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起初买书，日本后来学习唐朝文化与蕃国待遇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大化改新”，以及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治维新”，均能够顺理成章、幡然突变，甚至于后来居上，显然是善于学习的结果。日本遣唐使团就是日本学习中国封建制度，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见证。

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265年之间，日本先后19次派遣遣唐使团到中国学习。其中有3次因故未能成行；有1次是陪送唐王朝的“遣日使”回国，只是送到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因此日本遣唐使团实际到达唐都长安者是15次。

日本第1—6次遣唐使团的规模比较小，每次出动不超过两艘船，航行的路线是“北线”，也就是“新罗道”。所谓“新罗道”，其实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主要是沿日本海岸到对马海峡横渡，然后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绕道航行，从登州（山东烟台市蓬莱市）进入中国内地。这条航线航程较长，需要航行50天左右，但由于主要是沿岸近海航行，相对比较安全，是一条保守路线。这一阶段，日本遣唐使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买书。《旧唐书》记载：“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1279〕可见此时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还只是限于皮毛，因此态度也比较强硬。据《隋书》记载，日本遣隋使臣的国书就一直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1280〕相称。《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倭国）遣使献方物。太宗矜（怜悯）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与（日本）王子争礼，不宣命而还。至二十三年（649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1281〕此后直到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日本遣唐使团的国书改称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仍然是分庭抗礼的称呼。不同之处只是开始出现“天皇”的称号。其实“天皇”的称号，正是武则天的一项政治发明。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为篡夺皇权，刻意将唐高宗李治改称“天皇”，自己称“天后”，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可见日本“天皇”的称号，也是学习中国的收获。据《新唐书》记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1282〕。就是说，唐高宗李治时期，日本人才真正弄懂“倭”字的含义有轻蔑之意，才决定以“国近日所出”^〔1283〕，改称为“日本”。此外，日本的“年号”创始于大化元年（645年），这显然也是日本遣唐使最初的学习成果之一。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朝鲜半岛3国发生战乱，高句丽（朝鲜半岛东北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联合日本进攻新罗（朝鲜半岛中部），唐王朝随即出兵援助新罗。龙朔三年（663年）三月，日军2．7万余人进攻新罗。当年八月，日军主力万余人，战船千余艘与唐军展开“白江之战”，唐军刘仁轨部以7　000余人，战船170余艘，击毁日军战船400余艘，接连获得4战4捷，迫使日军退出朝鲜半岛。此后日本遣唐使便开始倾力学习唐朝文化，甘心接受“蕃国”待遇。

日本第7—12次遣唐使团，规模扩大到4艘船，人数达500余人，主要是增加了更多的留学生及留学僧。为缩短航行周期，其航线也改取“南岛路”。所谓“南岛路”，就是从九州沿琉球群岛南下，然后横渡东海进入长江口，最后经过运河、黄河、渭河，直到长安，其航海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海损风险也随之增大。

日本最后3次派遣遣唐使团，已经是光仁天皇和仁明天皇时代。此时的唐帝国遭受“安史之乱”的破坏，长安城已经面目全非，国力也逐渐衰落。而日本则经过上百年的锐意进取，国力大为增强。尽管日本遣唐使团仍然保持4艘船的规模，最多曾达到651人，但学习热情却大不如前。无论是遣唐使，或是留学生、留学僧，几乎都是为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专程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显得来去匆匆，浅尝即止。其航行路线，也改走“大洋路”。所谓“大洋路”，就是从日本值嘉岛（长崎五岛）南下，直接横渡东海进入长江口。这条航线虽然航程更短，但是由于沿线没有岛屿作依托，海损风险也就更大。

日本遣唐使团的设置，通常有大使、副使各1人，以及上判官、录事各1人，号称“遣唐四官”。有时还在大使之上另设“执节使”或“押使”，以提高其规格。使团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外交官员和贸易官员，随行人员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翻译、工匠、船匠，但人数最多者是留学生、留学僧、请益生及还学生。所谓“请益生”和“还学生”，就是到中国进行短期考察的研究生或专家。

日本对“遣唐四官”的选择比较严格，既要风度优雅、仪表堂堂，又要具备较高的汉文化修养。“遣唐留学生”的选拔条件也比较高，要求贵族家庭出身，年龄17—19岁，身材相貌及素质潜能比较出众。一旦入选，待遇也相当高，所获得的赏赐几乎与遣唐副使相当。日本“遣唐留学生”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出身日本上层贵族，其父亲船守是日本的中务省（内务省）大辅（第一副部长）。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17岁的阿倍仲麻吕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开元五年（717年）到达中国，同年十月到长安入学国子监，后来考中进士，历任司经局校书（太子属官）、左拾遗、左补阙、秘书监（掌管图书典籍）兼卫尉卿（掌管仪仗）等职务，被唐玄宗赐名“晁衡”，与大诗人王维、李白成为挚友。唐肃宗即位之后，阿倍仲麻吕（晁衡）被擢升为左散骑常侍（正三品）、安南都护^〔1284〕，最后官至光禄大夫（从二品）兼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70岁高龄的阿倍仲麻吕病逝于长安，被追赠为潞州（山西长治市郊区）大都督^〔1285〕。

吉备真备出身日本下层贵族，其父亲下道国胜是日本右卫士少尉。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到中国留学，学成回国之后，历任大学助、中宫亮、右卫士督、东宫学士、春宫大夫、右京大夫、大宰大贰、西海道节度使、东大寺的营造长官兼中卫大将。最后升任中纳言、大纳言、右大臣（副首相）的高位，成为日本政界的杰出人物。

此外，随日本遣唐使团到中国留学者还有大量“留学僧”，空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空海到中国之初只有7岁，被安排到长安西明寺学习，后来拜长安青龙寺密宗高僧惠果为师。惠果十分欣赏空海的悟性，授其法号为“遍照金刚”。空海学成回到日本之后，曾先后担任“少僧都”、“大僧都”，成为日本佛教的掌门人。其实空海在中国学有所成的本领，最突出者并不是“佛法”，而是书法。空海在长安西明寺学习期间就特别崇拜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及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终日苦练，深得中国书法的神韵。后来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为日本书法的“三笔”。他当年写给师兄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现存于京都“教王护国寺”，号称日本国宝。(www.xing528.com)

早在“遣唐使”之前，日本就曾4次派遣“遣隋使”到中国学习。第1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第2次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第3次是大业四年（608年），第4次是大业十年（614年）。其中虽然也有留学生，但人数不多，影响不大。

【注释】

〔1279〕见刘昫《旧唐书》第199卷上第5341页《日本传》。

〔1280〕见魏征《隋书》第81卷第1827页《倭国传》。

〔1281〕见刘昫《旧唐书》第199卷上第5340页《日本传》。

〔1282〕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20卷第6208页《日本传》。

〔1283〕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20卷第6208页《日本传》。

〔1284〕安南都护：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北庭”等6个“都护府”，相当于边防军区，首长称“都护”或“大都护”。唐代的“安南都护府”设置于宋平（越南河内市），管辖范围包括广西南部、越南北部及中部。

〔1285〕大都督：唐代前期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为州（府）、县两级。“州”大体上相当于隋代的“郡”（首都或陪都所在地设置为“府”），州府之上设有“都督”，管辖10个州以上者称为“大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