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殖民扩张历史的分析介绍

为了进行殖民扩张，英国与其他种族交往甚密，尤其是和各殖民地的原住民。除了与英国有商贸往来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游走在印度和摩洛哥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英国人几乎和世界各主要人种都进行了接触。

英国的主要殖民成就是对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及混血人种进行治理。只有通过与印度原住民的友好交往，英国才能改变其臭名昭著的殖民影响，重获国民的尊重。

一、西非黑人

英国人初次踏上西非的土地时，发现这里的居民都是最纯正的黑种人。这些黑人的卷发、厚嘴唇和塌鼻梁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几内亚的土著。白人在西非殖民地建立贸易工厂，开始了长达二百五十年的奴隶贸易。然而，西非的部落纷争自此得到平息，酋长们的贪欲也得到了满足。1806年，情况略有改观。英国派遣巡洋舰打击贩奴船只，并在塞拉利昂设置了奴隶救助站。随着19世纪产业的复苏，英国在弗里敦、海岸角城堡和拉各斯设立了几内亚贸易点，并增设了尼日利亚贸易点，通过奴隶贸易牟取暴利。

流离失所的原住民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在沿海地区的酒品贸易，因为这种贸易与奴隶贸易并无二致，有百害而无一利。公众的谴责声越来越大，但官方并未予以回应。

此外，葡萄牙、荷兰和德意志公司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完全漠视基本人权。

英国殖民者试图教化塞拉利昂殖民地的黑人，让他们像欧洲人一样生活，但收效甚微。模仿来的文明就像空心芦苇，虚有其表，一旦遭受压力，就会刺破人的手心。英国圣公会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净化塞拉利昂的教会。加内特·沃尔斯利子爵坚称，没有白人的教化，大部分殖民地将沦为蛮夷之地，非洲西海岸的集市上也将再现活人献祭的场景。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个别黑人受到欧洲文明思想的教化后，开始变得与众不同。美属利比里亚殖民地的文明教化效果显著。虽然文明教化的形式各异、程度不一，但教化进程已经步入正轨。

加内特·沃尔斯利（1833—1813）

黑人迁居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后，对当地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虽然众说纷纭，但黑奴依然延续了早期的原始部落生活习惯。对此，我们不应该以英国的标准加以评判，也不能奢求黑奴的生活能有多大改观。即使推行旨在提升黑人社会地位的法案，“黑奴”也不会一夜之间变得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尽职尽责。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声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一说法与游人对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印象如出一辙。然而，斯宾塞·圣约翰爵士对海地共和国的印象却与此大相径庭，他发现海地盛行巫蛊之术，这片蛮荒之地上总是愁云密布。此外，对英国政治的刻意模仿使海地的政治生活显得荒诞不经。黑人励精图治，却留下了无限伤痛。海地人民盼望杜桑·卢维杜尔的重现，如果能得偿所愿，海地的历史一定会有所改变。

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1818—1894）

美洲南部的殖民者认为，黑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黑人对此是否认同，仍不得而知。片面之词使人们对英国的既得利益心存疑虑。除非黑人接受有效的组织管理，否则将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废奴主义者相信终有一日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但目前美国的废奴运动是否会成功尚无定论。

二、南非黑人

与西非黑人不同的是，非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原住民并不是纯种黑人，他们身体中流淌着阿拉伯人的血液，而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上一代欧洲殖民者认为，随着开普敦殖民版图的扩张，勇敢的卡菲尔人同仇敌忾，给殖民者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当代祖鲁人与卡菲尔人相比，过犹不及。

