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归国杂感»)。随之,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大红大紫,为新学领袖。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登出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他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并列在“学者”项目下)。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王信的写作时间只署“初三日”,无月份)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文献»第18辑,1983年12月)1922年9月9日,胡适在上海得见焦循«剧说»六卷,他看后说:“焦氏此书是«宋元戏曲史»的先声,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宝贵的。”(«胡适的日记»)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
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
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胡适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但作为学人,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学问。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对胡适的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www.xing528.com)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胡适在学问上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也与日俱增。这时,他没有得意忘形,没敢忽视王国维的真实存在。他时刻在想着王氏的热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王氏身上还有一定的待开发的文化余热资源。从个人情谊上讲,他要回报王氏(是王国维启发他写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帮助他编了«词选»)。
这里先说胡适与曹云祥校长的前期联络工作。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说聘请“先生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由于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在未与胡适、王国维协商妥当的情况下,按本校聘教员的惯例,给王国维送上了校方统一印制的印刷品聘书。事后,曹云祥方发觉此法不妥,忙致信王国维解释,并附手写聘书一件。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
不久,王国维接受了聘请,成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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