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10点后,我搭乘两站地铁,抱着很大希望前往北京天坛公园。作为北京市活跃的老年人非正式游乐园,在这里你更有可能遇到一位练习少林功夫的七旬老人,但不会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阅读、散步或者野餐。
“你在找丈夫吗?”我一走进大门,就有一位壮实的中年妇女这样问我。她身高大约4.8英尺(146厘米),很有胆量,说话时带着北京人浓重的鼻音。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拿出一张小照片。“这是我儿子,他是一名律师,收入很高。我们在公园外面有3间老房子。想去看看吗?有一间房子已经装修好了,就等他和媳妇搬进去住了。”
我客气地对她说,我不是来找对象的,但还是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照片。他有着类似母亲的微笑,也长着类似母亲的肚子。虽然他显得身材高大,可是从身体上凸出的便便大腹却使他的体形看上去好像是个铁砧。
“他什么都会。”她继续介绍着,说她的儿子擅长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还擅长一些张梅没有教过我中文名称的其他几种体育活动。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道,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还用肘部轻轻推了我一下,似乎是在说“做我的儿媳妇吧”。
“我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我回应道,一边要显得礼貌客气,另一边却一门心思要逃之夭夭。
“多大年龄?”她问道。
“28岁。”我回答说,心里想着琼。
“他找的是媳妇,不是恐龙!还有更年轻的吗?”她说道。
我被激怒了,她也能看得出来。我很清楚有些中国人歧视年龄大的人,尤其是在婚姻方面,但是我并不想惯着她这个毛病。
她拿出来一块菠萝椰硬糖表示和解,然后凑近了对我说,“我应该给你透露一个实情。”她压低了声音耳语道,“他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甚至还相爱过。”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突然变得好奇起来。
“我不同意,因为她的出身背景。我也不许我的儿子再见到她。他继续和她相处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因为这件事,儿子和我闹僵了好几年,甚至都不和我说话,”她回忆道,“现在情况好一些了,我答应不干涉他的私事。”
“那你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呢?”我问她。
“当然是帮他找媳妇啊!”
我停下来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情况。这位女士也是当天上午来到“婚姻市场”的近200名父母和祖父母中的一员。那里除了有大量相亲者个人资料复印件外,还有一些只供会员象征性地付费就可以浏览的数据库。克里斯蒂的祖父也从这个数据库里挑选过一些条件好的男士供她考虑。
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这种事情居然还发生在当代中国,并且是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过我本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一些。那天上午我看到的情况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家长和子女们之间展开的浪漫拔河比赛的余波残景。
1899年,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创作的长篇小说《茶花女》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作为首次译成中文的欧洲长篇小说,《茶花女》一经发表立刻赢得了大量读者。据说,《茶花女》那位勇敢的中文译者林纾在翻译充满激情的不幸爱情场景,以及女主角玛格丽特死于肺结核的段落时痛哭流涕,邻居们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当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已经印完第二版。中国读者长期接触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描写炽烈爱情、贵族的社会没落,以及抛弃世俗名利的英雄主义情怀等方面的内容。但是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李海燕在其专著《心灵的革命》(Revolution of the Heart)一书中指出,《茶花女》以全新的浪漫主义手法向中国读者表现出了上述主题。《茶花女》描写的是税务局局长的儿子阿尔芒疯狂地爱上巴黎妓女,并决定娶她为妻,藐视贵族阶层强加给他的礼法道德的动人故事,使中国读者认识到,情感与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可以成为社会新秩序的合法基础。《茶花女》绝不是一部仅讲述男欢女爱、凄楚动人故事的作品。
应该记住,在清末民初的这个中国历史时期,中文里还没有表示“浪漫爱情”的词语。语义最接近的一个词是“情”,主要指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除个人情感以外,“情”还涉及美德。那时的人们仍然要将个人身份以及各种相关的“情”同自家亲属亲情紧密联系起来。
