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悲凉人生的启示
俄罗斯作家中，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早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俄罗斯的文章独立时，鲁迅认为“实本三士：曰普式庚，曰来尔蒙多夫，曰鄂戈理。 ”[27]后来在留日生活回忆中，谈及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支微支… … ”[28]鲁迅一生译介果戈理的作品，他留日时的《小说译丛》收录的十篇“俄国”小说中， “有三篇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 、 《外套》和《旧派地主》 。 ”[29]即使是在逝世前几年，以病弱之躯执著地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足见其对果戈理的喜爱。鲁迅和果戈理都是属于身材瘦小、体格瘦弱的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因为少年失父，备受人间的冷暖，对母亲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童年的乡土记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也留给他们人生的冷暖感受。鲁迅“走异路，逃异地” ，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生” ，是走投无路之下的选择，南京、日本以及后来在各大城市间的辗转都是为了逃避人间的“凉薄” ，所以乡土留在他小说中的记忆永远是灰色的。果戈理因为急切想为国家服务，而远走彼得堡。但当他置身于并不完美的城市氛围中，他饱受贫困与屈从，所以故乡是他心中温馨甜蜜的梦乡，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 ，在迷信的神秘和农民的欢乐中，充溢着一个游子关于故乡的温馨或不安的回忆。
从两人的教育和人生经历看，也有相似之处。鲁迅少年时期在绍兴接受的是保守的私塾教育，在南京和日本则沐浴了自由思想。而少年时期的果戈理在涅仁高级科学学校的师资也是“有最保守的学究式人物，也有谨慎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物。 ”[30]鲁迅和果戈理都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做过大学教师，后来专事文学创作；他们都置身于国家民族多战危难的时期，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他们小说不变的主旋律。鲁迅早年的文言小说《斯巴达之魂》 ，就曾以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异国故事，希望为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注入一支强心剂；而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发表于1835年，以一个哥萨克英雄布尔巴的形象，歌颂了强悍的民族斗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此振奋民族的精神。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明显受到了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日记体的形式、患有迫害妄想症的狂人，以此对黑暗的社会和文化现实提出控诉，内蕴着一种反抗的呼声；果戈理的狂人也是对俄国官僚等级制度和虚伪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但作为黑暗现实的反抗者，鲁迅更侧重于民族文化的审视和历史的沉重思考，这使他的《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
相类似的人生经历和家国情怀，使鲁迅深味果戈理小说的神韵：“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莎士比亚）。 ”[31]鲁迅后来在1935年《无事的悲剧》中有一段话可说是对此所作的具体解释：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32]果戈理和鲁迅正是通过绝大部分人庸俗卑琐的人生消磨于平常无聊的命运书写，完成了他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探寻，所谓“无事的悲剧”是对隐藏在似乎天然合理的社会秩序下的人生悲凉共相的体认。
