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与发展

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赋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有的从发展战略上来描述，有的从改革的顺序上来刻画，有的从经济发展的某个方面来定义……也有不少刻意避开了乃至抹杀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而言，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种种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

一、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的紧密结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的建设走上新路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再宣告“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从历史上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从现实来说，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不能改变两极分化、贫穷落后、内乱不断的状态，要想发展就很不容易，即使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从理论上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凝聚力，才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所以，自建立新中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却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以致一再出现忽视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特征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口号，这就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反而遭到质疑。

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而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特别是破除那些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3]，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4]。

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的更典型的表现，则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提出改革开放的任务。

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5]，因此，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怎样坚持”的问题：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6]这就突破了把已经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新路。由于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建立了和不断完善着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又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去弥补和克服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消极方面，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7]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确实、不正确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这种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而不是当作目标，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当然要正视由此带来的影响，坚决开展反腐蚀的斗争，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但却不能因此而对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发生动摇。事实上，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带来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影响的时候，我国还是以趋利避害为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典型表现。江泽民指出，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创造；指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贡献^[8]。

二、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在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国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具体国情考虑不足，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发达资产阶级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以致离开了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去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挫折。影响所及，又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

邓小平关于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而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破解了这个世纪性难题。他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而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实际就是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0]。(www.xing528.co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党的十三大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展开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论述：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3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确立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实践证明，只有长期坚持这条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方针和制度，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的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实行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它使私营、外资、个体、集体、合作所有制等不同经济体制同时并存，而又依然坚持公有制为基础，“中国正是以这种发展模式给予非国有制经济以巨大动力，并给予中国经济发展以极大的活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还为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认为，这种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日本的《读卖新闻》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影响。在有些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提出的新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1]胡锦涛正式提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这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战略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联结和贯通起来，从发展道路的高度加以集中地概括。这就是说，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国际战略，而且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内外的标志性特征。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2]。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就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由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向前发展等世情所促成的。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而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却决定了我们必须，也可能践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我们参与维护和建设现存国际体系，又积极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永远不称霸。我们还倡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说，中国领导人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在科学和实践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13]。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内表现为我们实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我国的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新的发展要求。适应于这样的形势，胡锦涛提出要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此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加快形成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致力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实现科学的发展、节约的发展、清洁的发展、安全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与和谐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