鉴于社会关系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有人认为,在中国的那个历史时期,浪漫之事尽管没有遭到禁止,却也没那么必要,不受重视。男人可以在妓院里同情妇打情骂俏,如果非常迷恋情妇的话,还能将其带回家来(直到1949年为止,一夫多妻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并不违法)。同性恋关系也得到默许。就连孔子(他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身材魁梧,板着面孔)也容忍享受快乐的行为和作品,只要适度不过分,不危害家庭结构或有关伦理关系就行。对于寻欢作乐的真正告诫只是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里讲的都是一见钟情的炽烈爱情和销魂的性爱故事。”李女士解释说。“但是这些故事大多结局悲惨——苦命恋人不是被表示反对的父母拆散,就是有一个恋人(常常是女人)突然变成了狐狸精。”这些情节都是有意安排的,李女士安慰我说,为的是直接表现人们在寻找合适的婚姻伴侣时感受到的焦虑,警告人们违背久经考验的婚姻制度会有什么悲惨下场。
这些故事常常写得才华横溢,但是李女士解释说,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充斥着同样的训诫说教:只要遵守结婚之前的礼法约束,不违背家风家规,就可以保你平安。如果只凭感情用事,无视礼法规矩,你就会娶到一个魅力无边,但只能给你带来灾难的邪恶狐狸精。
显而易见,“情”并不排除浪漫爱情或激情,只是要求爱情与激情应同其他理想水乳交融,和谐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与爱国。由于受家庭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想坚定不移、和谐一致地爱家、爱国、爱自己的亲爱之人,有时会比登天都难。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接过“情”这个概念并将它升华。五四运动起源于当年学生们在北京的游行示威活动,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这样一种认识:儒家价值观念(包括包办婚姻)造成了国家的政治软弱。在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的五四运动期间,投身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强烈主张个人重于社会,感情重于形式。由于时代精神使然,当时最大的争论点之一就是:爱。
“当时宣称(也是一种要求),爱是统摄所有社会关系的唯一原则:父子之爱、夫妻之爱,以及中国同胞之间的爱。”李海燕这样写道。这条原则得到了严格实施,她补充道,“任何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不断提倡爱的社会机构都被视为恶劣不合法。”由于包办婚姻恰恰是妨碍浪漫爱情的最大障碍,因此便受到了猛烈批判。在五四文学作品中,家长受到抨击,被描绘为压迫的根源;他们包办子女婚姻的自私动机也遭到无情揭露。在这个历史时期,浪漫主义的思潮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学者们将这一历史时期普遍称为“自由恋爱的鼎盛时期”。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女作家大放异彩的时期。她们创作了一些激情奔放的作品,赞颂恋爱中的女性所表现出的勇敢果断精神。她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专横的家庭制度和女性遭受的压迫作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情”转变成为“爱情”。同自由、平等和独立一样,爱情也成为表达个人最重要生活新理念的时髦词语,同时也证明追求浪漫爱情可以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存在的理由。
在个人身份历来根植于亲属关系或家乡纽带关系的中国,这可是一种巨大变化。儒家的社会关系体系历来以国家和家庭的需要为重,即使与这些需要并不相干的友谊也被视为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们决意建立一种与儒家旧模式截然不同的婚姻模式,不过他们担心由浪漫爱情引发的兴奋感会冲淡革命热情。
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哲学家老子就曾告诫人们,爱情是最强烈的情感,因为它可以同时伤害一个人的大脑、心灵和理性。
随着上文提到的向“自由恋爱的婚姻”过渡,继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吻和拥抱(这些在20世纪30年的电影中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中经常描绘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严厉禁止,被视为资产阶级堕落行为。在表达爱情时,鼓励中国年轻人相互借书,或者交换钢笔、笔记本。两人独处时要讨论革命理想,不能涉及个人感情,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生活作风有问题”。同异性亲密遭到公开的批判耻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浪漫爱情遭到压制时期出现的一个词语便是“谈恋爱”。当时这一词语指的是求婚过程,即在结婚前男女双方相处相识的阶段。这一说法之所以得到认可,是由于它被视为一种消除儒家包办婚姻的有效方法,可使男女双方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决定结婚。虽然对浪漫爱情也许更有帮助,但是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并没有使寻找婚姻伴侣变得更容易一些。
