰除了要在巡航的综合报告中记载“参观”到的这种情报外，还经常单独编写报告上呈。例如，上述宇治舰1908年初的行动计划中有“视察普陀岛陆上状况”。像普陀岛这种地方，如果派谍报员从陆路进入，不仅交通不便，进入后也难以收集情报，因为当地根本没有外国人，一个外国人肯定处处行动受限，而军舰则能公开停靠，派员登岛“视察”。南清舰队的《广东参观报告》《上海自来水公司参观报告》《成都视察报告》《湖南巡航访问与湖南常备新军兵营视察报告》（见附录五）都属于这种活动的成果。

这种登岸侦察有时极其肆无忌惮，如在长江“警备”的第一水雷战队1926年3月20日至4月26日的巡航计划中，除了安排舰队军官沿途登陆“参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大冶铁矿、汉口外，还有两天竟然是“庐山行军”。庐山远离长江水域，这完全是对“登岸权”的滥用。当然，这绝不可能是平常人的旅游参观，正如舰队司令出发前下达的训示所说，是“利用此次机会研究中国心脏地带”[304]。

军舰的如此谍报优势，也为日军中央决策部门看重。如前所述，1925年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为制定对华作战计划，组团乘军舰来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大佐担任团长，成员有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各种专家。他们乘舰沿长江侦察从上海到汉口的登陆点达一个月。如此之多的外国高级军官组团在中国腹地堂而皇之从容侦察军事情报达一个月，如果不利用军舰是很难做到的。

其二，一艘日舰就是一个流动的谍报机关。说是流动的，是指军舰平时的“巡航”过程是流动的，军舰还可以根据谍报任务任意确定路线。而且，即使不属于“巡航”，军舰也可以根据谍报需要随时驶往相关地区。

仍以南清舰队的宇治舰1908年1月21日至2月15日期间的“行动计划表”为例，该舰从象山浦出发，在至上海的短短二十多天期间，途经十多个港口，调查港口和航道各两个，登陆侦察一处，可以说是一路都在收集情报。不仅是宇治舰，1908年南清舰队的军舰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计划，例如伏见舰1月至2月的侦察路线是汉口—龙口附近—城崚矶—上车湾附近—马家塞—沙市—枝江县—宜昌—宜都—沙市—监利县—岳州—汉口等。对马舰6月至年底的计划是上海—台湾—香港—汕头—厦门—三都澳—罗源湾—温州湾—三门湾—定海—上海—汉口—上海—象山浦—三门湾—温州湾等地。可以看到两舰一个在中国南方沿海、一个在中国腹部不停地移动，跟宇治舰一样，对马和伏见两舰无疑也在收集情报。以上只是南清舰队下属几艘军舰的航行路线，只是日舰在华活动的一个瞬间、一个缩影。自1884年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在中国的沿海和长江等水域，每日都有日军舰队在“警备”“巡航”，收集情报。

而且，如果水域的客观条件许可，日舰可以随时迅速赶往目标地区从事谍报活动。每逢重大事件发生，在长江及其支流城市，哪里有动静，日舰就在哪里出现。以九一八事变期间为例，事变发生后，长江沿线的日本人几乎都撤退至上海，“我日本人撤退以来有关四川省形势一时不明”。填补这一情报真空的正是流动谍报机关——军舰。日军派热海舰进入重庆，陆军特派长勇少佐随舰收集情报。热海舰长与长勇互相配合，“获得大量情报”，如汉口特务机关的田尻根据热海舰收集的情报写成了《四川动乱概观》，于12月15日以“汉普情报13号”发出[305]。报告内容为：（1）四川形势概况。（2）战乱爆发前夕四川各军阀兵力。（3）动乱原因。（4）战争经过概要。（5）战乱的结果。（6）四川动乱观。另有附表，表1—6分别为四川各军阀兵力调查表，表7为两军参战兵力比较表。还有附图：（1）蜀战乱经过要图，（2）战乱的结果各军割据刘文辉驻地要图。如果没有军舰及时进入重庆等地，日军是无法获得以上详细情报的。

其三，这个公开的流动谍报机关还拥有多种专业人才，为一些特殊需要提供了极大方便。日舰进入中国领水后，都有测量相关港湾、修改增补航路志、水文图的任务，而日舰乘员很多人都受过水文调查和航道测绘的专业教育和训练，保证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如前所述，参谋本部专门组织了一支测量队，连续潜入中国二十多年才基本测得所需地图。要测量中国辽阔的水域，仅派几支专业测量队根本无济于事。进入中国领水“警备”的日舰都具有这方面专业人员，海军方面根本不用像参谋本部那样煞费苦心专门派人来华，一艘艘日舰其实就是一支支训练有素的专业测量队，行驶到哪里，就能调查、测绘、研究到哪里。长期以来，日舰在长江的大肆调查测绘活动便是最好的例证，上述南清舰队《长江巡航概况报告》“行动表”中详细的水文数据，宇治舰1907年1月提交的长江巡航报告，本书附录五中大量相关专业报告便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日舰对中国领水的调查研究年复一年，产生了诸如大井五郎、堀田英夫、桂赖三那样的中国航路专家。