英国应该早日结束与卡菲尔人和祖鲁人的军事敌对状态。工业时代的曙光终将惠泽原住民，工人或农民的身份会使他们深感幸福。然而，质疑声此起彼伏，因为野蛮的祖鲁人破坏了殖民地的生态，纳塔尔上空回荡着阵阵哀嚎。如果祖鲁人不再蛮化未开，接受文明的教化，就可以进行自治。在开普敦殖民地，英国和荷兰殖民者对能否教化当地黑人一事充满疑虑。事实证明，白人并没有欺压黑人，而是与他们和睦相处，因为和平不仅有利于黑人的身心健康，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铁路横跨欧洲及沿海地区，连通了贝专纳、马绍纳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资金流通和人才流动。与巴巴多斯和马提尼克岛辛勤劳作的同胞相比，这些地方的原住民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然而，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必然会遭到淘汰，但这并不是英国殖民者的本意，而是这些民族确实无法适应现代文明。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逐渐退向内陆，而且人口骤减，日渐消亡。

英国希望南非黑人能够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然而，南非黑人的发展历史中充斥着永无休止的部落迁徙和部落冲突。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文明终将拯救黑人，而不是毁灭他们，这一愿景一定会实现。

三、北美印第安人

欧洲人发现，北美原住民的实际地位远高于其在人类族谱中的地位。在美洲，除了“印第安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和亚洲的“白种人”。“白种人”来自荒凉贫瘠的南北疆域。“印第安人”属于蒙古人，抵达美洲的时间相对较晚，具体时期不详。因此，“印第安人”的称呼虽然沿用至今，但并不准确。他们在圣劳伦斯河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繁衍生息，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印第安人的产业结构，历来说法不一。人们通常认为，他们还处在猎获野牛的狩猎阶段，不属于游牧民族。印第安人的农业已经初具规模，主要种植印第安玉米和烟草，手工业以制陶为主。一些部落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领地，棚屋就是他们的营地。大多数男性印第安人奔赴狩猎场或战场，女性多在沼泽地里种植玉米。

英国与印第安人的交流方式往往是先进行和平会晤，再签订合约进行交易。为了侵占印第安人的领土，一些殖民者骗取了印第安部落的信任，然后与他们签约。印第安人知道实情后断然毁约，发起了一系列烧杀抢掠、野蛮屠杀的报复行为，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领土易主。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斗争之后，殖民地政府于1756年与英国开战，并悬赏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支持英国皇家军队，反对殖民地政府。现在，印第安人依然视“英王乔治三世的军队”为朋友。

随后，英国和美国轮流瓜分了北美洲，致使印第安各部落四分五裂。

北美印第安人猎杀野牛

北美印第安人狩猎棕熊

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

在加拿大，法兰西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还算温和，从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友谊遗产，历久弥新。加拿大的英国移民约有十万人，超过加拿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加拿大政府提供较多的补贴，鼓励人们积极发展农业。哈德逊湾公司的部分员工还从事狩猎活动，进行皮毛交易。1885年，路易·里尔组织法印混血人种发动了起义，但由于孤掌难鸣，并没有成功。1874年，达弗林伯爵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在塔斯卡洛拉的易洛魁联盟会晤时称，“几乎所有印第安部落都将加拿大视为‘信仰、人道与仁慈’的化身”，并对“正式承认酋长地位，鼓励各部落自治”的政策大加赞赏。

路易·里尔（1844—1885）

美国的白人也渴望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但事与愿违。联邦政府要为印第安人分配保留地，但由于白人人口过剩，侵占了保留地，联邦政府的号令无法有效实施，只能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境，因为政府认为印第安种族的力量太过强大。截至1872年，美国政府同印第安部落签订了四百多份条约。然而，这些条约“墨迹未干，就已经无疾而终”^[4]。条约的贯彻实施主要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政府不想让自身的利益受损，却也无能为力。殖民者将山地与平原夷为“领地”与“州”，印第安人一无所有，四处漂泊。

难道印第安人就束手无策吗？17世纪，在荷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温和派与激进派各执一词：温和派坚信唯有良善才能俘获人心；激进派宣称唯有杀戮才能得到安宁。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倾向温和派，认为种族灭绝的方式并不可取。现存的印第安部落与其他族群为此提供了佐证，如切罗基部落主要以农业为生，也发展畜牧业，人口增长较快，年均教育经费达七万美元，还拥有报社与私人财产，白人对他们尊敬有加。

切罗基部落(www.xing528.com)

