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竞赛：中日对抗重走十五局

受到1874年侵台失利的刺激，日本在第二年5月在英国订购了三艘新式战舰：扶桑、金刚、比叡。其中扶桑是排水量3 777吨的老式中央炮廓铁甲舰，航速13节，装备4门240毫米火炮、2门150毫米火炮、4门120毫米火炮。[1]1878年，这三艘战舰相继服役，使日本海军一夜之间崛起于远东，形成了对华海军的绝对优势。

就在日本订购前述三舰的同一年，李鸿章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订购了4艘军舰，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4艘蚊炮船（又称伦道尔式炮艇）。

在扶桑等三舰列装的1878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再加上山东省购买的镇边、镇中，福建购买的福胜、建胜，江南制造总局自造的金瓯，两广仿造的海东雄、购买的海镜清，中国共计拥有了15艘蚊炮船。[2]

所谓蚊炮船，属于19世纪的新概念军舰，其基本特色为小船装大炮，任务是作为可移动的水上炮台防御港口，所以吨位小、航速慢，只适合在近海浅水区活动。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言，以吨位论，最小者如金瓯只有195吨，最大者如镇中、镇边和海镜清也不过440吨；以航速论，最慢者如海东雄只有7.5节，最快者如六镇、金瓯、海镜清，也不过10节。却都装备了强大的主炮，龙骧、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试射时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326毫米铁甲的成绩，飞霆、策电的12.5英寸火炮试射时则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414毫米铁甲的成绩。[3]其设计目的即在于，以此火炮克制敌军之铁甲巨舰。这种设计思路和日后的撞击巡洋舰、鱼雷艇、导弹快艇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发挥近海防御优势，以小船破大舰。而购买者的心态则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找条终南捷径。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杀手锏思维。

但残酷的事实证明，现代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一有全有，不进则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陆权复兴的时代，倒不如建陆基炮台、建铁路、增强陆军机动性。而一旦发展海军，就断不存在只能在口内作战的海军。更何况蚊炮船火力虽强，但速度慢、防护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实战效能极低。尤其随着机关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发展，蚊炮船此类武器在大型军舰面前只能发起成功率极低的自杀性进攻。如果敌军在远离港口的海岸线上发起登陆，对军港进行陆上的远距离迂回攻击，则蚊炮船更只能望洋兴叹。

由于战略、作战、战术意识的全面匮乏，关于蚊炮船的此种致命缺陷，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购买新的蚊炮船，绝不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缺陷，而是出现了更新、更大号的变种蚊炮船可买。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后续推出的撞击巡洋舰和鱼雷艇。

所谓撞击巡洋舰，指的是一种轻防护、重火力的新式巡洋舰。之所以要冠以撞击一词，是因为这种武器不仅依赖大口径火炮威胁数倍于己的主力舰，而且要靠撞角和撞击战术击败强大的对手。原来，由于铁甲舰的第一次投入实战事出突然，舰载火炮由于从未想到要对付此类目标，从而输掉了第一轮甲炮竞赛。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铁甲舰之间的海战——1862年的汉普敦锚地（Hampton Road）之战，结果竟是双方互相猛轰，却各自安然无恙，于是只好以最原始的战术——撞击来结束。[4]到1866年的意奥利萨（Lissa）海战，奥军旗舰仍是用撞击战术撞沉了意军旗舰。[5]正是受到这两次早期铁甲舰实战案例的影响，撞击战术风行一时，撞击巡洋舰即因之而产生。

而鱼雷艇则是伴随着鱼雷这种新兵器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武器，目的仍在于近海防御、以小搏大、低成本制胜。但是，19世纪的鱼雷技术极其不成熟，鱼雷艇基本只能用于自杀性进攻作战。

阿姆斯特朗造公司似乎吃准了李鸿章想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心态，在新式撞击巡洋舰上又外挂了鱼雷艇（后因不具备可行性，而被迫改为实战效能更差的杆雷艇），形成了当时的超新概念军舰。此型军舰满载排水量1 542吨，航速16节，装备26倍径的10英寸火炮。据说用实心弹可在3 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6]这无疑就是蚊炮船思想的深化发展。消除了蚊炮船低航速的劣势，保留了吨位小、火力强、造价低的优势。但防护力差、适航性差、实用性差的弱点仍未能消除。(www.xing528.com)

李鸿章对于这款过于新潮的实验性兵器却非常欣赏，故在1879年12月订购了两艘，并命名为超勇、扬威。

相比之下，同时期日本海军购买的军舰则多是采用新技术的成熟型军舰。这就使得日本海军得以长期维持了对华海军优势，并在1882年、1885年的朝鲜冲突中换取了相当实利（详见下一章）。

但是，铁甲舰一如今日的航空母舰，毕竟是举世公认的最强军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何况，自日本购进扶桑的那一刻起，中国便形成了一种“居然日本也有了铁甲舰”的舆情。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内部迅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购买铁甲舰的声音。在地区间预算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看待铁甲舰，他都绝不希望这一大笔款项落在其他总督手中。于是，一旦他发现中央政府愿意为购买铁甲舰拨款，便立即抢先行动。1880年12月2日、1881年5月23日，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相继订购了两艘铁甲舰，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排水量超过七千吨的铁甲舰，拥有超强的防御力，各装备四门克虏伯305毫米主炮，是当时东亚的头号巨舰。同时期日本则根本没有同级别的战舰。

更重要的是，定远、镇远的列装还对清廷的整个军舰外购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今天很多人对航母的心态一样，没有时一心想绕开，有了之后又急于形成战斗力。但单艘航母固然成不了编队，如以航母配鱼雷艇和护卫舰，更是不伦不类。一旦有此巨舰列装，必然要求为之配备相应的辅助舰种。定远、镇远的服役也产生了类似效应。在这种“一有全有，不进则退”的环境中，晚清军舰采购思路无意间被逼上正轨。正如薛福成指出的那样：

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艇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7]

北洋水师的军舰采购走势随之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此后陆续订购的三艘穹甲巡洋舰（包括济远、致远、靖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包括经远、来远），便都是围绕增强铁甲舰的编队战斗力这个中心思路购买的。而这些军舰都以“远”来命名，更体现了清廷的意气风发。

但是，这支东亚第一舰队，实在是歪打正着组成的。清廷上下，对每类军舰的实质和用途并不清晰，薛福成的论述虽貌似很有系统性，实则仍跳不出纯武器层面，明显缺乏清晰的战术、战略意识。雪上加霜的是，从1888年起，清王朝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暂停了军舰购买和武备更新。而日本则能持之以恒，密切关注、追赶国际海军前沿变革。清廷又不敢利用海军优势对日本发动预防性战争，也就只能坐待日军的再反超。而日军一旦实现了再反超，就不会再给中国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