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话的形成与发展：从移民文化透视

◎刘晨红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任何一种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宁夏的历史几乎是一部移民史，移民文化是宁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移民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移民的语言受到本土语言的同化，向本土语言靠拢；二是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的异化，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移民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在宁夏话中得到圆满的诠释。

一

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往往导致文化从一个地区扩散、传播到另一个地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口的迁移必然引起语言的扩散和迁移。在语言的扩散和迁移中，人们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移民的语言会逐渐向本土方言靠拢，受到本土方言的同化。

移民文化与宁夏话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宁夏话就是宁夏方言，本文所说的宁夏话指兰银官话银吴片。宁夏的历史近乎是一部移民史，“宁夏早期移民，始于战国时期”[1]。自秦汉以来，宁夏历代都有兴兵屯田、移民实边。历代移民势必影响着宁夏话的演变。明初之前，由于战乱，宁夏人口处于大流动、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宁夏话在明初之前的发展也是不稳定的。李树俨认为经历了两次中断，两次中断的原因都是由于战乱导致宁夏两次“空城”而造成的。一次是宋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继攻下灵州后又攻下中兴府，焚王陵，屠百姓，城遂空，西夏灭亡。这次空城，不仅使党项族和西夏语灭亡，也使宁夏汉语方言基本中断。另一次是明初，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王朝为抵御残元兵力，废宁夏府，将宁夏（府城）、灵州、鸣沙之民尽徙关中，形成一个防御的真空地带。这一次空城使宁夏汉语方言再次中断了发展。[2]也就是说，历史上宁夏话发展过程中的两次中断，都是由人口迁徙而造成的，是人口迁出宁夏，中断了宁夏话的发展。宁夏话的再次形成发展，始于明代空城之后，从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从此开始宁夏话不断发展，直到今天。此间，宁夏话的发展演变过程，仍然与明以来宁夏的移民密切相关。陈明猷说：“明洪武九年‘徙五方之人实之’，实现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人口大更新。从此之后，宁夏人口基本上转向了稳定发展。”[3]当时大批的军民官吏从中原和吴越移居宁夏，宁夏人口形成了“杂五方”的特点。可以说，明初以来人口的稳定发展和来源的“杂五方”为宁夏方言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杂五方”的移民的到来，他们也带来了南腔北调的汉语方言，但宁夏处于北方官话的势力范围，加之元明以来官府推行官话，南腔北调的汉语方言势必受到北方官话的同化，经历漫长的同化过程，形成了北方官话宁夏兰银官话银吴片。

宁夏北部，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宁夏话的范围，是明清以来重要的屯垦区，人口迁入频繁，规模庞大。由于移民频繁、数量庞大、历时长久，移民语言的同化不可能是完全同化，移民的一些语言的会沉淀保留下来，成为移民文化的印记。这从方言调查资料可以找到佐证。宁夏话的语音系统中有些现象与其他方言相同，比如至今仍保留着［v］声母，见组细音白读至今仍有部分字读［k、k’、x］，这些现象在吴语、湘语里都有；中古知庄章三组字的今声母，把银川话与北京话、南京话比较，“银川话比北京话更像南京型”[4]。词汇系统中也保留了各地的方言词。宁夏话这种多方言干扰的痕迹，是移民语言不完全同化的表现，是较长时间的历史移民文化在语言中的积淀。

宁夏不仅历史上多移民，当代社会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尤其以石嘴山市、银川市迁入的移民较多。但两市移民居住的集中程度不同，移民语言的同化情况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1956年以后，宁夏石嘴山市随着各省市建设者的到来，各种方言也随之而来。当时移民相对集中地安置在一些大型厂矿，来自同一地方的说同一方言的人又多被安置在同一厂矿，这样一定区域内移民的母方言还能通行，移民语言受本土语言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石嘴山市移民语言的同化速度较慢，多种方言纷呈并存。但50多年来，移民语言的同化现象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从李树俨的方言调查看到：“日、人、热、软”等字，石嘴山市东北籍的中青年也读［ʐ］声母了，不再读东北土音“揖、银、夜、远”了，［ts］和［tȿ］组的自由变读更为普遍，甚至合口呼零声母前也加上了［v］声母。[5]河北张家口话以及安徽省淮南话这两种方言都有入声，现在石嘴山市的河北张家口籍以及安徽省淮南籍年轻人的方言中入声已经消失。笔者认为以上方言的变化或多或少的在向宁夏话靠拢，受到宁夏话的同化，尤其是东北话。石嘴山市区的语言现象，表明语言的同化受外界社会的影响，同化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完成的，需要较长的时间。笔者认为这是语言同化的共时存在。需要注意的是，石嘴山市的各种方言还在变化中，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各种方言都在向普通话靠拢，这是一个总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京、津、沪等地调拨移民支援宁夏建设，银川市聚集了许多移民。银川的移民居住相对分散，与银川本地居民杂居，加之银川地理环境相对优越，所以银川的各地移民的方言不像石嘴山市的移民对母方言保留较多，银川市移民的方言受到同化的程度较大。笔者调查了几个移民家庭，发现第一代移民仍然使用来源地的方言，但语音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间或同本地人通婚的后代）的语言状况有两种：一是他们既能够流利地讲银川话，还能够讲父母来源地的方言；二是只能讲银川话，已经不能讲父母来源地的方言，但能听懂。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交流，第二代移民有时会使用父母来源地的方言；第二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交流，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不能讲父母来源地的方言了。调查结果说明，在银川，移民语言的同化在第二代人中已基本完成。同化速度之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移民的分散居住有关，另外还与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有关。移民经历了从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被动接受到后期对本土文化的主动输入的过渡，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则天然地伴随着这种文化接受和输入，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选择。文化上的多元选择必然包括对本土语言 ——银川话的选择。

