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衰败：威权主义下的政治排斥与社会抗争

威权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政治衰败的命运，经济发展（不管是增长还是衰退）带来了社会的急剧变化，而以政治排斥与政治集权为本质特征的威权政权不可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减少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人口中的大多数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将经济发展拖入衰退的边缘，经济危机是威权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政权合法性的下降，人们对政权充满了不信任，社会矛盾和冲突极致化和公开化，矛头不断地指向政权，公开挑战独裁者政权的集体行动日益增多，独裁者无一例外地以压制回应社会的集体行动和挑战。但是，压制尽管能够在短期内抑制集体行动，然后，从长期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久地维持政权。政治排斥和政治集权带来了社会的不满和经济的停滞，而独裁者解决社会不满和经济停滞的手段则将威权政权一步一步地引导到衰败的方向上去。

威权主义政权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要采用的政治排斥的方式。这种方式总的来说是将公民从形式上或本质上排除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之外，剥夺他们的参与权。在那些具有民主政治历史传统的威权国家，独裁者或许会保留民主的选举制度，允许公民参与定期的政治选举，但是，独裁者通过其他方式将这种选举的有效性降低到最低点，保证自己获得选举的胜利；独裁者破坏选举有效性的通常做法包括：拘捕或流放反对派领袖；取缔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反对党的存在；限制新闻自由，逮捕或处死那些揭露独裁者腐败的新闻记者；禁止人们公开抗议和游行。在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历史的国家，威权政权排斥公民参与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规定公民参与为非法，禁止建立公民参与制度的各种努力；另一种是通过顺从性动员，使得民众成为威权政权积极的支持力量，国家是这些民众政治参与的动员者和组织者，这样，减少了政治异议表达不满的机会和条件。

威权主义政权在排斥公民参与方面是一以贯之的，不仅排斥普通民众，而且排斥精英，政权本质决定了其政治排斥是没有边界的，尽量减少社会与独裁者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个人独裁制政权是一种类似于家族的政治结构，极少数的家族网络成员垄断了主要的政治权力，独裁者的政治信任是建立在这种网络基础之上的，没有家族背景是很难获得最高领袖的信任，因此，这种制度公开排斥社会其他群体进入政治过程。在军人政权中，由少数军人构成的军事集团垄断了关键的政治职位，政治权力的分配也主要在军队内部展开，那些缺乏军人背景的文职官员，很容易被排斥在重要的政治决定的过程之外。在一党制国家，建立在意识形态统治基础上的独裁政权，经常倡导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由少数信仰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发动的革命，在革命后，他们一般倾向于将旧制度中的社会精英视为新制度的敌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剥夺他们的精英地位，以穷人的广泛参与剥夺少数精英的政治权利。在威权主义国家，政权剥夺多数人政治参与的权利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尽管三种政权之间在剥夺的方式上有所区别，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存活的威权主义政权，它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其前辈，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权公开地排斥社会的多数群体，几乎没有公众参与政治的制度渠道。但是，在二战之后崛起的威权主义国家，它们在政治的制度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们通过建立各种政治制度而将社会连接了起来，在这些制度中最主要包括官僚制和其他管理机构。^[39]作为公民参与的象征性制度，选举制度在大多数威权主义国家中广泛存在着，但是，这种制度在政治参与方面是形式大于实质。由于选举缺少竞争性和自由，公民无法进行有效的投票决定，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总是有利于威权者集团，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极小。类似于选举制度的其他参与制度，例如，有关公民抗议权、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的制度，由于受到威权者的严厉限制，它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不论威权国家是否建立起政治参与的制度，这些国家的公民实际上仍然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主人。(www.xing528.com)

在威权主义社会，国家维持政治排斥，通常会诉诸两个手段，一个是政治集权，另一个是政治压制。作为社会分权的替代物，政治集权反应了威权者对权力的理解，他把权力看作是私有财产，只允许它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被分配，任何觊觎权力的人都是被看作不能接受的对手和敌人。为了使权力牢固地掌握在威权者手中，威权主义制度在内部和外部实行权力高度集中。在制度内部，独裁者将权力交给少数对其极端忠诚的亲信管理，排斥其他政治精英的介入；而在外部，威权者以假民主的方式剥夺社会的参与权利，排斥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这种集权的制度安排虽然能够为威权者带来短期的权力稳定，但是，缺乏政权基础的集权制度最终会制造大量削弱其统治根基的因素。威权者在制度内部实行的排斥策略，培养了许多内部政敌，他们不满于威权者的个人独裁，对独裁者亲信的广泛腐败行为充满了怨恨，内部排斥将大量的政治精英边缘化，使他们觉得在制度内部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当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些对事业感到失望的内部官僚，会在很大程度上同情来自社会底层的集体行动的诉求，他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背叛威权者，成为敦促威权者进行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威权主义政权对社会实行政治排斥，其直接后果是削弱政权的社会基础，积累颠覆威权政权的社会力量。由于排斥社会底层的政治参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生活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从沉默的群体，变成一个向国家政权呐喊的抗议者。土地分配、失业、通货膨胀等严重影响这些社会下层群体的因素，会帮助他们改变对威权政权的理解，由政权的默默支持者和保守派变成一个积极的反对派，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他们会走上街头或揭竿而起，以堡垒或要塞为根据地与国家对峙。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的命运也会由于政治排斥与政治集权而受到影响，一方面，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参与的大门之外，难以有效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成为统治集团聚集钱财的对象，高额的税收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再加上大量的腐败成本，使得这个阶级在威权主义社会中举步维艰。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个有产阶级被掠夺的可能性和机会，他们虽然很难成长为对抗威权主义政权的先锋，但是，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政治需求与威权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他们是对抗威权主义政权的助力器。

政治排斥与政治集权的另一个结果是，寡头决策模式降低了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决策权被威权者及其小集团所垄断，它增加了决策的盲目性和不科学性，提高了决策成本，延误了国家处理危机的时机与能力。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具有民主制的政府和相对自由的大众传媒的任何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而在非民主国家，像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其他独裁国家，都曾发生过严重的大饥荒。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国家具有纠正决策失误的机制，即使发生像饥荒这样的自然灾害，它们也会通过相应的制度与程序，将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但是，独裁国家恰恰缺少这样的制度，缺少社会参与的决策机制会人为地增加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延误缓解危机的时机。^[40]对威权主义政权来说，不仅饥荒这样的大灾难难以应付，那些非自然灾害像经济危机也是其难以应对的难题。政治排斥与政治集权不仅容易带来社会危机，而且会加剧社会危机的程度，引发更大范围的危机，某个领域的危机往往会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危机。这更增加威权国家处理危机的难度。

作为维持政治排斥与政治集权的手段，政治压制是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国家机构当中，威权者最注重军事机构的建设，他们会花费大量的经费用于扩大军事机构的规模和能力。例如，在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1977年，国防预算比1972年增加了将近十倍，军队规模从1971年的58000人增加到1982年的158300人。^[41]军队地位的提升对于独裁者维持政权，的确能够在短期内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以武力维持政治排斥和政治集权的方式，为威权者制造了大量的对立面和反对力量。在制度内部，强调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必然降低其他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军队使用大量的经费，减少了国家对其他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投入，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内部制造了政策上的反对派，大量官僚对微薄的收入感到不满，对政治升迁渺茫而感到愤愤不平。在外部，军队规模的扩大必然增加社会的经济负担，大量税收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恶化了经济状况，人们对国家的怨恨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