在果戈理和鲁迅的小说中， “人生的悲凉”主要在小人物所面临的物质或精神的困境中，表现他们微不足道但又难以实现的“幸福”追求。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卷中说自己自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在看到落魄的士兵和乘着马车匆匆而过的商人时： “都会引我入神，遐联联翩，去探究他们颠沛困苦的生活。 ”[33]别林斯基说果戈理是“要通过世界上人们看得见的笑容和人们看不见、不知道的眼泪来观察生活” 。[34]他小说中俄罗斯地位低下的文官，或是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内心满怀对地位和成功的信念，虽然明知上流社会的虚伪，却又希望跻身其中，这使他们的内心被现实的欲望焦灼。他们的精神追求，往往遭遇他人的耻笑与奚落，果戈理喜欢在尴尬中表现人物的物质和精神困境。 “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好像同那些命运暗淡的下层人一起被掷于黑暗之中，被埋葬。你认识涅仁的那些人，他们只满足于生存。他们被人们的面包屑和最基本的满足扼杀了人类崇高的目标。 ”在《涅瓦大街》中，果戈理在富有代表性的大街繁华与腐朽同生，高雅庄重与龌龊卑鄙同在的背景下，演绎了画家皮斯卡列夫充满悖论的虚幻的爱情梦想。地位低下、腼腆怯懦的画家，内心充满着对权力和地位的膜拜，和爱情的追求。当他发现心中的女神是一个风月场中的妓女时，连果戈理都忍不住为他抱屈： “的确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像看到美由于玷污上致命的淫乱而受到损害更感到可惜的了。 ”果戈理在小说中描绘了皮斯卡列夫由希望到失望，最后因为拯救爱情的愿望落空而陷入绝望的人生境遇。在主人公欲追求而不得的精神困境中，作家洞察到了小人物希望破灭的人生悲凉。更好地体现了果戈理对小人物悲凉处境关注的是《外套》 ，九等文官阿卡季耶维奇对生活和工作没有太多的欲求，他软弱孤独，并为一件外套奋斗。果戈理深深理解一个小人物在丢失心仪已久的东西时内心的孤苦与绝望： “至于这一夜他是怎样熬过去的，凡是多少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人，不难想象得出。 ”物质的困顿，希望与失望的演绎，构成了小人物人生的咏叹调，阿卡季耶维奇困苦的生活因为外套的丢失而演化成了不可承受的精神痛苦。同样，物质的富裕也会摧毁人巨大的创造力。恰尔科特夫才华横溢，狂妄地追求名利富贵，偶然得到的一幅肖像让他得以享尽荣华富贵，但当他为真正纯洁的艺术所震撼时，他疯狂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毁灭的正是他艺术的理想。果戈理在致密友的信中曾说： “如果人的心灵平静，并且没有沸腾着任何欲望，他本人就会清醒并且聪明地行事。 ”[35]联系果戈理笔下的另一类地主的形象，衣食无忧却精神黯淡，将自己的生命消磨在平常的，无事的生计中，精神与物质在果戈理的小说中，往往以一种对峙，显示出生命无意义和无价值的状态： “这个世界可真无聊呀，先生们！ ”物质富裕、精神贫乏是果戈理小说生命悲凉的另一副面孔。
鲁迅对于个人的生命困境，与果戈理有着类似的体验。他相信卢梭曾说的“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 ，[36]所以他也注重小人物对自我生存的维护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为了追求细微的幸福，他们努力地融入群体，以获得正面或积极的情绪体验。 “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阿Q真能做！ ” … … “然而阿Q很喜欢。 ”“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 ”“祥林嫂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小人物迷恋社会提供保障的可能性，这已经由物质层面的需求内化为一种精神性的要求。鲁迅虽然不满于他们身上的奴性，但也倍感他们生存的不易。祥林嫂从贺家坳出来投奔鲁四老爷，有对鲁镇曾经赋予她的认同的依恋，但群体的孤立将她追求幸福的信念撕裂成一片片难以缝合的碎片。有追求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 。[37]知识分子魏连殳被群体视为异端，由此陷入了残酷的物质与精神危机，鲁迅深刻洞察到物质困顿对人包括知识分子精神的巨大摧毁。当魏连殳潦倒不堪时，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臜吵闹的孩子不再来亲近他。但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却能洞察他内心的不安：我“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了一把花生米，出去了。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 ”魏连殳是与孔乙己不同的具有现代色彩的知识分子，但他物质的困境和对世俗认同的迷恋，使他为“五斗米折腰” ，最终选择厌恶的进学，陷入到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的精神困境中。所以与果戈理充满着痛苦对峙的物质与精神的表现不同，鲁迅更关注两者的内在关联。