二

移民引起的语言文化扩散迁移的结果除了表现为移民的语言受到本土语言的同化外，还表现为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的异化，因为语言间的影响是相互的。所谓异化是指由于移民的影响，本地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变得和以前有所不同。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异化的表现，我们以当代银川市人语言使用的变化为例进行考察。

1949年以后，银川市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拥有大量外来人口。据对74个城镇人口迁移调查，银川市迁入人口比例为42.61%，迁移人口中大学学历占9.74%，高中文化程度占25.48%。因此，当代银川市人口迁移不仅是一种人口流动，而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特别是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

1949年以后，由于移民的影响，银川市人使用银川话发生了变化，首先“宁大话”出现，继而普遍使用普通话。“宁大话”是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是银川话的变异。“宁大话”作为一种语言变异现象，与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宁大话”的形成与宁夏解放后的三次人口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人口迁徙是1952—1954年，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批移民来银，成为“北京移民”。第二次人口迁徙是在1956—1958年，国家为支持宁夏的经济建设，从外地调来了很多支宁干部，仅上海的“文教大队”就来了三批，大约有1万人。同时，沿海许多大厂也迁到银川。此次迁徙有职工及家属10万人之多，为银川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在1956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浙江的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银川和永宁插队落户，此为第三批外来人口大迁徙。[6]三次移民不仅仅是来了一群新的居民，而且是一群新的文化群体，带有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的语言、不同思维方式等等，由于其与原有民族的零距离的接触，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习俗、语言、思维等，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社会、文化、语言等各方面的结构。这三批移民的乡音与银川方言发生碰撞，必然对银川方言产生一些影响，影响当地人的语言使用。由于这三批移民大多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他们在银川人的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出于交际的需要，说银川话的银川人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移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银川人有意无意地吸收先进文化，在银川方言基础上学说普通话，“宁大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当时它在移民和原有居民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宁大话”虽然是发音不太标准、有浓重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但在向通用语 ——汉语普通话靠拢。经过几十年的融合、交流，银川普通话逐步走向规范标准，普通话在银川得到广泛推广。银川市人在公共场合乃至家庭会首选普通话交流，而不是银川方言，这大概也和银川多外来移民有关。移民间、移民与当地人的交流中，普通话是最好的交际工具，它可以打破方言的隔阂，使人们顺利地交际沟通。

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当今银川亲属称谓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根据《银川方言志》的记载，老派银川人使用亲属称谓是一种关系与一个称谓词对应，现在银川亲属称谓使用发生了变化，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比如称呼“外祖母”，有奶奶、外奶奶、姥姥、外婆；“岳父、岳母”的背称有外父、老丈人，外母、丈母娘；“父亲”的称呼有爹、达、达达、爸爸等；“叔叔”的称呼有爹、爸、叔。亲属称谓词“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成因，学者们认为，有语用的原因，比如表示特别亲热或冷漠；有普通话影响的原因，比如“爸爸”是受普通话影响形成的，现在银川的年轻人多用这个称谓。除此之外，其成因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认为是受移民语言的影响，银川话的词汇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异。据方言资料来看，银川本地人对外祖母、外祖父习惯叫外爷爷、外奶奶。胡士云认为，对外祖父、外祖母的称谓，苏州、舟山都使用单一的外公、外婆，长沙、娄底也用单一的外公、外婆。“外公”分布于南方方言和西南官话中，“外婆”集中分布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部以及南方各方言中，其他地区偶有分布。[7]由此看“外婆、外公”的称谓词受南方方言影响。“姥姥、姥爷”在山西使用较普遍。[8]高葆泰、林涛认为，银川称谓词中的“爹、外母”来源于其他地方方言。[9]通过分析发现，目前银川亲属称谓词“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是银川话亲属称谓词的异化，是移民造成的语言相互接触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移民色彩。(www.xing528.com)

综上，语言的工具性、基础性使得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对语言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移民文化对宁夏话的历时状态和共时状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薛正昌：《历代移民与宁夏开发（上）》，《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李树俨：《宁夏方言研究论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2～13页。

[3]陈明猷：《宁夏古代历史特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4]②李树俨：《宁夏方言研究论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7、117页。

[5]李树俨：《宁夏方言研究论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7、117页。

[6]于小龙，唐志军：《百年银川（1908—200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7]胡士云：《汉语亲属称谓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8]孙玉卿：《山西亲属方言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9]高葆泰，林涛：《银川方言志》，北京：语文教育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