现居纽约的奥奈达部落是易洛魁联盟的余部。这个部落已经完全内化了白人的社会习俗，L.A.拉斯罗普称其为温文尔雅、勤劳敬业的基督徒。

目前，约有二十五万美洲印第安人散落在一百多个保留地，其中，近一万五千人与白人聚居。

奥奈达印第安人

除非英国政府实行保留地制度，并永久开放加拿大猎场，否则印第安种族终将灭亡。赫尔曼·洛策生动讲述了一位印第安酋长亲眼见证变革之后的感受：“白人种的谷物生长周期短，他们坐收其成，一本万利。然而，印第安人以打猎为生，耗时费力。”因此，白人都比较长寿，而且子孙满堂。如果印第安人以农耕为主，就可以从食肉者转变成耕种者。不可否认，只有经历这样的经济变革，并将亨利·戴维·梭罗的哲学思想发扬光大，印第安人才能继续生息繁衍。但即便如此，那些身体内流淌着印第安血液的土著人，由于逐渐被白人同化，最终成为混血人种。

四、毛利人

新西兰的毛利人

提到印第安人，还会让人联想到新西兰的毛利人。毛利人肤色偏黑、体格健硕，而且骁勇善战，又被称为波利尼西亚人，即黄色人种、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混血。他们勇敢捍卫家园，最终赢得和平，也获得了殖民者的尊重。总体来说，英国在新西兰的殖民进程一直比较顺利。新西兰首任总督威廉·霍布森遵守条约，承认了毛利人的土地所有权，并称毛利人得到英国女王的直接庇护。1841年签订的《怀唐伊条约》成为毛利人的“大宪章”。但毛利人并没有意识到，签订条约意味着放弃主权、永失领土。随后，毛利战争爆发，毛利人痛失大片领土。现在，约有四万毛利人居住在新西兰北部，而且人口数量锐减。他们迁徙到新西兰不足四百年，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却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正如毛利人所言，他们注定会灭亡。无论是现在还是不久的将来，崭新的文明将重塑毛利人。但毛利人不断否定自我，似乎已经无法战胜消沉的意志，重振旗鼓。

五、南太平洋土著

起初，英国与斐济原住民之间的交往仅限于个人层面。传教士逐渐教化了这些原住民，使他们接受英国的庇护，以御外辱。

英国政府不再向新几内亚输送移民，试图保护原住民免遭非法殖民的侵扰，那里管理秩序井然，摄政的帷幕逐渐拉开。

六、澳大利亚土著

斐济原住民

翻开人类的历史篇章，英国人对其殖民史深感羞愧。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土著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生活也没有什么贡献。印第安人的故事再次上演，澳大利亚仅存的一点浪漫色彩逐渐消失殆尽。澳大利亚土著属于棕色人种，既不像新几内亚北部的巴布亚人，也不像澳大利亚南部的塔斯马尼亚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曾在人种分类中补充了澳大利亚人种。澳大利亚部落众多，散居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澳大利亚的人种包括部分非洲人、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人、北部的马来人。上述人种位于人类族谱的末端，与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属于同类。如果有人否认了这些人的人性，那么他一定是心存偏见、冷酷无情的人。但也有人持相左的意见。卡特勒法热在《人类种族》中写道：“我非常不愿谈论澳大利亚的话题，白人从未像对待澳大利亚人那样对待其他弱小民族，他们在澳大利亚肆无忌惮地诋毁诽谤，残忍无情地掠夺杀戮。巴特勒·厄普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根本不能称为人，他们拥有人类最邪恶的品性，甚至连猴子也要为此自惭形秽。正直的人一定会反驳这种刻薄的言辞，也会提醒前往澳大利亚的淘金者。澳大利亚土著的邪恶品性一旦释放，就会证明上述刻薄之辞。到那时，我们就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故事，可以参照达尔文和珀蒂·图阿尔的旅行记录。”