伊丽莎白·克罗尔在《当代中国的婚姻政治》一书中指出,除了家人鼓励女方要牢记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以外,她还要考虑男方的政治面貌。
婚姻再次成为交易活动。浪漫爱情原本是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共同支持并为之奋斗的理想(抛开了阶级或家族的影响),后来再次被等级化、商品化的家庭主宰婚姻所取代,要求有关各方完全站在政治的一边。
如今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某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一个价值1.05万美元的巨大玫瑰花束被送到了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前门。这里是著名的法国餐厅前哨。玫瑰花束足有一头小象那么大。“我们必须把门拆掉。”品酒师科朗坦·达坎对员工说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又补充说,示意找个人带上所需的合适工具,把那扇镶着玻璃的双开大木门拆下来。过了片刻,四个身强力壮中国人按照吩咐,将玫瑰花束抬进了餐厅。面前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两层楼梯。“我们可以把那位未婚夫叫下来。”达坎说着,又打了一些手势。“绝对不行。”他的一位同事插言道,“那会破坏求婚仪式。”
据以前管理这家餐厅的达坎先生透露,自马克西姆餐厅于1983年在北京开业以来,搬运巨型花束是常有的事情。作为在中国大陆开设的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外国商业机构,30多年来,马克西姆餐厅非常稳健地经历了中国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
如今,马克西姆餐厅也像其他许多外国人经营的服务场所一样,成为北京高端消费者享受美酒佳肴的地方。现年80多岁的知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让马克西姆餐厅重返中国。他主要被视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中国享有摇滚巨星般的地位。每当他在城市中现身时,街道纷纷封锁,为他的随行人员让路,名流云集。当年在中国东部的合肥市举行马克西姆餐厅开业典礼时,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前来祝贺。
渐渐地,马克西姆餐厅凭借其经过精心调配,符合中国人口味的法国招牌美食在中国有了名气。“我们每周要举行四到五场求婚仪式。”达坎一边说着,一边监督着几个工作人员把玫瑰花束抬上楼梯,身后留下了一长串玫瑰花瓣。“我们有一个记录所有求婚仪式的专用手册。每一场都比上一场更加奢侈铺张。”他语速很快地列举出了一系列求婚仪式。其中有位男士包下了整个餐厅,要求围绕着他和女友落座的地方把所有餐桌都摆成心形。
“花销很大,很费功夫。”他一边说,一边嗅着那个已被搬到二楼的巨大玫瑰花束。“这可是真的玫瑰花。”他又赞许地说道,“又红又芬芳,肯定花费了一大笔钱。”
达坎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法国人(仅凭这一点他身上便自然散发出一种浪漫情调),偶尔按着吩咐把戒指亲自送到餐桌旁。戒指有时藏在一块蛋糕里,周围包着餐巾纸,或者放在一个大浅盘里,用别的东面遮盖着。“那情景有时非常动人,尤其是在女人因为惊喜或动情而哭泣的时候。不过大多数求婚仪式都很浅薄。”他说。
两小时后,订购巨大玫瑰花束的那位男士同就很快要成为他妻子的女士一起来到了餐厅,在众人的陪伴下走到了用餐后要摆放极品鲜花礼物的餐桌旁。五道菜享用完毕后,小提琴手开始奏乐,随即巨大的玫瑰花束也被送到现场。一枚戒指亮了出来。已经是浑身珠光宝气的那位准新娘,看着那枚闪闪发光的两克拉钻石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脸上露出了微笑。
过了片刻,准新郎把法拉利豪车钥匙扔给了一位餐厅勤杂工,叫他把巨大的玫瑰花束装到车上去。那辆豪华跑车只能乘坐两个人,显然无法装下巨大的玫瑰花束。因此,那些鲜花就被留在了停车场。到晚上,附近购物中心的值班员工一看到这些鲜花,会拿回去自行享用。
早在这样奢侈的消费求婚仪式在中国出现或者承受得起以前,这种浪漫情调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到了1979年,人们已经为接受浪漫情调做好了准备。当年,《大众电影》杂志在封底刊发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The Slipper and the Rose)中的一张接吻镜头彩色照片,不料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
