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的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漫长的海岸线既为沿海居民出海谋生提供了便利，也为海盗倭寇剽掠侵袭制造了机会。对于明政府而言，“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69]。
具体来说，洪武年间的海军在海上防御作战中主要担负以下任务：一是在海岸地带查禁走私，严防沿海军民私通外夷，出海贸易；二是近海巡逻，缉捕海盗倭寇；三是远洋作战，阻截或追歼远海之敌。在这些作战中，海军部队面临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中国的海盗和日本的倭寇。洪武初年，中国的海盗和日本的倭寇还未合流，因此在中国沿海进行劫掠的倭寇属于“真倭”，明朝海军打击的重点也正是这类人数不多，但危害巨大的倭寇。
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侵扰苏州崇明岛，苏州府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战船出海围捕，俘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70]。翁德因功被晋升为太仓卫指挥副使。其属下官兵1247人赏绮帛5000匹，银2569两。对于“战溺死者加赐钱、布、米”，仍命翁德领兵剿捕残余倭寇。[71]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洪武皇帝特地遣使祭东海神。祭文中写道：“蠢彼倭夷，屡肆寇劫，滨海郡县多被其殃。今命将统帅舟师，扬帆海岛，乘机征缴，以靖边氓。”[72]喜形之色，溢于言表。
洪武三年六月（1370年6月），倭寇从山东登陆，然后顺风南下，转掠温、台、明诸州，接着进入福建海域，“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派舰队出海剿捕，俘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73]。广东方面则从此次袭击中汲取教训，向中央提出了加强本省海防的建议。洪武三年十二月（1370年12月），雷州卫指挥同知张秉樊上书《便易四事》，提出：“一，预造战船以防海道之寇。二，增兵屯雷州，以为钦、广诸州缓急之援。”[74]虽然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实施起来却非常迟缓，这给了广东海盗们可乘之机。第二年五月（1371年6月），广州海盗李夫人、徐仙姑和钟福全聚众海上，发难于海晏下川、大儋（通“担”）等地。广州左卫指挥佥事杨璟、指挥范怀统领本卫海军舰船出海征剿海盗，李夫人与钟福全则带领200艘配有武装的海盗船在阳江县海陵迎击官军，双方在继头山遭遇，交战于速头港。李夫人、钟福全作战失败，海盗船队转移到那泥港。官兵追击，“杀溺甚众”，陈贵等28人为官兵俘杀，船队溃散。[75]此战发生两年之后，即洪武六年六月（1373年6月），前军都督府才增派了5000名士兵来加强广东雷州卫的防御力量。[76]洪武七年四月（1374年5月），广东雷州民王子英勾结中国海盗邓戍等人发动叛乱，雷州卫指挥佥事朱永率兵平叛，王子英战败，率残余的叛乱分子逃入海中。朱永随后率领雷州卫所属警卫舰队入海追捕，擒获“从贼邓奴等二百三十一人，悉枭首于海滨”[77]。广东海域的海盗遭此重创，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兴风作浪。
朱元璋对海军的重视以及他制定的严厉法律使得明初的海军还能够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即便如此，腐败现象还是在海军中发生了。洪武四年（1372年），朱元璋通过直属于他的军事情报机关——锦衣卫侦察到了海军部队中存在的走私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十二月乙未日（1372年1月22日），朱元璋特地向大都督府的大臣们发出圣谕，对他们进行训诫：“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蹈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以泉州卫指挥佥事徐玉为漳州卫指挥，同知刘广为福州卫指挥同知。”[78]受到皇帝斥责后，大都督府加强了对军队的管理，海军部队打击倭寇的力度也加大了。
洪武五年五月丁卯（1372年6月22日），倭寇从浙江海盐县澉浦登陆，“掠杀人民”[79]。六月（1372年7月），指挥使毛骧在温州下湖山击败这群倭寇，残余倭寇驾船从海上逃跑，毛骧指挥官兵追至石塘大洋，“获倭船十二艘，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及倭弓等器送京师”。当俘虏被押解进京后，皇帝按照中书省制定的赏格（即军功奖励标准）对毛骧所率官兵进行了奖励，“凡总旗军士、弓兵，生擒贼一人者，赏银十两；斩首一级，银八两。民人生擒贼一人，银十二两；斩首一级，银十两”[80]。洪武六年六月辛亥（1373年7月31日），倭寇袭击山东即墨等城，[81]随后转往浙江海域。台州卫官兵出海捕倭，俘获“倭夷七十四人，船二艘，追还被掠男妇四人”[82]。
被倭寇袭击搅得不得安宁的明太祖终于做出重大决定，不再只是依靠各省的卫所和海岸警卫舰队做近海防御，而是组建远洋舰队进行巡逻，争取在远海消灭入侵的倭寇船队。洪武七年春正月（1374年2月），朱元璋命靖海侯吴桢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率领中央直属舰队下辖的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所统在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83]接受任命的吴桢不敢怠慢，立刻集结各卫舰船，编组远洋舰队，并在当月就开始执行远海巡逻任务。当舰队巡逻到琉球大洋时，与侵犯我海域的倭寇船队相遇，双方随即交火，明军舰队仗着船只高大、火力猛烈、人数众多的优势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斩俘甚多。被俘的倭寇随后被押解回南京受审。此后每年春季，海军舰队出海巡逻，分路防倭，秋季撤回，就成为一种常例。[84]
