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改革：西方文明史的精华

2．欧洲诸国宗教改革的过程

（1）德国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故乡。欧洲宗教改革的发起人是德国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改革的导火线是反对推销赎罪券。

1515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1475—1521年）以筹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经费的名义，任命美因兹大主教为“专员”，推销赎罪券。大主教把在德国地区的推销权交给一位修士。修士在教堂门口摆了钱柜，每天卖力地推销赎罪券，并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恶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升入天堂。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和勒索，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困惑和谴责。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学教堂门口张贴了一张名为《九十五条论纲》的“大字报”，公开抨击贩卖赎罪券的行为，要求辩论赎罪券问题。马丁·路德认为：“教皇没有赦免任何罪恶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于上帝。”人们靠忏悔和信仰，直接与上帝交往，灵魂才能得救，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信仰得救”。《九十五条论纲》很快汇成了小册子，一月内传遍了基督教世界，路德也成了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1519年夏天，教皇特使、天主教神学家埃克与路德在莱比锡展开了一场论战。路德由维登堡大学校长亲自陪同，学生做护卫，一路浩浩荡荡开赴辩论地。教皇方面未能辩胜路德，便宣布路德学说为“异端邪说”，限路德60天内公开承认错误，否则开除教籍。路德在德意志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并不理睬，还针锋相对地写了《致德意志基督教教会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等反教会、论改革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与《九十五条论纲》一起，成了日后宗教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路德宣称，灵魂得救靠的是个人虔诚的信仰，不必通过僧侣的中介、监督和干预，更不靠对教会的捐献和繁缛仪式。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成为义人，而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每个信徒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解释圣经。“信仰得救”也称因信称义，它否认了教皇有权赦免罪恶的灵魂，否认了只有通过教皇或神圣人员才能赎罪的说法，进而也就否认了教皇和整个神职人员存在的必要性；只要自己与上帝心有灵犀，真诚信仰也可以使灵魂得救。由于该学说触动了教会的根本，因而充满了反教会精神。

马丁·路德

路德主张取消教阶制度，建立廉俭的“民族教会”，号召全国贵族联合一致，反对教皇；要求教皇“交还我们的自由、权利、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教皇利奥十世随即发布教谕，开除路德教籍，并责成政府当局镇压路德。路德由于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郑重声明：“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他当众烧毁了教皇谕令和一些教律，表示与教廷公开决裂。以后的日子里，路德在选帝侯的领地瓦德堡专心致志地用德国方言翻译《圣经》，为此路德也被称为“现代德语之父”。

路德后来成了一名温和派，但由他发起的宗教改革，迅速扩散，引发了全欧性的宗教改革，人民的思想与精神又经历了一次洗炼。由马丁·路德创立的信义宗（路德宗）成了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2）瑞士

瑞士在16世纪初是由13个独立州组成的松散联邦，苏黎世和日内瓦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城市，宗教改革就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

苏黎世的宗教改革由瑞士神甫兹温利（1484—1531年）倡导。兹温利是教士，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文主义者，崇拜柏拉图和伊拉斯谟。兹温利改革的要点是自由解释圣经和否定教会的权威，反对出售赎罪券，反对悬挂圣像，反对斋戒，反对教士独身。改革在市议会的支持下进行，兹温利着手简化仪式、封闭修道院等，取得了一些成效。新教在城市流传，但遭到乡村保守势力的反对。1531年兹温利在与天主教军队作战中阵亡，被分尸焚毁。新教失败，改革中心转到日内瓦。

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由法国新教倡导者加尔文主持。让·加尔文（1509—1564），生于巴黎东北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巴黎、奥尔良等地的大学修习哲学、神学与法学，深受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1533年，加尔文因宣传路德“因信称义”思想而受到法国当局迫害，被迫流亡德国。1536年加尔文在瑞士巴塞尔发表其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系统阐述了他的宗教改革主张，同年7月应邀前往日内瓦主持宗教改革。

加尔文的改革主张与路德相似，主张“信仰得救”，反对繁缛的仪式和教阶制。不同之处在于加尔文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先定论（也称预定论或前定论）。该学说以路德的“信仰得救”为基础，吸收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思想。加尔文认为，每个人在世界上所能取得的成就，都是上帝预先安排的。按上帝的旨意，追寻上帝，某些人可以得到永恒的幸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另一些人则注定受到永罚，是上帝的“弃民”。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发财或破产，是区分二者的标志，进而鼓励大家努力工作，追求财富，做个上帝的“选民”。

可见，加尔文的先定论与一般的宿命论不同。它不主张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自己个人的奋斗与进取，不断取得成功，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种主张明显地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奋斗进取、追求财富的心理。所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历史上把这一宗派称为加尔文宗。

（3）英国(www.xing528.com)