据新闻记者黄原竟在《汉语世界》上报道,新疆一位宣传干部称这张照片是“意在毒害我们年轻人的资产阶级堕落行为”,随即引起广泛的公众争论。这位宣传干部后来又澄清道,“我们并非不要爱情,问题是需要什么样的爱情。是纯真的无产阶级爱情,还是腐化的资产阶级爱情?”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11000封群众来信,其中2/3来信对那位苦行僧似的宣传干部的态度进行了谴责。
还是在1979年,小说《生活的颤音》搬上银幕。据说这部影片中有一个接吻镜头。影片首映前人们议论说,在拍摄影片时曾要求演员用塑料布把嘴唇包上。在观看接吻这场戏中,观众们伸长脖子,瞪大了眼睛,都想看一看包在演员嘴唇上的塑料布。可是正当男女演员俯下身来就要上演那激动人心的接吻戏时,据黄先生报道,“不料婆婆‘咣’的一声闯了进来,男女演员立刻就分开了。”
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爱情作为一种被压抑的人性从瓦砾中复活,再次获得新生。无数女作家在作品中对爱情展开了热情奔放,酣畅淋漓的描写,这足以证明在那些动乱年代爱情是何等地压抑缺失。
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遇罗锦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这篇作品1974年写成,1980年秋季发表。与当时流行的其他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一样,遇罗锦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以细腻的笔触揭示出她的家庭的不幸经历。父亲长期失业,遇罗锦的母亲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只领一半工资),养活丈夫和3个孩子。
接下来,作品又写到了遇罗锦自己。由于她在日记中对官方的文学政策发表一些不合时宜的评论(日记被没收),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据香港中文大学跨文化交际研究助理教授黎明茵(音译)透露,遇罗锦当时被送到了一个贫困村。那里的农业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立即告诉她要找个丈夫。因为接受劳动改造的未婚女性不允许一直单身,黎女士写道,遇罗锦就暂时借住在一位农民家的厢房里。最后,为了减轻母亲养家糊口的负担,遇罗锦决定把自己卖给一个来自比较富裕地区的男人。她在作品中描述了嫁给一个残酷虐待她的丈夫后的黑暗生活细节,接着又描述她如何认识到自己曾经有过的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误想法:她原以为在追求舒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自己可以压抑内心深处对于丰富的情感精神生活的渴求。
黎女士指出,遇罗锦对于自身错误的认识引发了广泛的公众争议。而火上浇油的是,就在她所写的文学作品正在出版的过程中,她本人也经历着第二次离婚。她的离婚理由是已经没有了爱情。根据1980年婚姻法修正条款,双方缺乏感情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遇罗锦提出离婚的理由完全合法;但是在实际中能否行得通,这便是许多旁观者拭目以待的事情。
然而最使公众感兴趣的是,遇罗锦坦诚地揭示出她的婚姻所具有的利益交换性质,以及她要维护一个女人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权利的真实愿望。黎女士在对流行杂志和各家报刊发表的非正式谈话中指出,遇罗锦自揭伤疤首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爱情在婚姻中的意义,以及婚姻与离婚道德问题的热烈讨论。她将遇罗锦的个人生活称为“公共文本,中国人通过它试图去解读出个人生活的各种变化玄机,认清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个人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以上角度来看,遇罗锦所写的作品不仅仅体现着个人为了爱情和自我实现而开展的斗争,也体现着“广大公众承认女性作为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幸福权力的人而开展的斗争”。换句话说,拥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并不是追求童话般的婚礼,化蝶登仙,甚至每天都要相互说上几句“我爱你”。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公正,一种最近100年来中国一直在争论,而又一直否定的社会公正。
未婚先孕
我的同事艳艳(音译)笑起来很羞怯,经常喜欢拖着平头猫跟鞋四处走动。这使我想起了米妮老鼠。她脸上常常挂着微笑,话语不多,每天在办公室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网购,或者照看自己的网上虚拟动画农场,因为农场里开花的作物需要耕作、浇水。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觉得这种事情那么有吸引力。“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农场。”她申辩道,还让我仔细看一看办公室内的情况。果然,我们每天在其中大约度过8小时的这家媒体公司办公室里,到处都能看到虚拟的网上农场,上面茁壮生长着南瓜、玉米和红辣椒等多种作物。这一切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饶有趣味。中国不是在尽一切努力搞城市化建设吗?为什么从农村移居住到城里的勤奋居民还在用心照料虚拟的庄稼地呢?
