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宗教改革与思潮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序

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序

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和近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自然界的科学探索，几乎是一种同步而又交叉发展的历史现象，人们往往称之为近代西方精神的崛起。这一精神何以形成？如何形成？它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后还将怎样发展和演变？这对世界处于多变的今天，无疑值得人们考察和思索。

具有近代涵义的人的理性追求，在西方的出现比在东方早三四个世纪。这一追求的出现，其初露的锋芒往往要指向存在于不同领域中的带有制约性的、令人不须思索即行遵从的外在权威。就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而言，它所首先抨击的，是久已成为无上权威并且排斥任何不同理解的天主教会正宗教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性功绩，就在于确认人的信仰应当取决于人内心的理解，而非取决于外在的强制。这就是说，每一教徒亦即每一常人的理性，可以独立判断教义的是非，迳自理解圣经的真谛，而这种判断和理解，毋须凭借教皇及其统治下的教会的权威。这就把人的信仰从天主教正宗教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为近代西方的宗教自由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树立先声。

加尔文使新教教义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重蹈天主教的覆辙，这是有待探讨的问题。至于路德派的信义宗教会，在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于维腾堡万圣教堂大门上以后的百余年间，不但在西北欧和中欧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定教会，而且出现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教义。当年路德用以反抗教皇权威的那种发扬信徒自身理性的精神，竟又受到新正统的束缚。但是，人的理性追求没有跟着新的教义僵化而僵化。17世纪后期开始，信义宗正统主义逐渐为虔敬主义所取代，到18世纪中期，终于导致在信义宗内部出现尊重理性、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启蒙运动”。这在人类文化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司马迁赞颂屈原有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人的理性一旦觉醒，尽管教义、信条以及思想僵化的现象会一再发生，但它总是要祛除“浊秽”，超越“尘埃”，不断进行新的追求和探索。路德为信仰自由树立的先声，不因遭遇挫折而消失。(www.xing528.com)

在15、16世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西方世界，对于真诚的基督教徒，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信徒亦即人之获救，是仰仗高踞于他们之上的、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会的权威，抑或依靠恪守他们自身所理解的信念？信徒亦即人之希望和追求，是对渺茫的、永不可及的彼岸天堂的向往，抑或即在此世此生的生活与劳作之中？回答这些问题，是当时宗教改革者激扬文字的焦点。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拯救人的力量、亦即使人摆脱现世苦难的力量，在于人自身，在于由人自身所认知和确立的信念；而人自身在此世此生的执著追求，即为人生希望之所在。由于这样，在宗教意义上，人的现世生活也就隐隐蒙上了圣光。也由于这样，在一般信徒和神职僧侣之间，也就仿佛泯灭了差别，既“使僧侣成为俗人”，也“使俗人成为僧侣”，从而使俗界生活与劳作同教界礼拜与修道一样，也具有宗教善行的性质。在人是主体与目的抑或神是主体与目的这个问题上，路德和加尔文之间有分歧。尽管二者可以互补或互为制约，但宗教教义问题往往难免绝对化的倾向。以前者为绝对，足以滋生唯我、个人至上的观念，终之导致人的“神化”；以后者为绝对，足以助长人性的压抑、自我失落，终之导致人的“物化”。这种“神化”和“物化”的两极，可以说是宗教改革家留给新教教徒的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实际上久已成为蕴藏于近代西方文明中的隐患。

人的理性的发扬，人的思想从强制性的宗教权威下的解放，为近代的科学探索和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所附丽的近代人文主义和理性追求的精神，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孕育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当今天的一些西方学者身处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消费高度丰足的社会，面对宇宙开发、空间无限扩展的未来，却为人的“物化”而不胜慨叹，惘然于人性的沦丧。这一矛盾现象确实应当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当前我国正以全力从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包括路德宗教改革在内的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以及这种思潮在形成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作用和影响，无疑会为我们揭示可资借鉴的历史得失和利弊。研究和了解西方近代所曾经历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出这条道路将是一个长期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将是不断的探索和追求，不断的比较和分析，不断的迂回和前进。本书之作，从早期近代西方思潮这个侧面，或许可以引起人们对历史抉择的思考。

作者李平晔跟我一起从事15、16世纪世界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探讨，前后共6年之久。这是她关于路德宗教改革的第2篇长篇论文，主要在论述这一改革与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之间的同步、交差关系。几年以来，我诸病间作。幸而在病的间歇期中，得以通阅这一长篇论文的全稿。近闻论文即将出版，爰就所陈论旨，略书一二为序。

1991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