死亡是人类本能害怕又必须承担的一种结果，果戈理和鲁迅对生命悲凉的体验也包含着对死亡的思考。少年失父的辛酸都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他们都饱受病痛折磨，对死亡有更深切的体验：果戈理“患过重病，死神离我并不遥远” ， “这种虚弱时时刻刻提醒我，我的生命岌岌可危”[38]。所以抱着废物利用的态度拼命工作，甚至萌生希望生命早些结束的念头。人间芸芸众生的花开花落，促发他强烈的死亡意识。在他的小说中，微不足道的死亡，悄无声息地生死，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无事的悲剧”的叙述。同样， “书写死亡，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 ”[39]《呐喊》 、 《彷徨》是鲁迅对死亡的一种偏爱， “各种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小说的边缘” ，[40]“成为最触目的题材和贯穿的母题” 。[41]狂人恐惧的谋害；夏瑜的杀头和华小栓的病死；陈士成的失足溺死；魏连殳的自戕；阿Q的无故被毙；孔乙己的无声消失；子君的落寞之亡，死亡存在于人物的生存时空中，成了他窥探生命悲凉的一个无法绕开的心结。当祥林嫂被鲁四老爷指认为伤风败俗时： “从人们的笑影中，也仿佛觉得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掌握了鲁镇话语权的鲁四老爷对“捐门槛”的否定，彻底摧毁了这个可怜女人的信念： “失神” 、“眼睛凹陷” 、 “胆怯” 、“头发花白” 、“记性坏” ，幸福的微茫信念难以维持，祥林嫂曾经强健的生命就迅速枯萎。联系果戈理小说文本中小人物默默枯死的惨状，同样是一种悲凉的沉默注视。外套被劫的阿卡季耶维奇狼狈不堪： “不上班” 、 “脸色苍白” 、 “手脚麻木” ， “他在满街呼啸着的暴风雪中行走，大张着嘴巴，不时从人行道上滑下来。 ”一件小小的外套为谦卑恭顺的人生带来光明，却也葬送了卿卿性命。果戈理禁不住悲恨地说，如果阿卡季耶维奇听到了那些轻描淡写、足以致他死命的话， “他是否惋惜自己苦命的一生。 ”“苦命”是果戈理和鲁迅对笔下人物死亡困境的最通俗也是最深刻的体认。
鲁迅和果戈理都认识到死亡的降临往往源于人生精神追求的被摧毁，皮斯卡列夫失魂落魄地从妓院中跑出来： “面色苍白，样子吓人，披头散发，从面部特征看，他已经神经错乱了。 ”一个星期后，他痛苦地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为自己的爱情梦想殉葬。果戈理相信皮斯卡列夫身上有天才的火花，正如鲁迅相信魏连殳的天才。但是这样的率真无人能解，死亡依然是寂寞的，是“派出所所长的普通身影和法医冷漠无情的面孔” ，是“悄悄地拉到了赫塔”的棺材。与皮斯卡列夫比较具体的精神困境不同，魏连殳的精神追求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追求，但在精神追求破灭后，死亡成了共同的选择。人们同样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关心着魏连殳的遗嘱，惋惜他生前连“成家”这样的正经事也没办。即使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鲁迅也保持着警惕。在他看来，为政权斗争而死，究竟是言之有理的杀戮，还是不求回报的牺牲？他情愿相信本杰明所说的“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的大彻大悟，所以夏瑜坟头的白花注定成为鲁迅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中一个遗憾。为了突出“无事的悲剧”的死亡，果戈理描写了皮罗戈夫中尉的生，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的皮罗戈夫中尉被席勒夫妇敲诈、殴打后，一度狂怒不已，但因为吃了点心，看了报纸， “再加上一阵惬意的凉风吹来，不由得到涅瓦大街又散了一会儿步。快到九点的时候，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 ” ，并且愉快地参加了舞会。联系阿Q每次受委屈时，也能以精神胜利法求得自我平衡。被王胡打骂，遭受了“假洋鬼子”棍子的屈辱后： “幸而是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走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果戈理在两种人不同生活方式和命运对比中，显示出消磨于平常之事的生与死的悲哀，以表白其对真诚和虚伪的矛盾心态。鲁迅将生死的对立放在阿Q身上，同样是人生茫然的态度，但阿Q并没如中尉那样获得苟安的人生，阿Q对爱情、对革命的追逐将他一步步导向生命的尽头，这是鲁迅与果戈理别样的死亡体验。