虽然我从未能够完全理解QQ农场为何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可是我的办公桌就摆在艳艳身后,真可谓其乐无穷。她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堆放着各种家用电器,好像是个小型的宇宙空间站。冬季的一天上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副可以充电的连指手套,戴上它,手指就不会冻在键盘上了。下面还有一双可加热的拖鞋,好像是专为宝贝辣妹设计的月球靴;另外还有一个台式加湿器,形状好像一个大橡皮鸭,能从屁股里巧妙地放出蒸汽来。
这些东西都是艳艳在淘宝网上购买的。淘宝也是使11月11日成为重大购物节的背后主要推手之一。11月11日目前已成为很有人气的全国性非官方光棍节。据说这个节日是由南京大学的几个单身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创立的。由于11月11日这个日期中包含着四个一,这几个学生断定,这一天将会成为对付情人节的一剂灵丹妙药。在光棍节这一天,他们可以庆祝自己的单身状态,并抑制同单身状态有关的一些负面因素。(www.xing528.com)
如今,光棍节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购节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阿里巴巴公司的一些下属门户网站,比如淘宝和天猫。天猫是淘宝网打造的企业购物平台,以正规商家为依托,销售的商品中包括数家外国品牌,比如汤姆·福特(Tom Ford)和塔吉特(Target)。
借助于机智营销,商业化力度以及改进的付款方式,光棍节的网上销售额从2013年的58亿美元稳步上升到2016年的178亿美元。这个节日有点像美国的“网购星期一”,为每个人提供较大折扣的网购优惠;还有专门向单身者销售的特色产品,包括低热量快餐面(专门为不能自己做饭的城市单身者定制),带有双臂双腿,真人一样大的枕头(专门为那些渴望有个背对背靠卧大枕头的单身者定制)。2016年,马云将光棍节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节前举行了一次有明星人物捧场的盛大倒计时欢庆活动。退休的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以及贝克汉姆夫妇等一线明星人物纷纷光临现场。原本还安排了美国流行女歌手凯蒂·佩里现场演唱(她被中国粉丝亲切称为“水果姐”,因为她的服装总是带有水果色彩和造型),最后却因故取消。有些网民猜测,因为凯蒂·佩里对美国大选结果非常失望,所以无法到场表演。
我知道,我的许多女同事每天上班时花费很多时间在淘宝网上浏览商品。我不是看了她们的电脑屏幕后才了解到这一情况的,而是通过每天送来的快递猜到了实情。对于工作在中国各地办公大楼的年轻女孩来说,等待快递的到来是每天翘首以盼的一件事情。根据我的实际观察,每当快递员来到办公室门前时,QQ信号就停止了,就像心跳暂时停止了一样。就连热水机似乎也临时出于敬意,不再发出“嗡嗡”“咕咕”的响声。然后她们经常是面面相觑,“又有人在等待快递邮件了吗?”“会是谁的呢?”大家的心继续悬着,直到快递员喊出了收件人的名字。如果被喊到的女雇员不在办公室里,有位同事就会冲上去,替她接收快递,然后把包裹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显示出网购姐妹们团结一致的不凡气概。
“你一定要在书里写一写淘宝。”有一次艳艳严肃地对我说,“它改变了许多中国年轻女性的生活,让我们不再那么依赖男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即省力又便宜地为自己买东西了。”不过当时她没有提到的是,淘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她自己的生活。
“今年我准备送给自己一个礼物。”有一天她轻声地对我说。
“什么礼物?”我问道,心里在想不知道她还缺什么家用电器。
“一个宝贝儿。”她回答说。
“啊……”我惊叹道,心里纳闷,不知道淘宝是否还有个叫“淘宝贝儿”的分店。
“如果你想要一个金发碧眼的宝贝儿,运费是相当高的!”
