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威权主义人格：臆想还是现实的研究分析

上面提到的实验似乎说明了左翼威权主义人格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人格类型，而且是一种与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存在显著区别的人格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领域的理论构建和概念辨析滞后，这些学者仍然用几十年前的那套理论来观察和理解当今的社会政治现象，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根据经济学人信息社在2013年提出的民主指数报告，所测评的167个国家或地区中只有25个称得上是“完全民主”的国家，占统计总数的15%，占统计人口总数的11.3%。蝉联榜首的是挪威（9.93分），美国位居第21名（8.11分）。^[132]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对民主的界定，即使被评为世界上最民主国家的挪威也没有达到完美的10分。而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1年得到的数据，有20多个中东欧国家被评为“不自由的国家”，剩下的只有四成能算得上是“部分自由的国家”。虽然并非要用非民主、非自由制度的些许优点来贬低暴露了某些缺点的自由民主制度，但人们的确需要理性看待民主与自由，二者绝非纯度越高越好。另外，托克维尔在近两个世纪前大赞美国的民主时也提醒人们，民主本身就存在破坏因子，必须借助有效的外部制约和内部平衡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133]现代自由民主的根本之义在于其对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包容力，由单一政治倾向构成的同质社会不见得就能实现善治。运行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人格结构以维持日常运转，也能够根据紧急情况作出相应调整。

早在美苏冷战全面爆发之前，许多西方学者就开始同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解决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可鉴之处，而他们也比较广泛地认可马克思主义将法西斯主义看做是极右现象的观点。这时，人们更喜欢用“持偏见者”而不是“威权主义者”的提法来指代具有威权主义人格的个人，有意识地淡化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134]然而，冷战的升级使得意识形态立场一下子变成了划分敌友和选择战线的首要考虑，而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1949年3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职员工被强迫立誓反对共产主义，有45人因拒绝在宣誓协议上签字而遭到解雇，其中就包括《威权主义人格》的一个原作者——桑福德（Nevitt Sanford）。无巧不成书，在这场风波尚未平息时，《威权主义人格》出版了。有个天真的新闻记者祝贺桑福德说，他们的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顺利出版，说明学界还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秉持价值中立和政治无涉的态度，而他们的研究也必将获得更公平公正的对待和更完善有利的环境。这着实让桑福德哭笑不得。不久，虽然那些被解雇的人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复职，但附加条件是他们必须签署一份新拟的、表面看来比较温和的协议。除此之外，很多积极关注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人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麻烦，例如，史密斯（M.Brewster Smith）曾因为高度评价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成就而遭到传唤，成为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一份子。

可见，包括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在内的整个威权主义人格研究无不受到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而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似乎也可以为了其政治目的而任意堆砌和修改。希尔斯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批评一些学者为了讨好美国政府而随意裁剪自己的威权主义人格理论，理所当然地将国际共产主义及其激进平等主义划为与法西斯主义及其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对应物。^[135]这样，所有对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国家流露过一丝同情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靶子，但这些学者似乎总是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这一头脑中的想法。用布朗（Broun）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尴尬再合适不过了，“至今仍没有人能证明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切实存在，但人们就是感觉肯定会有这么一种类型，而他们就隐藏在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左翼分子及其左翼运动之中”。^[136]这种“感觉”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激励着西方学者不断寻找符合他们想象的左翼威权主义个人，而现实的政治感情和偏见却让他们固执于社会主义世界，至今仍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www.xing528.com)

已有的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就像一个个散落在海洋中的孤岛，既难以相互联系以彼此证明，也因难以重复实验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埃特米耶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改进量表并潜心实证测评，但现实例证的匮乏让他不禁怀疑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甚至认为希尔斯的猜测是否也只是种不可名状的“感觉”。^[137]不久，一直与埃特米耶论辩左翼威权主义人格是否存在的问题的埃森克已经开始转向其他领域，接替他的是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雷伊，他与埃森克一样都十分肯定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在现实中是存在的。黑文和康纳斯（Patrick Heaven and John Connors）对澳大利亚本科生的研究支持了雷伊和埃森克的坚持，^[138]杜契克（Dukic）在南非的实验^[139]和梅伦（Jos Meloen）在荷兰的测评^[140]却证明了埃特米耶认为左翼威权主义人格难以佐证的观点，而这一争论仍然会继续。

综上所述，左翼威权主义人格是一种在理论上被认为存在而在现实中尚未普遍确证的人格类型，它与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具有自己独特的方面。现实中的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局限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对自由民主的过分自信，偏离了社会政治心理研究的本真。太过强调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含义就像是给它下了一个紧箍咒，大大限制了它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并进行相应调整的能力。桑福德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告诫人们，不要指望用几十年前得到的结论就能完全说明当前遇到的问题。^[141]在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淡去的今天，如果还固守过去的那套概念和体系来指导当前的理论与实践的话就根本无法彻底摆脱依附其上的偏见和敌意，而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也不可能走得更远。^[142]除了俄罗斯和中东欧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现代威权主义性质的国家与地区仍然面临民主转型的巨大压力，整个社会也因各种力量的冲击而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单元或群体，其中就可能包括具有左翼威权主义特性的个人。如果想要在这些地区获得新的突破，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就必须放下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偏见，回归社会政治心理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