同样，与果戈理在自负与自卑中做决绝的抗争的死亡表现相比，鲁迅更注重在世俗的人生中对死亡做哲学层面的思考。果戈理笔下小人物的死亡往往源于一次大街上的邂逅，一件并不昂贵的外套、一幅不明身份的肖像画。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往往改变了主人公生命运行的轨迹，这种“无事”引发的死亡，果戈理更愿意诅咒命运的不公： “命运如此奇怪地捉弄我们，真是不可思议。 ”在生与死中，果戈理更愿意直视真诚与虚伪之间的冷酷： “如今在世上有多少善良和卓越的人，他们热望得到这种爱，可感到心灵里只有冷酷和冰冷的空虚。 ”[42]恰尔科特夫的命运改变也恰恰是一张神秘的肖像画，果戈理甚至为此用大量的篇幅来叙写画的神奇魔力，正是这难以言说又命中注定的诱惑将主人公导向死亡。而鲁迅笔下的死亡并不注重表现这种偶然性因素，而是表现人物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困境中，无可抗拒地走向死亡，内含着对死亡的社会审视： “生命不怕死，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43]另一面，他又深感死的悲凉：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44]感受着生命无可避免的毁灭和无奈；他一面强调死后的价值：“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45]另一面，又嘱咐后人“忘掉我” ；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46]在生命的流失中，鲁迅对于死亡究竟是一种洒脱的面对，还是难以抑制的悲凉？他的“忘掉我”是否仅仅是他作为名人的“伟大的‘嗔’”[47]，还是真的渴望死亡的“大欢喜” ？鲁迅骨子里是重生恶死的，特别反对无谓的死亡。这使他纵然努力对着死亡微笑，但都免不了内心的悲凉。祥林嫂的死使“我”震惊，特别是鲁四老爷说她是谬种，人们也不关心她是怎样死去的。由此鲁迅不无激愤地说： “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者不见，为人为己，也是不错的。 ”鲁迅悲愤生命消磨于这“无事的悲剧” ，对死亡的淡漠渗透着人生悲凉的底蕴，中间有鲁迅对生死的哲学思考： “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 ”[48]至于魏连殳的死，鲁迅则显得比较矛盾。虽然内心颇感人世的凉薄，但也为他能够摆脱所信仰的和所憎恶的矛盾而感到轻松，死亡因为解决了人生的困境而具有了某种积极的意义。(www.xing528.com)
所以，对于鲁迅来说，他虽然深谙果戈理小说的精神魅力，但鲁迅“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的说法中，包含着其对果戈理的清醒认识；他欣赏果戈理，并实践果戈理“极度忠于生活”的创作精神，但又与他不断流露的地主意识保持着距离，这使鲁迅在小说创作中避免出现像果戈理那样游移不定或者带有宗教气息的创作立场，并始终坚持对小人物的悲凉命运有一种更为清醒的体察，对世俗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形而上思考。正如柏拉图所说： “只有专心致志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哲学是死亡的练习” 。[49]在人生的困境和死亡的悲凉中，果戈理主张一种彼此宽容的态度。 《与友人书简选》的前言可以说是果戈理的精神遗嘱，他表白自己“我不想使谁痛心，也不想引起谁恶感。 ”他请求别人宽恕“从童年起到此时此刻带给任何人的一切人身侮辱。 ”[50]他以一种虔诚的宗教态度，化解了人生悲凉带来的沉重感，从而获得自我的解脱。对比作为鲁迅精神遗嘱的《死》中“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之声，足见他并不赞同果戈理具有宗教色彩的宽恕祈求。可见“鲁迅所表现的死的孤独悲凉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 。[51]