可是当她用手指了指自己那娇小身体的中间部位时,我知道她心里想的是要购买其他东西。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和艳艳、瑞安一起去吃饭。瑞安是从美国阿拉斯加州来的同事,我和艳艳同他关系很好。我们吃的是辣白菜、辣青豆、黑胡椒牛肉,还有萝卜泡菜。艳艳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述了她那隐隐作痛的卵巢情况。
她的哥哥和嫂子刚生了一个男孩。她很喜欢那孩子(艳艳的哥哥出生在实行独生子政策以前,而艳艳出生在刚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她要求我和瑞安给她的侄子起个英文名字。我们提议就叫Jack(杰克)吧。一到周末,艳艳就去远郊看望杰克。她经常给我们看一些胖嘟嘟的小杰克身穿精心制作的婴儿连体装的照片,装扮成龙、老虎、毛毛虫或毛驴。小杰克似乎大部分时间都被在包裹一层又一层的桃皮绒布里。我和瑞安不禁在想,小杰克的父母是否暗地里在用他来擦地板。
但是艳艳却高兴得眉飞色舞。她非常想要一个自己生的孩子!
瑞安问道,“你打算和谁生这个孩子呢?”他注意到艳艳根本不提男人。
“啊,那并不重要。”艳艳回应道,“反正我今年要结婚,所以我会找一个丈夫同我生孩子。”
“你现在有人选了吗?”瑞安问道。虽然我们都相信艳艳有能力自己养活孩子,但是养一个非婚生孩子受到的惩罚会让人感到一点乐趣都没有。前面讲过,由非婚父母所生的孩子无法成为合法的社会成员。
“还没有,不过我会找到的。只要他‘靠谱’就行。只要别太能喝酒,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就行。”
“难道你不想嫁给一个至少你爱的人吗?”瑞安问道。我一言不发地听着,还真有点希望艳艳能告诉我们说,她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充电器插排,可以让她随便什么时候怀孕都成。
“不想了。我太累了,没心思考虑那个。”艳艳说道,“你不知道工作忙吗?”
随后尴尬地沉默了几秒钟。
“你以前恋爱过吗?”瑞安问道。他特别善于打破沉默,问一些咄咄逼人的问题。他是我在中国工作、生活这5年里的忠实朋友。如果没有他,这本书也不可能写成。
“嗯……我想没有过吧。”艳艳说道,脸上浮现出茫然的表情。在我们那次谈话时,艳艳29岁。瑞安和我自然认为她有过恋爱经历。
“你迷恋过别人吗?有过那种紧张不安和头昏的感觉吗?就像仓鼠(hamster)坐着轮子在你肚子里乱窜?”瑞安问道。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听不懂艳艳所说的话了。
“火腿-爆破物?(这里艳艳把仓鼠hamster一词听成了两个词“火腿”ham和“爆破物”burster)”艳艳问道,她感到更加迷惑不解。本来瑞安可以选择比较容易翻译的比喻说法,因为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想不起用中文如何说hamster(仓鼠)这个词。不过到最后结果还算不错。艳艳确实喜欢吃火腿,甚至还把自己喜爱的英国球星贝克汉姆(Beckham)称为Bacon-Ham(咸肉-火腿)。对于她来说,把爱比喻成“ham-bursters”也完全讲得通了。
“啊,是的,有过那些感觉。”艳艳说道,“不过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些事情现在就不合适了。”
刚一开春时我就注意到,艳艳在淘宝网购物的特点开始发生变化。她不再急于把收到的包裹立即打开,也不再与办公室的女同事兴高采烈地谈论她最近购买的那些小商品。她似乎喜欢上了吃鸡蛋。她每天早上都要在办公桌前吃一个煮鸡蛋,把蛋壳扔进装鸡蛋的同一个小塑料袋里。
中午吃饭时,我们甚至都无法让她品尝那些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吃的辣菜。凉的东西,比如以前我们有时开心大吃的绿豆刨冰,或者花生泥刨冰,她也不再吃了。没过多久,她就向瑞安和我宣布:她怀孕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既为她感到非常高兴,也替她担心,因为我们多少了解在中国那些非婚生婴儿的母亲面临的难处。
