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了有关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文献后，斯通（William Stone）似乎否定了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的存在。[112]这个论断让埃森克颇为恼火，尖锐地批评斯通过分纠结文本、忽略事实，据此所得的判断也不可能客观中立。实际上，斯通质疑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主要源于这些学者太过强调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脱离了心理研究的既定轨道而有悖于政治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斯通认为，学者们一直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现实中的确普遍存在左翼威权主义人格，而该领域理论建设的薄弱也让其发展雪上加霜。因此，斯通建议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能引入更多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并注重有关概念的哲学辨析和去意识形态化。另外，他指出雷伊在借用阿多诺尔等人的理论来论证两种威权主义人格类型时缺乏全面的考虑，很可能会有损加利福尼亚团队在经验证据和理论构建上的成就。另外，斯通批评麦克洛斯基（Herbert McCloskey）与希尔斯也像很多人那样混淆了威权主义人格和威权主义体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13]
实际上，斯通的质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欧美国家的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之所以强调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其政治目的在于打击被视为与法西斯极权主义沆瀣一气的国际共产主义，同时也想美化西方体制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为打败轴心国而建立的短暂合作关系破裂，取而代之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为对外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所进行的经济、外交与军事等的激烈对抗，这也让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深刻偏见彻底暴露出来。战争的胜利不但让苏联成为在欧洲最强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的核武器，也让苏联模式赢得了广泛的认同，深刻地鼓舞了亚非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和文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充满了傲慢和自负，自然而然就将称霸计划的所有障碍都归罪于苏联及其共产主义。[114]杜鲁门曾公开宣称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与自由制度对立的“新的极权政权”，它严重威胁了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必须以经济和财政援助为主要手段来遏制苏共膨胀的野心。[115]反过来，苏联要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国民经济并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势必会与以美国为首的强大势力产生直接冲突，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犯过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116]至此，两个大国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经使“国际共产主义”取代法西斯主义被西方国家视为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
为了博得世界的同情、盟友的援助以及国民的支持，它们都需要守住自己的宣传阵地和话语控制。显然，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虽然与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同属“极权主义”的一端，与苏共和社会主义理不清关系的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却被认为是一种更坏更危险的人格类型。它不仅隐藏着反社会反人类的躁动，而且，这种极强的破坏欲望还会转换为现实行动，例如，随时有可能发动核战争把全世界抹平，让千疮百孔的世界再次成为人间炼狱。恰好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制度可以为人类创造一个天堂般的美好世界，不仅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供应充足，社会成员还能享受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才是世界人民都应该向往的未来。(www.xing528.com)
为了迎合这一时代特色，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就将左翼威权主义人格与国际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将之与右翼威权主义人格一同置于欧美制度与“民主人格”的对立面，而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凶恶反动的“照妖镜”，任何与这种主流相悖的主张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希尔斯在提出其左翼威权主义人格主张时就指出，加利福尼亚团队的威权主义人格理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他们与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亲近蒙蔽了他们的双眼。[117]诚然，阿多诺尔等人的研究的确受到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已有研究的深刻影响，而他们的项目也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传统与美国政治科学方法的结合物。例如，他们认为威权主义人格只有在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会爆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种极右的缺陷人格也终将随着赖以存在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而走向衰败。不过，加利福尼亚团队并没有完全忽视政治上左翼与右翼的问题。他们曾在《威权主义人格》的前言中提醒读者，威权主义人格研究所使用的左翼与右翼的概念可能与传统政治划分不完全一致，因为具有显著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倾向的人既可能支持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也可能效忠右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唯一的要求是这种追随能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和有效秩序。[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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