与小人物的悲凉命运相对应的，应该是作家所从事的颇为崇高的“启蒙”事业失落的悲凉感。虽然对“启蒙”的理解，果戈理和鲁迅并不完全相投：前者比较强调以完美统一的道德来冲击人们的精神，引导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后者则认为应该推翻几千年来所谓的完美的道德标准，强调主体精神的确立。但就启蒙的总目标来讲又是一致的：确立一种现代精神，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民族国家。启蒙意识的背后是对庸碌人生的抗拒，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意识的张扬。但在实践启蒙的道路上，果戈理和鲁迅小说人物的人生困境恰恰勾画出他们作为启蒙者自身的困境认识：人生活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里，面临着各种社会势力的压迫和人际关系的隔膜，人想摆脱因为压迫和隔膜产生的孤独与恐惧，但最终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中。于是振臂一呼的启蒙演变成自说自话，启蒙的人生因这难以摆脱的困境而显示出同样的悲凉。
正如果戈理灰色的彼得堡记忆，鲁迅生命的悲凉与其灰色的乡土记忆有关。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心理落差，就如同果戈理从明媚的乌克兰来到沉闷的彼得堡，少年鲁迅倍感“世态人心”的庸俗。当它走在当铺与药铺之间的时候，就如同孔乙己的咸亨酒店，或祥林嫂的鲁镇，他不可能不感到世界与自我之间的截然对立，以及自我的孤苦无助。药铺与当铺之间的绍兴街道，就是鲁迅饱受心灵折磨的漫漫长途。异己性的世界把他当作“被看”的他者。[52]鲁迅后来多次提到这场家庭变故，并将去乡留日作为一种逃避世人凉薄的手段，家道中落的悲凉记忆在后来的岁月中发展为启蒙者的悲凉。他在回忆《新声》杂志流产时不无悲哀地说：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53]如“毒蛇”一般缠绕的不安与落寞，同样出现在小说中： “同事是避之唯恐不远，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曾遭遇“辫子风波” ，因为没有辫子而被身边的人指视为异端。对周边世界异己性的认识，在果戈理的彼得堡记忆中也是深刻的。为了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宣称“活在世上而不能标志自己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 ”[54]他希望走入一扇施展远大政治抱负的大门。但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与简陋肮脏的贫民窟的对照；脑满肠肥周旋于宴会舞厅的贪官污吏与衣不蔽体奔命于隔宿之粮的平民百姓，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 “彼得堡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原来认为这是一个优美漂亮、令人向往的城市，… … ”[55]等待他的也不过是阴暗困苦的都市小书记员的命运。正如阿卡季耶维奇和狂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虚伪的环境中消磨光阴，过着贫困屈从的生活，这是果戈理自己生命体验的言说。 《外套》中有一位求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他也想象同事一样取笑阿卡季耶维奇，但“放了我吧，为什么要欺负我？ ”的哀求刺痛了他，他开始认识上流社会的虚伪、人的残酷。与鲁迅不同的是，因为彼得堡的冷酷，故乡乌克兰在果戈理的记忆中，变得清晰而明媚。这种温暖的“思乡”在鲁迅的小说中没有太多的呈现，而主要是在他的散文中留下了温馨的痕迹。
虽然对于乡土的记忆并不完全相同，但现实的冷酷促使他们走向启蒙。果戈理孜孜不倦地实践启蒙的承诺，他努力地将自我的缺点转移到小说人物的身上，求得自我的完善，并及时有效地参与世人“心灵疗救”的伟大工程。他饱含构造民族心灵的激情： “我的事情——是心灵和人生之永久的事业。 ”[56]《外套》最后，当司里终于得知阿卡季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他的位置上便坐了一位新来的官员。这物是人非的轮回让果戈理倍感难耐的沉闷，他决定走向文学，并引导社会趋向公正公平，将俄罗斯人民导向道德完善和安宁协调的境界，这几乎贯穿了果戈理的创作生涯。直到1846年，面对茹可夫斯基的译文《奥德修记》 ，果戈理还是以启蒙为标准进行评价： “会把一个对无序的生活和思想感到厌倦的人变得生气勃勃。 ”[57]针对《死魂灵》第一部引发的质疑，第二部他描绘了一些民族的美好性格，但很快认为这只能引来国人空虚的自豪和吹牛，他断然将五年的成果付之一炬。