“我想你们可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她有点局促不安地说道,“真的没有经过事先安排。”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艳艳认识了一位也是来自她的家乡安徽省的男青年。他比艳艳小四岁,这使艳艳心里感到不太舒服。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只干着普通工作,但是对艳艳很好。艳艳一发现自己怀孕了,男友就立即建议结婚。
起初,艳艳对自己怀孕感到很害怕。虽然她真的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而且她的家人肯定不看好孩子的父亲。不过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便承担起责任,开始准备做母亲了。
在还没有通知家人要结婚的情况下,艳艳和她的未婚夫花费5000元人民币拍摄了结婚照。中国人的结婚照很有特点,一般都在举行婚礼几周前拍摄,新郎新娘的穿着好像是游乐宫服装一样。在我看到的第一张结婚照里,艳艳好像是站在一个大轿车前,身穿缀饰着许多荷叶花边的礼服,向斯嘉丽·奥哈拉(美国电影《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表示敬意。她的未婚夫非常精心地梳理装扮了一番,身穿三件套礼服,戴着中分的假胡须,雄赳赳地站在她身边。在另一张照片中,他们两人似乎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打水商店一样的店面前共同分享着一个汉堡包。艳艳穿着一条狮子狗裙,她的未婚夫背靠着点唱机,回头含情脉脉地看着她。为了拍摄这张结婚照他们让他穿上了配有蕾丝白领,镶着褶边的绿黄色礼服,使他看上去就像一瓶由人装扮成的玛格丽特鸡尾酒。
“他的脸太胖了。”艳艳一边不满地说着,一边翻看他们在一架风车前摆出俏皮的姿势拍摄的各种情景。
艳艳在电脑屏幕上略微把照片放大了一些。“他的面相很和善。”我说道,因为我真是这么想的。
“不要紧。”她果断地说,“下周我们就去结婚登记处登记了。”
婚姻的多种形态
因为感到好奇,想要更多地了解婚姻登记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决定亲自到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走一趟。它位于北京市最大的足球场(工人体育场,是强大的北京国安足球队的大本营)对面的一条侧巷里,方便寻找。使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这家平易近人的婚姻登记处同时也是离婚登记处。实际上当我跟着别人走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来到了一个里面摆放着3张敞开式长桌的房间时,我希望看到至少一对穿着漂亮的恋人在交付9元钱登记费(登记为夫妻)。然而我遇到的却是一对勃然大怒的夫妻。从他们的激烈争吵中,我猜测出他们要中断婚姻关系。但是丈夫忘带了一些重要证件,因此那天上午他们就离不成婚了。不言而喻,那位就要变成他前妻的女人很不高兴。
我感觉他们可能要谈一些私事,所以我就回到走廊,随手翻看几本公开展示的小册子。有一本的内容同收养有关,另一本中列出了一些婚姻登记的相关要求。除了出生证明、健康证明、户口和工作单位开出的结婚证明外,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要同外国人结婚时,还要求中国家长写一封同意自己子女与外国人结婚的证明,在签名下面还要按上两位家长的食指指印。
转来转去,我又朝着行政办公室走了回去,在一个开放式小舞台前坐了下来。舞台上挂着在人民大会堂可以看到了那种红色帷幕,正中央有一个实木演讲台,上面装饰一个插着红色、粉色和白色塑料玫瑰花的大花盆。玫瑰花上落满了灰尘,急需打扫。下面是一个电子显示牌(就像在洋基队比赛中看到的那样),上面可以显示日期和时间。后面是一幅描绘龙凤在半空中相会的大型金黄两色壁画,旁边挂着中国国旗。显然,这就是新婚夫妇拍摄纪念照的地方。我心里在想,这是否也包括在9元钱的费用里面?
