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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的藏书文化及其来源探究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诸侯国藏书来源大致有这样一些途径:一是周王室所给。诸侯国均有本国的史记,或曰春秋,且都抄送王室收藏。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在战国时,诸侯国很重视组织“士”编写著作,留下一些有名的著书故事。作为诸侯国有藏书的一个突出证据是汲冢古文的发现。[5]《汲冢书》可证实,诸侯国确有藏书,所藏之书不仅有本国著述的,也有它国、王室的典籍。诸侯国藏书的载体多种多样,其中主要为简册和帛书。

诸侯国的藏书文化及其来源探究

诸侯国藏书来源大致有这样一些途径:

一是周王室所给。天子分封诸侯时,均赏赐“典策”即典籍简册。周天子的重要文书,也都是由专官送给诸侯。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周武王克商,成王定天下后,分封诸侯,以蕃屏周。分赐给鲁公伯禽的财物中,有“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杨伯峻释曰:“典策”为典籍简册,并说:“周礼尽在鲁,必有典籍简册赐之。”[1]又,《孟子·万章章句下》记:孟子回答北宫锜“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一问时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杨伯峻的译文是:“详细情况已经不能够知道了,因为诸侯厌恶那种制度的不利于自己,都把那些文献毁灭了。”[2]周王室分给诸侯国文献,在《周礼》的史职中也有记载。《内史》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这两段话意思是,周天子命爵诸侯、孤卿大夫,内史把天子命令写在简策上,共二本,正本下达畿内诸侯及大臣,副本妥为收藏。《外史》职云:“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语意为,外史掌理书写周天子下达畿外诸侯的命令,也是一本,正本送达有关诸俟,副本妥为收藏。并且,外史还负责把王室收藏的古代典籍的书名目录布告四方。可见,周王室是常有天子文书送诸侯国的。

二是本国的史记及文书。诸侯国均有本国的史记,或曰春秋,且都抄送王室收藏。《周礼》所谓“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学四方之志”[3]的“志”,即诸侯国抄送王室的史记,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机》、郑之《郑书》之类皆是。孔子所得百二十国春秋即为诸侯国均有史记的明证。

三是本国著述。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在战国时,诸侯国很重视组织“士”编写著作,留下一些有名的著书故事。“稷下先生”是其中之一,说的是齐桓公、威王、宣王时,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扩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任其讲学议论。因此,这里便成了战国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其中便有淳于髡、驺衍、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和荀况等著名人物。他们一边讲学,一边争论,同时撰写著作,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4]吕氏春秋》的成书是其中的又一件趣事。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招天下文人学士达三千人。吕氏要他的门客写下各人所见所闻,综合他们的言论而完成八览、六论、十二记,共二十多万字,取名《吕氏春秋》。齐、秦网罗天下人才著书立说说明,诸侯确很重视著述。这些著述,诸侯有藏;著者个人也有,这就成了著者游说的本钱,处世之资本,也成为他们阐述其学术流派的代表论著。

四是诸侯引进、流入的典籍。如楚国亦藏有《三坟》、《五典》等上世帝王遗书,拥有傅太子的九种教材。作为诸侯国有藏书的一个突出证据是汲冢古文的发现。晋太康二年(281),从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日安釐王)墓中出土简书数十车,得魏国所藏古书七十五篇,后称“汲冢古文”,或称“汲冢书”,计有:《纪年》十三篇,为魏国之史书;《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圭卜》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箱;《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此外,还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杂书十九篇。此外,有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5]

《汲冢书》可证实,诸侯国确有藏书,所藏之书不仅有本国著述的,也有它国、王室的典籍。

诸侯国藏书的载体多种多样,其中主要为简册和帛书。(www.xing528.com)

1.筒册

简册作为我国先秦文献的主要载体,出现很早,至少在商汤时就应该有了。但作为最早的实物被发掘出土的,截止目前为止,只有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约有八千多片,涉及鲁、魏、楚、曾等国。战国时期诸侯国使用的简册,主要为竹简,宽一厘米左右,厚零点一至零点二厘米。长度不一,长的可达六七十厘米,约合古尺二点六至三尺;最长的有七十五厘米,合古尺三点三尺。短的十三点五厘米,合古尺零点六尺。竹简上、下两端各有缺口,为编简时束缚使用,以免绳或绸脱落。束缚或用细绳或用绸带。一般是先编成册再书写。用毛笔墨书,也有用漆写的。一简上字数多少不一,一股写在竹黄一面,间或也有写在竹青一面的。写好的简册,多用竹箧装载,也用绸布包裹。竹简制作精细,有一整套制作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的简书,在考古中多有发现。如在湖北省江陵九店621墓中,于1989年出土了一百二十七枚残筒,属于战国中期后段楚简,字形上与以往发现的是简较为相似。筒文墨书在竹黄一面,出土时呈现黑褐色。经专家研究,这些残简断筒是不明性质的古书残简,也有专家认为是《日书》残简。

1993年冬,较此批楚简在时代上稍晚的湖北省荆州郭店1号楚墓中,出土了八百零四枚竹简,其中就包含有多种古籍,如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的著述等。经考证,该墓墓主生前地位相当于“上士”(周代爵号之一,俸禄仅次于大夫)。殉葬竹简如此之多,则足以说明墓主在世之时的职业一定同学术文化工作有关,他是我国藏书史上佚名的先驱者之一。

2.帛书

有实物可证的最早的帛书,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墓中出土的。20世纪30年代,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座战国是墓被人盗掘。其中圾重要的出土文物,是一幅珍贵的帛书,它随后被当时供职于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考克斯携带出境,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些帛书实物的现世,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帛书及其收藏制度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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