果戈理关于启蒙拯救的神话，同样为鲁迅所青睐。著名的“幻灯片事件” ，将鲁迅导向启蒙之路：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 ”[58]强调国民性的改造，重视民族病态的揭发和疗救，是鲁迅走向文学的初衷。但回国十几年，在教育部循规蹈矩的公务生涯中，埋头整理古籍碑文，犹如果戈理《外套》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小公务员， “再没有青年时期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59]“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潮终于给了鲁迅实践启蒙梦想的机会，他用小说全身心地呐喊，希望实现一个可以与西方抗衡的强健的中国社会。
然而，启蒙的事业固然伟大，果戈理和鲁迅最终却发现连自我都陷入了启蒙的“陷阱” 。果戈理自称是一个“狂妄的自负同最谦卑的恭顺的可怕的混合物” ，他的小说书写的是小人物的困境，映照出的却是他同样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和艺术家，苦苦打熬时间。阿卡季耶维奇穷困迂腐，为一件外套奔走直至亡命的心路历程，皮斯卡列夫怯懦自卑地为爱情献出生命；恰尔科特夫狂妄执著，纠缠于名利和艺术的矛盾心态；狂人痛恨虚伪社会的率真癫狂的姿态；他们所面临的孤独的生命困境预言了果戈理作为启蒙者的寂寞和悲凉，正如屠格涅夫所说： “他生来是同时代人的导师，可就是不能主持讲座。 ”[60]应该说果戈理以独特的洞察力呼吁俄国社会警惕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这是有先见的，但对性灵的坚执遮蔽了他对现行体制的审视，试图以自身修身养性的实践来为处于堕落中的俄罗斯提供行动指南，这实在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幻想。虽然对于人性的丑陋、异己世界的存在，果戈理并非毫无觉察： “一切都可以被曲解并且一切事务都可以被说得一塌糊涂，人就有这种本事。 ”晚年的他为自己的精神追求倍感孤苦： “我痛苦到极点。我的精神和肉体都感到十分痛苦，一切都陷在彷徨中… … ”对文学真实有效的“教化”功能和塑造心灵的效果产生了怀疑： “对农夫来说教会牧师的口头布道比我们作家告诉他的一切更有益处和更为需要。 ”[61]在遭遇嘲笑与辱骂后，果戈理对自我启蒙者的定位也产生了怀疑： “谁若认为我的死是某种重大的普遍的损失，那么谁就自昧良心了。 ”[62]他不断地远离群体，却又同心灵的孤独斗争。 《与友人书简选》转向检视自己的心灵，痛击深埋在内心的卑鄙渺小的自尊和怕受触摸的可恶的虚荣。但人性恶的顽强时时提醒他所倡导的道德完善遭遇的拒绝与嘲弄，俄罗斯深陷普遍的道德危机中，这使他顿感“我的心灵如此希望带来的那种益处只有停留在无为的愿望之上” ，[63]一向痛恨庸俗的果戈理甚至被指为“人之庸俗”的唯一歌手，连好友别林斯基都称其为“乡村神父” ， “黑暗势力的卫士” 。[64]心力交瘁的果戈理最终选择了在宗教天地中，执著于道德完善之旅， “任何一种有益的思想离开我们之上的上帝的最高意志都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并且只凭自身的力量一事无成” ，[65]他以宗教的狂热完成自我启蒙责任的置换。联系他小说中人物，喜欢用一种超乎现实的手法来求得平衡。为了抗拒社会的无为和残酷的命运，阿卡季耶维奇变成鬼，以抢劫行人的外套报复这凉薄的人世，找回自我精神的慰藉。作家将谦卑的恭顺赋予了活着的主人公，却将狂妄的自负给予了鬼。肖像为恰尔科特夫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享受，却也使他鬼迷心窍，才华丧尽，但果戈理却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充满巨大悬念的魔鬼诱惑天才的故事，这与他自身遭遇启蒙悲剧后选择神秘的宗教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种启蒙困境与小说的呼应，同样也发生在鲁迅身上。面对处于物质与精神困境中的阿Q ，革命是否能够许诺给他更为崇高的生活方式，对此鲁迅是悲观的。因为阿Q的革命带有中国人传统的复仇心态，他所理解的解放，无非又是一则改朝换代的神话。鲁迅在知识分子梦醒了但无路可走的自我困境中更深刻地体认着“早醒者”的痛苦，究竟谁能引导孔乙己走出旧式文人的进学梦想， “我”只不过是旁观者小酒保，除了欣赏孔乙己的可笑之外，毫无作为。 《伤逝》中的子君对封建家庭的决绝没有将她引向自我独立的辉煌，反而使她更快地走向死亡，个性独立的宣言成就的不是女性生活的自由与幸福，反而使她构筑起自我埋葬的坟墓。