我坐在婚姻登记办公室的房门近前,可以听到里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大。最后这声音终于小了下来。还没等我来得及掩饰偷听的样子,婚姻登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同那位丈夫一起从室内走出,来到了走廊里。她让他坐在了一把面对舞台的椅子上,把他当作一个需要休息的小孩子。“你为什么想要离婚呢?”她站在他的面前严厉质问道。当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时,她又摆了摆手指。他回头看着她,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好像是让妻子大声数落得心里都麻木了一样,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挠着头皮,好像是嘟囔了一句:“我们合不来。”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往前凑了凑,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几句话过后,我明白了,她要劝说他放弃离婚的念头。
对此我并没有完全感到意外。直到2001年,中国人在可以离婚前必须得到所在单位领导的同意。我曾经遇到一位男士,他20年来一直在工作单位负责劝导别人放弃离婚念头。“我通常不赞成这样的要求,两年过后,他们就会重归于好。”他说。我还记得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网站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说,有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因“挽救”了近240对要离婚的夫妇而受到表扬。她有自己的诀窍:经常说办公室打印机出了故障,所以当天无法处理离婚文件。显而易见,许多夫妇嫌麻烦就不再来了。
这位结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在文章中受到了表扬,被树立为模范工作人员、模范公民、道德卫士。这本身并不新奇。中国政府一直大力动员各种机构和传媒出版物(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便是其中的一例)推举模范公民,把他们树立为英雄人物。广受称赞的雷锋享有全国性的纪念日,也是全国各地中学生写诗赞颂的人物。每当在社会的某一方面需要提高公众意识,或者影响公众舆论的时候,“道德英雄”便应运而生。我可以想象,表扬也会成为一种推波助澜的传播力量。
在过去12年里,中国的离婚率增加了8%。说来也怪,这几乎相当于直到201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离婚率并不是中国政府值得骄傲的事情,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地区,离婚率高达40%。
为了解决纠纷,正当结婚登记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走廊里劝说那位要离婚的丈夫时,另一位工作人员在想方设法稳定住即将同他分手的那位女士的情绪。她显得火气更大。我无法说她那么生气是否有理,也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她那样对待丈夫太不人道了。她气呼呼地走出了结婚登记处,要求丈夫去另一家结婚登记处当天办理完所需的离婚手续。他同意了,并且说他会回来的。“我不会等你的!”她说着就用手里的一把文件敲打他的头部。我真为他们两个人感到羞耻。
他们离开后,我就趁机同一直处理他们离婚案的两位工作人员攀谈起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我先问那位比较年轻的工作人员,她似乎更有可能透露一些实情。
“有时会这样。”她说道,“最近我们遇到了许多离婚案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要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要求。”她接着解释说,她的工作就是询问一对夫妻为什么要离婚。有时夫妻两人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当场离婚。还有些时候他们会回来三四次,最后决定继续生活在一起。
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位工作人员觉得她的同事不应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于是便走了过来。
“你刚才看到的那对夫妻应该继续生活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希望。”她解释说,两眼放光,似乎是在观演审定一部婚姻童话。“他们有个7岁的儿子。”
她对我说,这一家婚姻登记处非常自豪地每天办理五六对新人的结婚登记手续。不过她没有告诉我每天受理多少离婚案件。我感觉她要对我说一些套话。正在这时,有位保安找她有事,所以便省了一番口舌。我想重新在年轻的工作人员那里试试运气。因此,我改变了提问方式,问她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是什么。
“闪婚。”她解释说。也就是两个人刚刚认识不长时间就结了婚,这可能是最常见的离婚原因。我从张梅那里曾经听到过这个说法,她也跟我讲过一位闪婚朋友的经历。她和丈夫已经领了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可是就在举行婚礼前,他们却离婚了,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安排婚礼活动意见不一致,争吵不休。
第二个原因是个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不可调和的分歧”。家庭问题是她提到的另一个原因,“即使夫妻两个人能合得来,如果他们双方的家人合不来,他们的婚姻也长不了。”
“裸婚”是张梅向我介绍过的另外一种婚姻。它指的是两个没有什么财产的恋人(通常非常年轻)之间的结婚——没有汽车,没有住房,也没有其他必备的基本条件。一般说来,这样的婚姻被视为浪漫的婚姻,因为男女双方更看重彼此间的爱情,而不是每一方带来的财产和资源。这样的婚姻在2011年首映的高收视率中国电视剧《裸婚时代》中被美化了。不过广大公众舆论认为,尽管这样的婚姻理论上显得美好,但很少有人愿意在生活中付诸行动。“如果男人不肯在她们身上花钱,大多数传统的中国女孩都不会相信他的爱情。”张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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