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问题及解决方式

第一节　武帝即位之初的王国及其王者的处世方式

在武帝即位之初的24个诸侯王中，将近一半与皇室有着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其关系较疏者有13个。这些诸侯王，其才能、性情、志向各不相同，其处世方式也因此颇有差异，并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很难与皇室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一、武帝即位之初的诸侯王国

当武帝即位之初，全国共有诸侯王国24个。这其中，文帝诸子为王者，有代恭王刘登、梁共王刘买、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山阳哀王刘定、济阴哀王刘不识；景帝诸子为王者，有江都易王刘非、鲁恭王刘馀、长沙定王刘发、胶西于王刘端、胶东康王刘寄、河间献王刘德、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齐悼惠王刘肥后裔为王者，有齐懿王刘寿、城阳王刘喜、菑川懿王刘志；楚元王刘交后裔为王者，有楚安王刘道；淮南厉王刘长后裔为王者，有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济北武王刘胡；燕王刘泽后裔为王者，有燕王刘定国（详参表7-1）。

表7-1　武帝即位初年的诸侯王国

在这24个同姓诸侯王国中，景帝之子的封国多达11个，占王国总数的大约46%，其与武帝有着较诸其他诸侯王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构成了诸侯王国的主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汉初以来因亲封王的分封原则。一般来说，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直接影响到王国与中央的关系，这从文景时期诸侯王的反叛中即可明显看出。在文景时期出现的三次叛乱即济北王、淮南王叛乱及吴楚七国之乱中，除淮南王为皇帝至亲外，其余诸侯王均与皇帝之关系较为疏远，而且淮南王之叛乱也很难说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叛乱，故而武帝即位之初的王国形势，较诸文景时期大不一样，其对皇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即在血缘关系的联结下，武帝的统治基础比较牢固。

经过文帝、景帝的一系列限制和调整后，诸侯王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减弱，以武力推翻皇权统治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皇权业已完全凌驾于王权之上，这对于年轻的武帝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不过，王国问题虽然在文、景二帝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诸侯王国对汉廷的威胁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除，时至武帝即位初年，诸侯王国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障碍，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罢了。文帝尤其是景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解决的只是王国问题的表面上的东西，其实质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景帝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实是其解决王国问题理想化之反映，制度制定后的推行不可能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要有一定过程的，这从景帝推行改革后诸侯王之行为即可看出，有些措施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使得武帝在登基之后，仍需将景帝时期所制定的政策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将制度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二、景帝削藩后诸侯王的处世方式

在景帝厉行削藩之后，诸侯王们的处世方式较诸此前，从总体上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大抵可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声色犬马，消极避世。

这一类的诸侯王，或者因为本身缺乏治国才能而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因为受到皇帝的猜忌而不得不以消极避世为保身之途。前者如“为人口吃难言”的鲁恭王刘馀，史称其“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²⁾又如“为人乐酒好内”的中山靖王刘胜，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抚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³⁾至于后者，其最显著实例，即是“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⁴⁾的河间献王刘德。裴骃《史记集解》卷59引《汉名臣奏》载杜业之言曰：

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此所谓“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其意是说：商、周当初都只不过是蕞尔小国，却最终因为政治清明、大得民心而成为天下的共主；你刘德的河间国，有朝一日也可能取代汉朝成为天下的共主。对于武帝此语的潜台词，刘德自然心知肚明，因而“归即纵酒听乐”，不复有所作为，以此消除武帝的猜忌。

其二，淫乱悖礼，不遵法纪。(www.xing528.com)

对于汉代同姓诸侯王之淫乱悖礼，清人赵翼在所著《廿二史劄记》卷3“汉诸侯王荒乱”条颇有胪叙，其词云：

燕王刘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一子，又夺弟妻为姬，并与子女三人奸，事发自杀。衡山王孝与父侍婢奸。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为江充所告。梁王立，与姑园子奸。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即召易王美人淖姬等与奸，又与女弟徵臣奸。建又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令宫人裸而据地，与羝羊及狗交。齐王终古使所爱奴与妾八子及诸御婢奸，或使白昼裸伏，与犬马交接，终古监视之。

广陵王胥子宝，与胥姬左修奸，事发弃市。⁽⁵⁾

征诸《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汉代诸侯王淫乱不法之事实不止此，譬如济北王刘宽，既“与父式王后光、姬孝儿奸”，“又祠祭祝诅上”；⁽⁶⁾又如广川缪王刘齐，据说曾“与同产奸”⁽⁷⁾。

至于诸侯王之不遵法纪，更是所在多有，他们或奸淫妇女，或草菅人命，或侵夺民田，几乎无恶不作，甚而有公然行凶抢劫者，譬如据《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济东王彭离“昬（莫）［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为其所杀仅“发觉者”就多达百余人，以至于其国人“莫敢夜行”。⁽⁸⁾

其三，施展阴谋诡计，意欲摆脱汉廷的制约。

在七国之乱后，景帝通过采取颁行左官律及附益法、整顿王国官僚机构、剥夺诸侯王的治国权等措施，将诸侯王国置于汉廷所委派的内史的控制之下，但若干诸侯王并不甘心其权力受到削夺和限制，于是纷纷施展阴谋诡计，意欲摆脱汉廷的制约。这其中，胶西于王刘端和赵肃敬王刘彭两人最是胆大妄为。《汉书・景十三王传》记其行迹云：

胶西于王端……为人贼盭……相二千石至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知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赵敬肃王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单衣，自行迎除舍，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也因此，汉廷所制定的政策法规根本无法贯彻到胶西国和赵国之中。如此行事之王国，其实与七国作乱前之诸侯王国并无二致。

其四，内怀异心，觊觎皇位，伺机而动。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淮南王刘安。史称其“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故“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合力编著了《内书》、《外书》、《中篇》。当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暮］然后罢”。⁽⁹⁾有关刘安对于皇位的觊觎，《汉书・淮南王传》载之甚详：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宝赂。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游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

此段记载颇多疑窦，当时刘安已经年逾四十，而武帝不过二十岁左右，武安侯田蚡焉知武帝必无子嗣且又比刘安早死？尽管如此，其称刘安之觊觎皇位，当是事实。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类型的诸侯王对皇权不构成任何威胁，而第二到第四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就不能不令武帝有所警惕了。这些骄淫犯禁的诸侯王在其封国内的胡作非为，不仅加重了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基础，而且直接破坏了统治秩序，威胁了皇权的稳固。对此，时人主父偃就曾指出：“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¹⁰⁾是影响帝国统治的隐患。他们的行为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破坏了逐渐完备中的帝国法制和各项制度，甚至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以“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勿）［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¹¹⁾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削弱诸侯王国，从而将彻底解决王国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