虽然吴桢的舰队认真执行着巡逻任务，但还是有一些倭寇的船队成功避开了明朝海军舰队的警戒线，侵入到了沿海地区。洪武七年七月壬午（1374年8月26日），倭寇侵入大任海口，百户许彰率兵抵御，倭寇佯装败退，“许彰追之，倭人返兵拒战，彰遂战死”[85]。
在与倭寇的战争中，明朝海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尽职尽责的，但是也有少数贪生怕死之辈败坏了海军的声誉，这是军人出身的朱元璋绝不容忍的。洪武八年十二月（1375年12月），倭寇劫掠潮州濒海居民，朱元璋诏命李德等人“率舟师沿海捕之”，但是李德等人阳奉阴违，逡巡逗留，不出兵巡御，结果倭寇得以顺利登岸，大肆劫掠。得知消息的朱元璋大怒，亲自下令诛杀潮州卫指挥佥事李德等将官，以严肃军纪。[86]时隔五年，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案发，朱元璋开始对元勋亲贵进行大清洗，并借广东海防不利之事再次申明军纪，严防倭寇入侵。洪武十三年八月辛酉（1380年9月2日），朱元璋遣使敕谕广东都指挥使司及南海卫指挥使司官：“戍边御侮，不致民艰，将之善也。若居斯任者，为国不能宣忠效力，为民御灾捍患，是废其职，罪将何归？前者海寇出没，为患不一，东莞尤甚。尔等坐视生民涂炭，朕将致罪而复容之者，待尔俘囚来献，以功盖愆也。今久不捷报，事果何如？故尔等宜讨寇，必克擒缚以来。若仍前怠事，则并向东莞之罪。为将者不任，律有弃市之条，尔其听之。”[87]
笼罩在大清洗恐怖阴影之下的广东都司将官们接到敕谕后惶惶不可终日，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不久这个机会来了。(www.xing528.com)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1381年11月），广州的曹真、苏文卿海盗集团联合山贼单志道、李子文、李平天等人攻掠东宛、南海等地。南雄侯赵庸得到消息后率领步、骑、水军15000人分道击之，俘获贼船600余艘，随后又派指挥徐质率军追击。根据夸大了的战果显示，这次对海盗的打击共“擒贼二万余，贼属八千有奇，斩首五千余，获兵器一万九千、船一千二百”[88]。基本肃清了广州海域的中国海盗集团。不过，活动在广东海域的海盗不仅仅只有中国人，还有来自安南、阇婆、吕宋等国的海盗。明朝海军在对待海盗问题上一视同仁，但凡侵扰中国海疆者，不问中外，一律抓捕。但明朝中央政府在海盗国籍问题上却持不同态度，对中国海盗严加剿灭，毫不手软，对外国海盗则宽待有加。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卯（1383年7月19日），海南卫官兵在海上巡逻时，抓获了“阇婆等国人吴源等十四人，送至京师”。结果这些外国海盗被皇帝的一纸赦免诏书就释放回国了。[89]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1387年7月），朱元璋下令福建调派海舟100艘，广东调派海舟200艘，于九月（1387年10月）前赶到浙江会捕倭寇。[90]这次行动反映出中国沿海的倭寇活动又趋严重，明朝海军的巡逻、拦截行动开始失去原来的效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进入洪武朝后期，袭击中国沿海的倭寇在与明朝海军的较量中逐渐改进了战术，他们从开始独立抢劫转变为勾引中国海盗和奸民作向导联合劫掠。倭寇在中国奸细的帮助下能够准确地掌握明朝军队的活动情况，从而更容易躲开巡逻人员，进入大陆腹地从事抢劫活动。而且，倭寇在袭击明朝军队的运输船只时变得比以前更主动了。
明朝往辽东海运的物资一般都是价值较高的银两、布帛、军器以及粮食，在重利的诱惑之下，倭寇不惜冒生命风险袭击拥有武装押运人员的海运船队，这种袭击给明朝驻辽东军队的后勤保障造成了严重威胁。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癸酉（1391年9月17日），从杭州卫出发运输军饷的船队遭到倭寇袭击，百户孔希贤战死，所乘兵船和押运货物被倭寇劫掠一空。这次袭击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中国海盗张阿马为倭寇作向导所致。张阿马，台州黄岩县无业游民，“常潜入倭国，导其群党至海边剽掠”。当他引导倭寇自水桶澳登岸，欲劫掠当地居民时，刚好发现了杭州卫的海运船队，于是指引倭寇临时改变掠夺对象，袭击船队。受到袭击的明朝军队在百户金鉴别的指挥下迅速展开反击，“斩其贼一人，贼退走”。官兵紧追不舍，军校费丽保、吴庆追到海岸边，擒获张阿马，将其斩首。[91]
表2-4 洪武年间倭寇入侵情况表
续表
资料来源：高扬文、陶琦主编：《戚继光研究丛书》之《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页。
与这些英勇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海军将领比以前更加胆小怕死。对这种人，洪武皇帝再次展示出他冷酷的一面。洪武二十六年夏四月（1393年5月），福建镇海卫千户黎旻率领400名海军官兵分乘10艘战舰巡海至潮州南澳，突然与倭寇船队相遇。未及交战，黎旻与百户毛荣就指挥舰队转向逃跑，而百户韩观却指挥自己的战船勇敢地迎上去与倭寇拼杀，最后和部下40余人一同战死。尽管黎旻试图掩盖他的罪行，但还是让朱元璋知道了。己卯（1393年5月15日），黎旻等临敌逃跑的军官“以军法伏诛”。[92]朱元璋严肃军纪的行动确实震慑了军中的贪生怕死之徒，军容为之一新。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丁酉（1398年3月8日），浙江都指挥使陈礼在上疏的奏折中说：“近者倭贼二千余人、船三十余艘入寇海澳寨。楚门千户王斌、镇抚袁润等御之。贼势暴捍，斌等力不能胜，皆战死。”朱元璋随即下令发兵出海追捕倭寇，[93]这次追捕行动遂成为洪武朝海军的最后一次出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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