澳大利亚土著

现在，澳大利亚划分了宗族部落，规定了疆界范围，并利用木材制作船舶，通过织网捕捉袋鼠。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消除“澳大利亚土著缺乏人性”的偏见。约翰·卢伯克断言，澳大利亚土著缺乏信仰和文化习俗的传承。卡特勒法热驳斥说，自创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土著就开始思考如何探索世界，他们通过祈祷祭祀的方式认识自然，而且相信来生，承认世间存在真假善恶。1890年12月，澳大利亚移民詹姆斯·邦威奇向皇家殖民地研究院递交的报告指出，曾经的澳大利亚土著智力非凡，是令人敬佩的催眠师和读心术师。

目前，还没有哪个权威机构能够提供澳大利亚土著智力非凡的相关证据。但亚历山大·坎宁安、詹姆斯·道森、查尔斯·威尔克斯^[5]、罗森多·萨尔瓦多、W.E.斯坦布里奇和卡尔·索福斯·卢姆霍兹提供的依据尚可佐证，唯独爱德华·约翰·艾尔、亚瑟·柯林斯和艾弗·麦吉利夫雷一直对这种观点存疑。

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教化初见成效，如詹姆斯·道森培养了很多土著农民，罗森多·萨尔瓦多训练出能工巧匠，朱尔斯·布洛斯维尔^[6]培训出淘金工人，亨利·巴克利引导土著部落走向文明。这些教化带来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详述。

无论盎格鲁-撒克逊人怎样畅饮朗姆酒，都不会导致种族灭绝。但澳大利亚土著却未必如此，因为他们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濒临灭绝。即使在人口众多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到一万人。

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改进了管理方式，用澳大利亚原住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有序管理。虽然西澳大利亚和北昆士兰经常发生一些悲惨故事^[7]，但原住民致力于扫清殖民余孽。

查尔斯·威尔克斯（1798—1877）

卡尔·索福斯·卢姆霍兹（1851—1922）

七、塔斯马尼亚人

塔斯马尼亚人的陨落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一抹悲情色彩。这段插曲记录了塔斯马尼亚人与白人的命运纠葛，令人感伤不已。残暴的殖民者踏上这片领土时，发现了弱小的塔斯马尼亚人。塔斯马尼亚人的奋起抵抗激怒了殖民者。德意志作家乔治·格兰曾描述了塔斯马尼亚人的消亡：“殖民者像猎杀野兽一样定期猎杀塔斯马尼亚人。塔斯马尼亚人的灭亡不是在文明降临之前，而是在残忍野蛮的白人到来之后。”1810年以前，殖民地的法律并没有将“杀戮原住民”归为谋杀罪。1826年，塔斯马尼亚人遭到种族灭绝。殖民地政府规定：捕杀一名成年人奖励五英镑，捕杀一名儿童奖励两英镑。塔斯马尼亚人就像困兽一样，无路可逃，惨遭杀戮。1876年，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妇女惨遭虐杀，种族灭绝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白人殖民者的非人行径人神共愤。驻塔斯马尼亚代表坚信，如果殖民者拥有人性的善良，一定会庇护原住民，但如果殖民者被人性的邪恶打败，邪恶终将吞噬一切。回顾这场大屠杀，正如达尔文所言，塔斯马尼亚人不该像印度的困兽一样被斩尽杀绝。

塔斯马尼亚妇女和儿童

八、南太平洋岛民

英属南太平洋诸岛，如斐济，从未发生过上述种族灭绝运动，但与白人之间的商贸往来给当地的原住民造成了致命打击。从丰富的史料中，我们不禁对这段历史扼腕叹息。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引起了殖民者的狂热与贪婪，也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

善于推卸责任的英国人在印度开展了慈善事业，以弥补殖民进程中的过错。但与其他弱小种族的交易相比，这种做法不值一提。英国给予孟加拉的福利并不能挽回塔斯马尼亚人的灭绝，对斐济人的仁慈也无法抵消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对牙买加黑人的补偿更无法抹去黑奴的悲惨经历。面对先辈们犯下的罪行，后代只能通过善待原住民来获得救赎。同时这是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首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