鲁迅正是认识到处在自我解放框架中的涓生和子君，他们无法彻底地引导个人之人格，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所以子君出走的意义，只不过昭示着一种思想或行为上的时髦，而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自救乃至建立全新人格的典范途径。更富讽刺色彩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魏连殳，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的生计逼迫中，实践的却是为自我所不齿的孔乙己般的进学道路，这依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选择。所以从孔乙己到子君到魏连殳， “精神界战士”的出现依然渺茫。 《故乡》中面对显得木讷的闰土， “我”除了送些小件的破旧家具外，对他因为多子、饥荒、苛税等带来的穷苦生活，更多的是无奈；祥林嫂对鬼神的质疑，是向“我”这样的知识者发出的求救信号，但却没有引发“我”的拯救热情， “我”以一个偶然的回乡者的身份，回避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玄妙虚空的知识分子理论，遭遇的是底层老百姓最实际的拷问。存在于民间想象中具有再生能力的鬼神世界，是祥林嫂们脱离现实苦海的寄托，鲁迅也曾对此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鬼神文化同时又是麻木民众精神的工具，是启蒙者所要抗拒的，对其在现实人生中浓郁的悖论色彩，鲁迅深感悲凉。更何况以我一个“回乡者”的能力，根本无法掌控鲁镇群体的话语，因为“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 ”所以面对强大的文化积淀，注定这不自觉的反抗，很快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吞没； “我”的逃避说明鲁迅认识到自我有限的能力，渴望摆脱救世者角色的潜在心理。面对民间所持的反抗姿态，关于启蒙的拯救，鲁迅同样是悲凉的。
虽然鲁迅也如他所喜欢的果戈理那样，在启蒙的困境中转向对自我力量的怀疑和批判，但与果戈理沉迷于宗教不同的是，鲁迅不求助于任何力量的慰藉，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凉，这应该是福科所说的对启蒙“敲诈”的拒绝。[66]与果戈理直接在小说中发表议论不同的是，鲁迅总是以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局促不安的“我”的形象，来勾画出“孤独者”的自我形象。 “此时的鲁迅，已有太多的经历，特别是在东京时启蒙梦想的破灭，使他先于五四早已经历了启蒙失败的痛苦并体悟到悲哀。 ”[67]独异个人的书写体现出的是鲁迅参与中国民众精神建构的不自信：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了自己，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68]虽然鲁迅曾将小说人物的认同需求指认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痛苦” ，但褪去摩罗诗人的光环，鲁迅也深感启蒙的困境：启蒙的前提是拒斥群体的合谋，忍受个体的孤独；但启蒙的目的却又是一个获得群体认同的过程。所以内在的困境注定鲁迅现代性改造的困境和知识分子话语的不成熟：无法为民众提供与困境相抗衡的力量。因为知识分子自身也与民众一样不能逃脱“被利益化、体制化”[69]的命运，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进程也无法获得民众的回应。犹如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 ，鲁迅以《野草》中“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自我激励一种勇往直前的抗争姿态，并在独自抗争的悲情中揭穿了启蒙疗救民众的美丽面纱，在知识分子“达则兼济”的淑世情结中，凸现出自我作为尴尬引路人的自觉意识：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 ”[70]这种“不自信”中的自审，与果戈理具有同样的无奈和悲凉。
鲁迅赞同果戈理站在本国文化的立场上，对外国的文学进行彻底地了解，才能取我所需，才能有所获得的主张。作为中国最早感受现代生命悲凉气息的“孤独者” ，他对果戈理生命悲凉体验的接受和超越，是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所成就的富有自我特色的文学硕果。所以，在这点上，相信鲁迅是比果戈理走得更为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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