日舰还有医疗人员，这些人负有研究报告沿途卫生状况的任务。每停泊一港，卫生兵要自然成为他们的调查对象，因此，现存报告中有不少卫生兵要调查。以下略举三例。第一，义和团运动期间进入长江的八重山舰军医小林和中村根据自己的调查，于1900年10月写成《扬子江沿岸医事卫生报告》。报告先扼要说明了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的医疗机构和设施状况、常见流行病，然后详细介绍了汉口的各家医院医务人员数量、医疗设施、病床数量、患者状况、四季温度变化、水质、食物、当地兵营卫生条件等[306]。第二，辛亥革命期间在长江的伏见舰军医石黑于1912年提交《重庆溯江卫生记事》，记录了上海至重庆航行过程中停靠地上海、宜昌、重庆的天气状况、医疗设施、常见病状况、流行病及其防治状况、天气详情及其对军舰卫生防疫的影响、疾患统计、医疗措施、船员健康状况变化等，最后还总结了这次航行卫生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对策[307]。第三，1922年在天津“警备”的第12驱逐队军医牛漥提交的《天津地方卫生及风教》长达80页，其内容相当于天津的卫生概览，从当地的气候、居民衣食住、饮用水来源及水质、污物处理，到居民体质、健康状况、地方病、传染病、防疫措施、医疗卫生机构，无不一一详述[308]。以上三份报告，内容各有侧重，但对军舰停泊地或经由地的卫生医疗状况或当地气候等都进行了调查，深入观察研究了对士兵健康的影响。这些报告是研究被调查地卫生兵要状况的最佳参考资料。

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可以略举一例加以说明。1893年，海军部曾派军医青木忠橘单身来沪调查。青木沿江而上，经宜昌入重庆，成为日本海军入蜀第一人。不过，他调查撰写的长江上游航道报告，因缺乏专业知识很不专业，价值甚低，让海军部倍感遗憾。自日舰进入长江上游后，这一问题迎刃而解。

可以说，一艘日舰上的官兵根据需要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一个合格的谍报员，这也正是军舰收集的又一优势。

其四，如果说一艘军舰就是一个谍报机关的话，一个舰队就形成了一个谍报群，以旗舰为核心构成了一个立体谍报网。这种舰队驶向哪里，就会把巨大的谍报网覆盖到哪里。

作为专门在华负责“警备”的舰队，成立最早的南清舰队通常约有五艘军舰，远远比不上日后成立的各舰队。不过，即便如此，对于日俄战争结束不久在中国长城以南仅有北京、上海、汉口、福建这几个长期谍报机关的日本海军来说，南清舰队分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的军舰，从情报源的意义上来说绝对算得上充足，更何况这些军舰还是到处移动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甚至鄱阳湖沿岸都被其谍报网覆盖。因此，南清舰队在当时是海军方面获得中国长江流域及南方沿海情报的主要来源。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负责“警备”中国的日本舰队，平时都有十艘左右分布于各处，遇有重大变故更会增加到二十多艘，进入各重要城市或港湾。长江干流和支流由于军舰都能驶入，日舰深入腹地的情况十分严重。日舰驶入哪里，情报网就撒到了哪里。以1927年3月20日为例，第一遣外舰队军舰当天的分布是，上海有旗舰利根、天龙、川内、五十铃、鸟羽、伏见、隅田、时津风、天津风舰，镇江有矶风舰，南京有桧、桃舰，芜湖有樫舰，九江有柳舰，汉口有嵯峨、浦风、坚田舰，长沙有比良舰，宜昌有势多舰，重庆有保津舰，青岛有平户舰，旅顺有第16驱逐队。另外，安宅舰正从日本开往上海，滨风舰正从上海赴南京。这些军舰不仅收集停泊地的情报，也监视附近的水域，加上江上还有行驶中的军舰，由此在长江流域布下了严密的谍报网。表20是21日、23日舰队旗舰利根收到的下属军舰来电，据此可知，源源不断的情报从四面八方汇集至旗舰。如此严密的谍报网远远超过军令部在华长期谍报据点的数量，也完全可以与陆军谍报机关匹敌。

表20　第一遣外舰队旗舰利根接受下属军舰电报情况（1927年3月21日、23日）

资料来源：“第1遣外艦隊3（1）”，1927年，海軍省公文備考類—⑩公文備考等—公文備考。JACAR：C04015654500。

其五，情报的时效关系到情报的价值，这方面日舰也具有绝对优势。因为日舰都有无线电联络设备，一个舰队就构成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传递网。并且，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普及和进步，这种优势更加明显。无论是舰队的军舰之间、各舰与旗舰之间，还是各舰或旗舰与海军省、军令部联系方面，依靠无线电设备，都可以迅速传递情报，基本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

仍以1927年3月的第一遣外舰队为例，当时舰队分布情况如前所述，基本在长江主线及其支流。据表20可知，旗舰利根成为第一遣外舰队的情报汇集中心，24小时都在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报。而下属各舰则是一有情报就发送，不少还是一日数报。旗舰利根收到各报后则会立刻汇总，上报海军省、军令部。军舰无线电设施在情报转递中的作用在此得到充分发挥。

因为军舰具有收发情报便捷安全的特点，海军派驻在沿海及长江沿线城市的谍报员，往往特地利用军舰发送情报。现存汉口武官益田和田尻的电文、广东中原武官的电文很多都是从日舰上发的。1934年，甚至上海特务机关首席武官的不少密电，也是由出云、比良、坚田、势多、出云、伏见、保津舰发出的。军舰由此还成为日海军在华的情报传递中心。

日本海军军令部在其编辑的《昭和六、七年事变海军战史》“情报”篇中列举一·二八事变前海军的情报机构时，将派往海外的舰船列入其中[309]。从以上事实看，来华“警备”的日舰，不仅是一个个流动的公开谍报机关，而且是日军对华谍报体系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