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经验

建党百年来，党和国家带领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摆在首位，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制度，坚定了制度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23]“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24]

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坚持法治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地理、气候、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放眼世界，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发展道路，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法治发展道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均为较好地坚持了法治发展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论述对当下建设法治中国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法治中国建设，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中国法治经验，着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适应中国法治需求，彰显中国法治特色。毛泽东同志与谢觉哉在讨论边区立法时曾说过：“宪法必须请边区的同志多研究，多提意见，成为边区自己的东西。要冒出泉水来才有用，泼的水是无用的。外来同志尽泼水之力是需要的，但必待它自己冒出泉水。”这揭示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深刻道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 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群众游行中的民主法治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 （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相结合。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小国巨人”，与其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完善法治理念和治理体系密不可分。新加坡借鉴吸收了西方部分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但摒弃了西方激进式民主、放任式自由以及个人权利至上的做法，而是结合新加坡自身实际，继承了社会先于个人的儒家传统，形成了独具新加坡特色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中国，既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法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又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中适合中国土壤的有益经验，认真鉴别、合理吸收。既不关门搞法治，也不大水漫灌“全盘西化”。

【注释】

[1].参见周佑勇：《百年大党推进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启示》，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6期，2021年6月6日。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3].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治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2—263 页。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6].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页。

[7].习近平：《以科学理论指导全面依法各项工作》（2020年11月16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8].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求是》，第1期，2015年1月1日。

[9].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治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第262—263 页。(www.xing528.com)

[10].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11].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求是》，第1期，2015年1月1日。

[12].参见黄文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载《法治现代化研究》，第1期，2021年2月15日。

[13].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载《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14].参见江国华、易赛键：《论立法民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2007年7月10日。

[15].参见江国华、易赛键：《论立法民主》，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4期，2007年7月10日。

[16].参见《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17].参见《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

[18].参见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第5期，2021年3月1日。

[19].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2014年1月7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0页。

[20].习近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3年2月23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21].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5页。

[22].习近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年2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2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8期，2019年9月16日。

[2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第18期，201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