英国的宗教改革别具一格，整个宗教改革并不是由某一位教会内的宗教改革家发动的，而是由世俗国王，出于完全世俗的动机，通过行政命令和立法措施推行的。

起初，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曾把路德的著作列为禁书，并为天主教会的七种圣礼写辩护文，深得罗马教皇赞赏，认为他是正统“信仰维护者”。英国的天主教在英国也享有各种特权。后来，可能是觊觎教会的财产，也可能是想要集中政治权力，总之，从表面上看是婚姻纠纷问题导致英国国王掀起反对天主教的改革运动。

据说，亨利八世的原配王后是他的寡嫂，名叫凯瑟琳。婚后一直没有男性合法继承人，且两人感情不合。亨利有个情妇叫安妮·博林。他希望教会同意他离婚，同安妮结婚。由于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教皇慑于查理五世等的威势而拒绝了亨利的要求。

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主要内容包括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任命神职人员，规定教父；授予国王以教会元首的称号，加冕安妮为王后，从而在组织上割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亨利关闭了许多教堂，没收了天主教的地产，其中大多廉价出售。改革后的英国新教称为“安立甘教”或英国国教。

由于英国的宗教改革缘于世俗的目的，所以，不像德国那样，有自己的教义、礼仪方面的主张，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主教制度和宗教仪式仍沿用未变，至多是换了一个教会首脑而已。国王一旦达到了其加强自身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目的，便转过头来反对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致使大批清教徒移居联合省荷兰，后来又移民美洲。清教徒对北美政治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法国

法国的宗教改革性质极为复杂，既是新旧封建主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反映，也有人民群众反教会斗争的因素。

法国天主教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法国王权的重要支柱。当瑞士加尔文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在法国流传时，对专制王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由于当时法国正在同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意大利战争，而新教的德意志各诸侯，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对手。出于政治利益与外交的考虑，法王弗兰西斯一世（1494—1547年）讨好新教，对国内的新教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从而使法国的新教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实，法国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得到王权的支持。法国是个天主教势力极盛的国家，教会的统一意味着政治的统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1547年，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史称“火焰法庭”。16世纪中后期，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长期存在并形成三大营垒：西部、西南部是以瓦尔那公国波旁家族的安东尼和大贵族元帅克利尼为首的新教；东、北部是以介斯公爵法兰西斯为首的天主教阵营；第三派则以宫廷首相洛比塔尔为首，由于主张两派妥协，称“政治家派别”。

亨利二世去世后，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蜕变成了争夺国家政治控制权的工具。双方发动了长达30余年的“胡格诺战争”（1562—1594年）。战争中，新教徒得到了德国和英国新教的支持，天主教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1572年8月22日，新教领袖安东尼之子瓦尔那王子亨利与公主玛格丽特结婚，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在王后和国王查理九世的纵容下，以介斯家族的亨利为首的天主教教徒在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之夜，制造了惨案，2万新教徒死于天主教教徒的屠刀之下。瓦尔那的亨利、介斯的亨利发生了“三亨利之战”，争夺王位。

1588年，亨利三世派人杀了介斯·亨利。1589年亨利三世又被人刺杀。瓦洛亚家族绝嗣，按继承法，由瓦尔那·亨利继位。王后凯瑟琳提出亨利作为法国国王，必须改宗天主教。为取得王位，1593年，亨利宣布放弃新教，1594年进入巴黎，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开始波旁王朝的统治。当上了国王的亨利四世虽然改宗天主教，但对新教是持宽容态度的，如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使新教势力有所发展。

总之，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其复杂性，既有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下层人民反天主教教会、反封建的进步要求，又有大贵族利用它来进行分裂的反动因素，宗教改革与政治纷争交相错杂。

综观整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可以看出各国都有自己的内容与特色。首先，宗教改革发生的社会环境不同。德国经济分散，政治分裂，皇（王）权徒有虚名，不能有效地抵抗来自罗马教廷的盘剥和宗教改革势力的冲击。在欧洲封建系统的链条上，德国是薄弱环节，于是，宗教改革首先在那里突破，并成为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先声。英、法两国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统一的经济市场已经形成，王权强大，正处于中央集权时期，这些特点，造成英、法的宗教改革与德国的差别。在不同程度上，两国的宗教改革都成了君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其次，在改革的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在德国与瑞士，宗教改革由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家发起，如马丁·路德是大学的神学教授，兹温利也是一位教会人士。他们希望改造教会，建立清洁、廉价、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教会，代表的是新生的阶级，支持的是新生的力量。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代表集权的封建国王，完全出于世俗目的而发起的，法国的宗教改革最终也成了封建诸侯争权夺利的工具。

最后，就改革的性质而言，各国也不尽相同。德国、瑞士的宗教改革具有资产阶级市民革命的性质。英、法的改革性质相对而言就复杂些，主观上是封建主义为巩固自身统治服务，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